第29章

                                    却嫁了个地主。那地主婆当出头了，捡了一个好主儿翁息元；好日子没过几天，好男人也死的了，你说她背兴不背兴？背兴。但她还是没办法，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语，她还得认着。人死不了就得活着，横竖都得活着。古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劝人想开点，较什么劲。翁送元喋喋不休地说。不是叫劲，是想活得落忍。什么叫落忍？就是甘心情愿。你瞧瞧你的乡亲，粮食没几粒，酒水没几滴，但吃着酸菜都傻傻地乐，他们心里想得少，没那么多苦恼，这也叫活得落忍。你就说咱俩吧，放着好好的工厂不呆，偏偏跑到乡下，虽然吃穿都比他们强，但心里从来没有踏实过；咱不想来这个窝囊的地方，不是被挤兑的么？就只有来。来了就不甘心，想折腾折腾。这运动正好叫咱们折腾，一折腾心里就痛快。甭管别人好受不好受，咱们先好受了算。但这老山背后的人不经折腾，他们不会还手，折腾着就没多大劲了。在工厂里折腾的那会儿，才叫来劲儿。那儿的人见多识广，鬼点子多，能力也强，你要想折腾出彩来，真得下点心思。这一动心思就有味道，取得一点胜利就觉得其乐无穷，越折腾越想折腾，咱这政工干部就当得比什么都滋润。那时候过得才叫落忍。凌文静兴奋地回味着。翁送元说，你这个落忍可不咋地，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要是遇到好汉出世，非得把你宰了不可。留着你是个祸患，你是自己活着就不让人家活。翁送元，你甭他娘地说漂亮话，你是什么好鸟儿？你一不痛快就拿锅炉生气，烧得忽冷忽热的；你这也叫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当贼哪知贼的快乐，不跟人斗，哪知斗人的快乐；人生一世就得寻求快乐，充圣人、当君子，整天端着架子，劲劲儿的，能有什么快乐，所以鲁迅说人生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你看鲁迅骂了多少人，他越骂越痛快，把自己骂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翁送元乐了，肏！凌文静你真他娘的能白话，骚搅一片理。要不你损话能说得出口，斗人能下得去手，你把不是当理说，每干损事都落忍。你的心都让狗掏吃了，你只剩下一个不老实的身子，所以你浪，没心管着你，闲得陌惶，浪得只想干那事。翁送元，你千万别这么说，干那事也是一种革命，一种斗争；你是以自己的心灵跟自己的身子斗，把身子斗争得越狠，也就是折腾得越狠，你的心灵就越痛快。这叫心灵解放，这叫活得落忍。翁送元大笑不止。啊呀呀，凌文静啊凌文静，你真是一块活宝，难得的活宝，咱个大老粗能摊上你这么一块活宝，也应该落忍了是不？那咱就现身说法，让咱的心灵跟咱这身子斗争一次。斗争一次就斗争一次。凌文静也说。

        凌文静的说法让翁送元大开了眼界，那鄙俗的活计居然还有这么堂皇的依据，便也怀了一点庄重认真地干。果然味道不俗。便说，咱们再斗争一次。凌文静说，你肝不好，注意点身体。你不是说对身子斗争得越狠，这心灵就越痛快么？没有关系，再斗争一次。就又斗争了一次。

        循着凌文静的理论，翁送元戏滤地说，凌文静，你和我之间也是一种斗争关系，你是在与我的斗争中，得到你的快乐。凌文静一笑，也可以说是吧。所以说，你是为我的身体而来，将来还是为我的身体而去，我要对得起你，咱就再斗争一次。凌文静很庄肃起来，摆一摆手，得得，斗争是分阶段的，这阶段的斗争已达到目的，宣告结束。

        空虚寂寞的翁送元给他以后的日子找到了立足点，就是他永不魇足的肉欲生活。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两年，大限便来临了。

        那日，他喝多了酒。中午喝多了酒，便睡下了；待半夜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了。他的肝隐隐作痛，搅得他心烦意乱。他用身子碰了碰在睡梦中的凌文静。凌文静一翻身，“干什么？”

        “老头配老婆，早晚那点儿活儿，你说能干啥？”翁送元说的还是他的俚俗哲学。

        凌文静又把身子翻过去了，“没心情。”

        “咱有心情。”翁送元低声下气地说：“咱娘的睡不着，请凌文静同志同情同情。”

        凌文静躺平了身子，“要弄，你自己弄。”不耐烦地说。

        “自己弄，自己弄，不劳大驾，不劳大驾。”翁送元涎笑着说。

        翁送元便在瘦腿间动作，来来往往斗争不止。

        突然，男人的身子一顿，凝固在一个姿式上不动了。

        “快动啊，动啊！”女人催促着。

        依然是不动。“不动就算了。”女人推了他一把。

        男人顺势仰翻在炕上，无声无息。

        女人叫了几声，不应，便感到蹊跷，把油灯点了。

        移近一看，她吓坏了，“送元！”她尖叫了一声。

        只见翁送元牙关紧咬，眼珠外翻；灵魂像出壳了。

        ……

        连夜送公社卫生院，说是肝昏迷；过了不久，出现了肝腹水；两个月后，死了。

        尸体运回后岭，挨着翁息元埋了。

        凌文静久久地站在翁送元的墓前，没有眼泪；但脸色愈加阴冷，甚至可以说是冷峻。

        还有些刚毅的色彩。她心里想：宿命地说，翁送元应该死在这里，还能全合身子葬在祖坟上，与他的弟弟翁息元在一起。不然，人在外，客死异地，做为党员的他还得火化；所以，他虽说不是荣归故里，但可以说是魂归故里。他是幸福的。而自己呢？

        她的心迷茫了，眼泪便下来了，浊浊的，流得很慢。

        刘淑芳和翁七妹过来搀扶她，让她回家去。节哀。

        到了家里，看到黑洞洞的屋子，她泪水汹涌，但她不哭嚎。刘淑芳们去嚎阳得不可遏制，她们不忍见她们的婶母如此悲抑。死亡能软化人们的心。

        凌文静整天在屋里坐着，一动不动。翁家人轮流给她做饭，给她端过来。新做的饭端过来，原来的饭菜一点不曾动过；来人便含泪端回去。到了七天后农村所谓的“圆坟”之日，她又到翁送元的坟上去了一趟，静静地站了很久。

        第八天早晨起来，刘淑芳去给她送饭，见到房门挂着锁，钥匙放在窗台上；打开门一看，屋子收拾得异常干净整齐。桌上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走了。

        凌文静就这么悄悄地走了，没有告别，也不需送别，以她自己的方式。

        一个不属于后岭的女人走了，给后岭人留下了复杂的回忆。

        一年后，上边要求各大厂矿定点支农。机械厂考虑到翁送元的因素，把后岭定成支农点，为后岭扯上了电。翁送元生前动过这个念头，但没能实现；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他是哭，还是笑。

        第八章

        一

        已到了上学年龄的翁大元，依然是个野孩子，在村街上跑。早晨的风刮得烈，吼吼地，如逃犬急吠；他的破麂皮帽子被风刮跑了，便去追。一追就追到村口，碰到他的爹翁上元正赶着大车朝外走。翁上元一边抹着风刺出的稀泪，一边懒懒地甩着鞭子。

        “爹，你干啥去哩？”

        翁上元一回头，“去公社接人。”看到翁大元的帽子拿在手里，他吼着：“还不赶紧戴上，把你的耳朵冻掉了。大清早的，你跑出来干啥，快回去！”

        翁大元没有动，问：“爹，到公社接啥人？”

        “接城里下放的一个什么右派，姓南。”翁上元回答说。

        “啥是右派？”

        “说(尸求)的你也不懂，快娘的回去，冻掉了耳朵，小心揍你！”说着，竟把鞭子伸过来，鞭梢在翁大元的耳根子上划了一下。翁大元吓得跑远了。

        掌灯时分，翁上元才回来。进屋便蹴在火炉边，把那冰坨般的手，直直地朝火上烧。咝咝地冒出青烟，缕缕焦臭便随着那青烟直直地灌进鼻子里。然而他竟很惬意，舒坦得直笑。

        “姓南的右派呢？”翁大元问。

        “自己卸行李呢。”

        翁大元跑到那大车边上，见那架车的牲口也拴进棚里了，呼噜呼噜地直咳嗽。那车被顶车杠顶着。一个穿黑色中式棉袄的汉子正弓身扛车上的一只大背包。那背包绑得滚圆，白白地结着一层霜。那人吃力地扛上肩，猛地挺身，以期扛稳了迈步。但却啪地掉下一个东西，他便紧张地低下头，那包便哧地滑下来，落到了地上。他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是一副眼镜。他朝眼镜上哈口气，用袄袖擦了擦，就又戴到眼上。他再要搬那只包，竟搬不动了。努力半天，依然不动；他颓然地咧一咧嘴，手拼命地往袖里抄。他被冻坏了。

        翁上元出来了，一把就拎起了掉到地上的背包，另一只手拍拍那人身上的霜粉，“南先生，走吧。”

        这便是姓南的右派。

        南先生吃惊地看了翁上元一眼，紧接着便连连哈腰，“多谢，多谢。”那个样子很是滑稽。

        随翁上元走了几步，他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车转身子往回走。原来车上还有一个大网兜，网兜里有两只崭新的铝盆和一只雪白雪白的瓷盆。他吃力地拎着，走得趔趔趄趄，将要迈坎时，一下子蹬脱了，身子前后左右摇晃，在一番挣扎之后，竟砰地摔倒了。那网兜甩得远远，盆们亦顺势脱了那网线的羁束，在坎坡上潇洒地翻滚，且叮当奏清响；那暮色中的山环里，便有一群雀子喳地飞起来。

        翁大元感到极好笑，放开嗓子乐。这就是城里人，这就是南先生。

        南先生被领进翁送元曾住过的屋子；那屋子凌文静走后就没人住，怕勾起一些伤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