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守卫边区北大门
●初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农历年刚过，延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人民领袖毛泽东情致颇高，他热情地称赞：“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了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勋，听取了习仲勋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热情地鼓励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亲切的话语给习仲勋以莫大的精神鼓励。
习仲勋还清晰记得：一九三六年，自己两次赴关中工作之前，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张闻天也先后找自己谈话，也同样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约见，听取意见，指示工作，慈祥可亲的笑容、真挚殷切的话语，寄托了无限希望，从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二月中旬，习仲勋移交了西北党校的工作，离开延安到绥德赴任。
绥德地处陕北重镇榆林以南，无定河与大理河在县城交汇向东注入黄河。自北朝西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绥州、上州之称，被誉为“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绥德城在古时就处于陕、蒙、甘、宁等省区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汉武巡边都从这里经过。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陕西早期中共党员、革命先驱李子洲等均出于此地。在县城东疏属山上和城西马鞍山下，有秦始皇长子扶苏和秦名将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汉太守李广寨；城南“一步岩”处修有纪念韩世忠的蕲王庙；城西合龙山上有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十八处刹宇和仿木结构九级砖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千狮桥”与“龙凤大桥”遥相呼应，构成了陕北石雕工艺和桥梁建筑完美结合的独特景观，记录着当地历史的悠久和传统的文明。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
心里不要害急。
三十里铺来遇大路，
戏楼子拆了修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们二人没盛够。
……
诞生于此地的这首浑厚、淳朴而又粗犷悠扬、传唱不衰的陕北民歌，生动道出了绥德一带特有的黄土风情，反映了当地民间深厚的文化蕴藏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
由于绥德人口众多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全局发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至北大门主持工作，足见用意深远。
习仲勋到达绥德后即到地委机关驻地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九贞观位于县城西门内的雕阳山，是明清时代一座道观，分为前后院。习仲勋被安排在后院一孔朝南的窑洞里住了下来，既作宿舍，也是办公室。习仲勋特地把毛泽东写在漂白布上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挂在墙上，以时刻鞭策自己。习仲勋的到来受到了春节前到职的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自治民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地委的同志还在九贞观大院的墙壁上贴上了红绿色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语，表达了对这位青年领导者的信赖与拥戴。
在习仲勋来绥德前，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司令部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高级干部云集绥德，无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来说，既要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又要做好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
习仲勋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
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绥德就是严重的赤白对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当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之时，中共中央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安全。经国共双方商定，特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机关设在绥德警备司令部内，对外以警备司令部民运科发生关系。特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委。为了巩固河防，边区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绥德界首村设立河防县，管辖吴堡、清涧、绥德各一部分区域，同时成立中共河防县委，隶属绥德特委领导。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绥德地区却委派了一个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剧，何绍南利用自己与侵华日军坂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又颇得蒋介石器重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专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兵力四百余名，又收买兵痞、土匪等，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制造磨擦。其在绥德两年，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工作人员，公开袭击八路军官兵，贪污侵吞群众钱财和救灾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绥德特委领导警备区军民同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粉碎何绍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强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接替陈奇涵防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翌年二月，何绍南畏罪逃离绥德，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兼任专员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后，警备区五县党的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中共特委机关公开对外办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加之国民党连续对边区发动武装磨擦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还有人幻想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据此，习仲勋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形势和任务及绥德实际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鉴于绥德当时由中央和各根据地调来干部较多，又有当地干部和一些旧职员教师等实际情况，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机关、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着眼于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政权和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后来的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地区军民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时的习仲勋还不足三十岁，但已担负起领导陕甘宁边区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的历史重任。
●郝家桥调查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据此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一九四三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由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选调的调查组人员是：中共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田方等。临行前，习仲勋在自己住所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开会，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他介绍说，绥德在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广大贫农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习仲勋特别讲了移民问题。他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移民运动，实际上已把移民工作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都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还就调查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清明过后，万物复苏，时令虽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但陕北高原的寒意还迟迟没有退去。四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
郝家桥地处深山之中，是沙滩坪区一乡的一个行政村，因为村子前修有一座碎石桥，村里又多为郝姓人家，故称郝家桥。过了前桥就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郝家桥在几个自然村之间，处居中位置，所以沙滩坪区一乡乡政府就设在这里。
习仲勋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通过调查了解到，刚四十岁出头的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A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当时的《解放日报》评价说：“刘玉厚以身作则，积极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尊敬。”
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习仲勋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对这位长自己十多岁的农民兄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咱什么也解不下，只解下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习仲勋详细询问了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刘玉厚回答说：今年打算在五十二垧土地上深耕七次，每垧（谷地除外）上粪十五六布袋，锄草三四次，谷子地要改撒种为耧种。要溜崖掏畔，坚决完成增产五石粗粮目标。他还说：今年婆姨（妻子）要学会织布，使一家人自穿自织，犁铧要换新的，鸡娃羊羔多下几只。自己还背了两冬的石头，准备请匠工把新窑砌起来。
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想，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不就是为了使这些劳苦群众过上好日子吗！
调查组的同志还发现，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指示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等，调查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工作。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使摇崖、拍畔、打坝、挖窖、按种、深耕、锄草、施肥、翻秋地、旱耕等农作方法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发展副业（城镇发展商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仅警备司令部在一九四三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就开垦荒地七百余块，产粮九百余石，收菜一百二十余万斤，养猪近二千头，纺毛线八点六万斤，棉纱六点四五万斤。军工厂年产棉布四千八百匹，棉衣四千套，单衣四点七六四万套，皮衣一千三百五十件，军帽四千顶，鞋子一点五八万双，毯子一千八百床，绑腿三千副，满足了该部官兵被服装备的需要。全年生产总值折合小米四万余石，解决了部队大部分粮食供应，尔后又达到了全部自给。
秋收以后，刘玉厚来到地委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说： “一年下来自己家里收成不错，收了谷子五石五斗，高粱三石五斗，黑豆五石五斗，麦子四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糜子六斗，绿豆一石，芝麻一斗，洋芋二十五袋，南瓜四百多个，棉花二十五斤，除去四石三斗租子和缴公粮外，足够全家一年吃穿用了。”他还说，原来由他三弟给别人家揽的十七只山羊，已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七只绵羊、五只山羊。今年还开粉房，又喂了一头母猪、三头肥猪、七个猪娃，还有五只鸡，今年又受奖得一头牛。由于吃的用的宽裕，还给三弟定了婚，决定明年二月为其娶亲。习仲勋耐心听着这位靠自己辛勤劳动过上丰衣足食生活的农民数说家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习仲勋的倡导和郝家桥经验及刘玉厚事迹的鼓舞下，绥德地区又涌现出许多典型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如工人郝玉亮，吉镇的王德彪、刘金英，四十里铺的汪丕应，佳县的阎开增，吴堡的任逢华等。习仲勋非常关心这些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的进步和生活，及时通过他们了解农村和社会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改进机关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大生产运动中，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还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习仲勋在地委干部会上动员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大家动手，搞好生产。只搞机关工作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是轻视体力劳动、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在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参加农村劳动，同时也按规定完成个人的生产、纺线任务，使党政机关的生活办公费用达到了自给自足。
郝家桥减租减息的经验，对全绥德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的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
郝家桥移民经验也在全地区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习仲勋指示党政军机关反复宣传边区政府鼓励移民南下的决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周密安排组织下，一批批移民自愿离开家乡，结队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县农民李增正带百多人的移民大队，步行二百五十多公里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地委、公署领导为之举行了热烈欢送晚会。这些农民一路高唱自己编写的民歌，抒发内心对党的移民政策的拥护之情。歌词唱道：
佳县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垦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
呼儿咳哟！
尽是一片米粮川！
叫老乡，仔细听，
移民开荒真光荣，
各州府县来欢迎，
呼儿咳哟！
送了好多慰问品！
习仲勋从在郝家桥蹲点调查开始，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数十年的亲密交往和友谊更是感人至深。刘玉厚的事迹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后，即被树为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支前担架队成员参加“三战三捷”和陇东战役，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营教导员、后勤保管员等职。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八十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十月一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年，作为全国特等劳模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习仲勋、王震、刘景范等领导同志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九五年秋，刘玉厚逝世。习仲勋闻知后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当习仲勋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之时，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在决定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卜”，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应当说，从习仲勋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干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在整风转入审干时还是小心谨慎的。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习仲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勋同志对绥德审查干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勋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干，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干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而且发展得日益严重起来。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发生了在校内墙上秘密贴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头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视，遂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习仲勋也到绥师作了动员报告。
随着审干和清查内奸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床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勋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干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党内一种倾向如潮涌来时，靠个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门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的。在整风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面前，习仲勋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他对问题严重性有了一定认识时，便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决定把绥师作为地委的重点来抓。为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地委决定调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他还亲自找学校的师生代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
但是，“抢救运动”由于没有在源头上得到遏制，个别地方领导也开始不冷静起来，“抢救运动”还是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于是，开斗争大会，先是斗争原来曾在国民党政权供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务”。后来运动又指向了外来干部，指向许多不远万里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会在绥师召开。一位从四川来延安的大学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继而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发现了，要追查到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这场已走偏方向的“抢救运动”上下贯通，相互影响，愈演愈烈。进入十月以后，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干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作报告”、“开大会”等，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照相”的方法，即开会时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脸色神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六百零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也集中起有问题或认为可疑的干部四百二十五人，对他们进行“抓特务”，“抓假党员”，体罚逼供，还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关进绥德专署监狱。
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噪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强烈震颤和焦虑不安。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甄别纠错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曾开会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也曾说，“抢救”，我有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边区各分区甄别工作会议。
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七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不久，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写下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同时指出：延安查出的两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他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时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治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领导同志头脑也发热，保安处的一位同志就说：鬼头鬼脑，鬼鬼祟祟，这么大的娃娃也被特务拉了过去。一次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把西北局干部科一个科员审得也“坦白”了。当时还怀疑一位教师有问题，以后都给予平反，习仲勋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责任。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勋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时为《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记者、后任习仲勋秘书的田方回忆说：当绥德的整风学习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林坚夫妇慑于延安“抢救运动”出现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便私自出走，离开边区。边区保安处即下令通缉。当时通讯处三人党小组，只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因而心情非常紧张，唯恐大祸降临，说不清楚。为此，习仲勋到通讯处同我谈话，做调查研究。他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你和他夫妇俩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那时，通讯处在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的小别墅内办公。习仲勋说，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让我搬回地委宣传部办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职务，从而使我逃过被“抢救”的劫难。全国解放后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的殷参回忆：习仲勋在绥德时，我在地区文协工作。整风审干之时，我被作为“抢救”对象写材料交代问题，不知写了多少遍总是过不了关。后来又将我隔离审查好几个月，最后在威逼之下只好写了一份假坦白材料。这样才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恢复了自由。在此前后，习仲勋两次找我谈话。第一次他说，你的历史经历，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向组织讲清楚，如果没有，切不可乱说。后来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严肃地说，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你不该假坦白。他的两次谈话，表达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和真挚的对干部爱护之情。后来，在他关心下，我的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为了彻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立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勋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是由重庆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坦白” 自己是特务的同时，又写了一封“习仲勋转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毛主席，习仲勋决定我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习仲勋看后把原信照转毛泽东，同时指示甄别小组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甄别小组通过向曾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博古发函调查，得到了欧阳正“由于搞地下工作无法在重庆立足，是由党组织派赴延安的”答复。习仲勋当即决定，为欧阳正作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将该同志调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过调查，为其彻底平反，建国后还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习仲勋还坚持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聂眉初，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聂眉初十六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习仲勋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的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勋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干部会并发表讲话。
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习仲勋、徐向前负责。参加学习的有地委、专署、抗大和警备司令部的负责同志李井泉、何长工、王尚荣、白治民等。学习联系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的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白区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大家认真阅读了由中央编印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历史文献读本。徐向前、何长工、习仲勋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各地苏区的影响和危害。习仲勋着重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在创立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过程中艰苦斗争的经历。习仲勋也是这些苏区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很谦虚地说：我们是在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才懂得了要在桥山中段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时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实践中才懂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认为这是“梢山主义”、“右倾逃跑路线”，于一九三五年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反革命”予以逮捕，数百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解除了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危机，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的安志文回忆此次学习会时说：“习仲勋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虽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过刑，但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使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勋的家庭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因与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离婚。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他把建设具有能够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早在一九四年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里就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绥德临时参议会召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为副议长。后安文钦、刘绍庭还分别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员。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绥德县士绅刘杰三，连任边区三届参议会议员。他将自己三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该县籍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鼓舞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勋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勋自揭谜底回答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一阵称赞的笑声。
一九四三年六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取道绥德是另有隐情的。当时国民党中央电召驻榆林的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晋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赴重庆开会，并明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渝”，以防邓路经延安与共产党人接触。邓宝珊对此令十分反感，仍决定经延安赴渝。习仲勋得知邓从榆林起程后，即在绥德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天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勋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策马到远郊，迎接邓宝珊将军到来，并盛情为之举行了欢迎会。
习仲勋悉心地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在这里他们作了一次倾心交谈。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当他了解到习仲勋是富平县人与胡景翼同乡时，深深表示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之情和对正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的惦念。习仲勋仔细听取邓宝珊的每一句话，为这位深明民族大义的民主革命前辈的精神和品质所感动，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邓宝珊由绥德到延安后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交际处两次款待邓宝珊将军，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爱国人士的真诚情意。
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一九四四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说：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过去检讨警备区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官”和“老爷”，也喜欢老百姓怕他们）。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差很远。千百件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四、有出息和没出息。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下功夫，刻苦钻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说会过阴，其实还不是盖着被儿想问题。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的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夏，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抗日战争和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习仲勋结合绥德地区实际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地区召开全区文教会议，根据边区确定的教育方针和绥德教育事业的现状，进一步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这一创新之举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现在教育就要改革，怎样改革？现在主要是要和政治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小学、民办小学、冬学、识字组、黑板报等多种形式来办学。我国古代孔夫子办学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一起抓的。
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勋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一九四三年，全区办起冬学九百零五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七万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个乡办起冬学六百四十四所；五十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道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五月初，习仲勋召集地区领导开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确定了当前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既重视长远，又注意当前。重视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艺术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重视群众的办学力量，开展民办公助。重视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宣传时事政治，提倡消灭文盲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办好民办小学、冬学、业余学校、夜校和短期训练班。搞好读报组、读书会、黑板报、幻灯、连环画、漫画、秧歌队、说书、讲演会、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二百六十所，中小二十一所，普小一百五十所，共有学生一万一千四百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二十二处。
冬初，习仲勋对子洲县周家圪崂办冬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此文。习仲勋的文章指出：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参加冬学运动的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这一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全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仲勋非常重视全区文学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发挥文艺为抗日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他热情地关心、支持和指导绥德文工团的组建和发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绥德地区原有一个由文协主管的民众剧社，是一个以演秦腔地方剧目为主的文艺团体。出生于关中腹地的习仲勋非常喜欢秦腔，因而对民众剧社给予较多的关爱和支持。但是，他觉得秦腔形式过分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工团带着《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新编秧歌剧到绥德地区巡回演出，其优秀的剧目和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工团每转换一地，立即会有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成群结队赶来观看。习仲勋从鲁艺文工团的演出中得到了启示，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并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抽调十多位学生随鲁迅艺术文工团学习培训。鲁艺文工团四个多月巡回演出结束，习仲勋在欢送晚会上，同随文工团培训的学生一起座谈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习了政治，还学会了演戏、写剧本、作曲。鲁艺的同志不但为我们送来了好戏，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我们要成立地区文工团，大家就是我们文工团的骨干力量。
一九四四年春，由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兼任团长的绥德文工团成立。六十多名文工团员中既有农民群众喜爱的原“民众剧社”的秦腔名角，也有由鲁艺培训出来的艺术新秀。为了加强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指示将吴堡县委宣传部长黎智调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他还以地委名义从延安鲁艺请来了四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文工团排练节目，提高演出水平。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为文工团购置了道具、剧装等。
文工团成立伊始，习仲勋即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文工团领导和业务骨干会议。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绥德文工团就是要为全地区六县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他进而说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落后的，群众有逛庙会的习惯，而庙会又常常被旧戏曲和其他艺术形式所占领。文工团的活动要利用群众逛庙会的习惯，到庙会上开展宣传演出，用积极向上的新文艺、新剧目占领和改造庙会。我们现在的队伍，既有经验丰富的老艺人，也有很多青年学生，剧目有《空城计》等好的历史剧，又有《血泪仇》那样的现代剧和《二流子变英雄》、《李兰英翻身》等新秧歌，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绥德文工团一定会在以文艺形式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中做出贡献。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文艺界人士、演职人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极为关心。时为文工团导演的干学伟回忆说：文工团刚下乡时忙着赶台口，三天换一个庙会，一天演三场戏，还要创作、排练新节目，又紧张，又劳累，我感到很不适应，心理负担也重。习仲勋见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说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几个月就变瘦呢？他患过肺结核，要增加营养，熬羊骨头汤喝。我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感动。女演员杜锦玉也回忆说：当时文工团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年轻人走路、练功时间多，一双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狮子大张口”了，大家戏称是“礼拜鞋”。一次习仲勋同志看我们排练时，发现演员的鞋帮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总务处说，文工团的演员们练功演出走路多，给他们要多发几双鞋。以后我们的鞋袜便成了特殊供应，从而保证了下乡演出的顺利进行。
在以后的岁月中，绥德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足迹踏遍了绥德的村村寨寨，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节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热爱。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绥德文工团改编为西北第二文工团，嗣后名称几经变化，在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不同历史时期，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绥德因为处于延安与其他敌后根据地人员往来的必经之地，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往返前方和延安时都在绥德短住，还有数以千计的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开会、学习来回经过这里，习仲勋均给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了他们安全顺利通行。任弼时曾表扬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