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坚持真理报实情
为了适应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运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左”的“冒进”错误，以致国民经济失衡，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习仲勋心系人民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向党中央多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纠“左”和制订克服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北考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要求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由此，“大跃进”运动开始并很快进入高潮。由于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全国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确定了钢铁当年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高指标，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参加，“以钢为纲”带动了各个行业的“大跃进”。
当时，人们只看到“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一面，还没有认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指示习仲勋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考察，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习仲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即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调查组，成员有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还有总理办公室几位秘书等。九月，调查组先后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区考察调研。习仲勋一行所到之处，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和“大跃进”场面，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
习仲勋一行在陕西，到礼泉县烽火公社调研。他们来到一块小麦丰产田前，只见整片地布满小土堆，习仲勋好奇地问：“这是十什么？”当地负责人回答说，这是根据北京一位科学家的“发明”，实施一种新的农作物栽培方法，目的是要增大土地接受阳光照射面，从而提高产量。习仲勋怀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十分纤弱，便说：“你们看这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这里的人还设想把棉花接种在紫荆花的树上，以免年年种植棉花的辛劳。所见所闻，使习仲勋心情沉重。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又看到一张大方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和人们的交谈中，习仲勋不时听到“人民公社将很快实现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的议论，他皱着眉头暗自说道：“哪能这样快呀！”
由于调查日程安排得比较紧，习仲勋一行连夜乘火车从西安前往兰州。西安到宝鸡的铁路沿线，到处火光冲天，人来人往，都在大炼钢铁。习仲勋是陕西关中人，知道这里缺乏铁矿资源，不具备大炼钢铁的条件，即使有一些废钢铁，也不可能满足如此多炼铁、炼钢炉的需求。面对这种场景，他心情忧虑。
到达兰州后，习仲勋没有休息，就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坐着羊皮筏子考察黄河岸边水车抽水灌溉良田的情况。随后又到白银铜矿、阿干镇煤矿、新建的兰州炼油厂调研。习仲勋一行了解了“大跃进’’工程“引洮上山”项目后，感到震惊。据介绍，这个工程要把洮河水从陇南山区的岷县引到陇东黄土高原的庆阳地区，渠道全长一千多公里，目的是要把庆阳的旱地变成水浇地，同时要利用落差发电，还要在山上行船，开发航运，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山上运河。习仲勋一行看到，工地上数万名精壮农民，用镢头挖土，身背肩挑，独轮小车来来往往，唯一先进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设的铁索轱辘，而且还是依靠人力摇动来运沙送料，晚上还要打着灯笼火把夜战。习仲勋心想，农民真好啊！老百姓埋头苦干，实在令人感动。他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大批劳力集中到工程上，农事受到极大影响。当年甘肃年成不错，丰产却难以丰收，损失极为严重，结果还谎报增产粮食三十亿斤，更引起了他的深思。习仲勋与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老战友因而直言相告：“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在甘肃敦煌县，习仲勋一行听到这个县实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等十包的全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对此表示质疑，但省里的领导仍然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和无奈。
后来的事实证明，习仲勋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第二年春天，甘肃就发生了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有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中央得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勋立即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领导人开会，安排从陕西、四川、宁夏几路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
在青海、宁夏、内蒙古，习仲勋一行也了解到类似陕西、甘肃出现的问题。
这次调研，习仲勋看到群众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热情高涨的一面，但也敏锐地察觉到运动中出现忽视甚至违背经济规律、违背科学的问题。一些领导对经济发展基本形势认识不清，滋长了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有的地方“五风”严重，而且这些问题还在进一步发展。习仲勋回到北京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一些领导作了汇报。后来在中央的几次会议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五八年十一二月间，习仲勋在武昌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他根据西北考察情况发言。他认为，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达到全包全供，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能说从社会主义跳到共产主义。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等等。习仲勋敢于讲真话，务实的作风和此次考察西北的报告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三月，习仲勋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检查和讨论人民公社整顿中的问题，为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调整。
习仲勋到达上海的当天，即三月三十一日傍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来到习仲勋的住处，把《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送给习仲勋征求意见。《方案（草案）》中提名习仲勋为副总理人选，习仲勋看后当即对赖祖烈表示，转请中央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自己还是把现任的工作做好更为有利。赖祖烈离开后，习仲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迅即起草了给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几经推敲，反复修改后，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信中写道：
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这封信并不是习仲勋的谦虚推让之词，而确是他的真实想法。
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
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二十八日，刘少奇签署国家主席令：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习仲勋兼国务院秘书长。但是，习仲勋在这个岗位上仅仅工作了不到三年半时间，就因小说《刘志丹》遭到诬陷，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长达十六年之久。
■在庐山会议上
一九五九年秋，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举行了两个颇有影响的会议，即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任务。但是后来却开成了一个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会议。这一党内斗争的重大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深刻教训。
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他赴河南、陕西等地调查研究，对“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习仲勋的调研一共有三次，除按周恩来指示在陕、甘、宁、青和内蒙古调研外，还有两次赴河南调查研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和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到河南调查研究，了解“大跃进”运动中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情况和问题。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间，习仲勋担任副总理一个月之后又一次到河南调研。当时“大跃进”的问题已明显暴露出来，周恩来要求各位副总理分别到一个地方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习仲勋再次被安排到河南和陕西。
五月下旬，习仲勋到河南着重了解生铁的产量和质量问题。六月十八日，习仲勋由河南到陕西，检查了周至、户县、铜川、临潼、渭南等县的工作，与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了两次座谈，给省局级以上干部作了报告，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习仲勋此次调查研究及一九五八年在西北的考察，使他对钢铁生产及其农村的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回京后，国务院秘书厅又把群众来信来访情况加以汇总，给他提供了许多情况，主要是：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看，现在办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发展太急太猛；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可以不搞“小土群”，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主观主义的意志，要算政治账，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政治也会影响不好；“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习仲勋觉得这些问题，与他在河南和西北地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便让秘书厅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带上庐山，以备会议使用。
六月三十日，习仲勋从九江乘车登上庐山。上到半山，在一个转弯的开阔处，看到前边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走下车的正是彭德怀，习仲勋也赶忙停下车来，上前和彭德怀握手问候。两位老战友在这里相遇，一边眺望山川景致，一边交换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心情一样忧心忡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刚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住各处，白天观光游览，晚上观看毛泽东所点的《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等赣剧剧目，颇有神仙会的味道。
七月二日上午，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现在天下太平，四方无事，这次请大家上庐山来开个神仙会，半天开会，半天游山玩水，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还传达了毛泽东早有准备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体制、协作关系、公共食堂、学会过日子、三定政策、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团结等十九个问题的意见，以及他所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估计。
会议按大区分组，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在西北组。会议开得轻松活泼，问题讨论得广泛深入，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在各组会上发言。彭德怀在西北组会上作过几次发言。他当时受到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习海瑞精神的鼓舞，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但是脑子也发热了一点。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办得早了些，农业产量有浮夸成分，全民办工业值得怀疑，大炼钢铁出了不少问题。他指出：“对待错误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责任人人都有，包括毛泽东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他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于讲话，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不能由个人决定。不搞集体领导，只由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习仲勋把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材料，呈送给周恩来并转报毛泽东，大会作为简报印发。习仲勋让随行的秘书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国务院秘书厅的同志，他们非常高兴，很受鼓舞。当时会内外都认为这次可以纠正“左”的错误了。
会议原定开半个月，但时间到了，却还没有要闭幕的迹象。当时庐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数中央委员身在庐山却不识“真面目”。习仲勋从周恩来的秘书那里知道一点情况，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气氛。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十六日，毛泽东加注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全会。彭德怀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他在会议没有解决原定纠“左”问题的情况下，便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和意见整理成文字材料，送毛泽东参阅。在信中，他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了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他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当与会同志从简报中看到这封信时，不少人认为虽然有些语言欠妥，但整个意见还是积极的。这时，毛泽东要大家好好读读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所作的《风赋》，庐山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二十一日，张闻天作长篇发言，他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其中提到“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这样，一些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便心有余悸。二十六日，毛泽东又在一封信中批示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党内党外右倾有组织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来，庐山形势突变，会议逆向而转，人人表态，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划清界限。
这时，要不要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感到非常为难。他从内心深处认为彭德怀的信没有错，许多观点自己也是赞成的，但又不得不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他想写一篇表态性发言稿，想来想去却无从下笔，找不出批判彭德怀的理由。他颇为作难地高诉秘书说：算了，不写了，到时根据情况我讲几句就行了！
八月二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召开。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信中借助汉代文学家枚乘的辞赋名篇《七发》为张闻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在全会上更是火上浇油，上纲上线，把彭德怀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康生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布哈林，，说他们企图改换中央委员会、改换主席。大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经过几次紧张的集中批判，全会定下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军事俱乐部成员的“种种罪行”。十六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这次全会原定以纠“左”为主调，而中途转向它的反面，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倾”斗争席卷全国。
八月十七日，全体与会人员下山到九江机场，每十五分钟一次航班飞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微山湖西侧上空，一场暴风雨袭来，几个架次的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就餐，整个餐厅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竞没有人敢与他同桌。据习仲勋秘书田方回忆，习仲勋在庐山会议期间，对批判彭德怀心情复杂，非常为难，因而情绪低沉。
历史终于拨开了迷雾。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彭德怀冤案也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彭德怀的名誉。习仲勋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长葛调查
“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钢产量持续下降，农业减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群众普遍吃不饱饭，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到轻工业发展，重工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制约。此时，中苏关系恶化，不仅给中国的政治带来很大影响，而且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当时，毛泽东虽然也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注意纠“左”，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上庐山会议突然转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观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决定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战胜灾荒，扭转这一局面。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一九六一年三月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主要是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为了及时了解两个指示贯彻落实情况，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一九六一年确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三月，毛泽东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国迅速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都分头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中央和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
四月上旬，习仲勋率领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部分直属局正、副局长十多人参加的工作队，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典型调查。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到基层工作，按规定是严格保密的。习仲勋在长葛调查时，工作人员理所当然地请他遵守这一规定。由于他身材魁梧，气质特别，平易近人，加上一口纯正的陕西关中口音，虽然衣着朴素，仍不免为当地群众所注目，人们纷纷打听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级的领导。他带着工作队走村串户，到群众中嘘寒问暖，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疑问。习仲勋得知后，便给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对群众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样才能体现党中央对人群众的关心，我们来这里是帮助工作的，把身份告诉群众有何不好呢？有个社员曾当面问他：“你来过长葛没有？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过去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还要硬叫去。你们不像过去的参观团。”习仲勋耐心向群众作了解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习仲勋感到这里群众很朴实，对党有感情。
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根据掌握的情况，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报告中他以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为例，对农村形势作出如下分析：
（一）农村形势。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来，形势急骤好转。群众歌颂十二条指示说：“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盗走的财宝。”外流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都积极起来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自留地普遍感到满意，种得特别好。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干部害怕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这不对。在最近几年之内，有意识地让群众在“小自由”方面多生产些东西，只有好处，并无害处，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民主空气开始发扬。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群众议论一些政策问题，批评起“五风”来话更长。
但是，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渡过，夏荒接踵又来。从长葛情况来看，整风搞得比较粗糙，十二条指示的贯彻也还不够深入，两个平均主义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怕政策再变”，加上人的体力很弱，牲口减少，农具缺乏等等，因之群众的热情还不稳定，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无论社员和干部，听了《六十条》都异常兴奋。一个老大娘说：“开这样的会，一点也不瞌睡，赶明天再开，俺和俺老汉都去。”有的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这一下下了决心了。”樊楼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干部自动讨论分配方法上的“三七开”、“二八开”，直到深夜两点钟。可以预料，《六十条》实施以后，群众的生产情绪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只要你们不变，不再出点子，老老实实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缓过气来，明年就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好光景。”
（二）公共食堂问题。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了解，长葛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察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有些干部担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j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过去吃食堂，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些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七个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买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第二十四章坚持真理报实情“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耍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人种莱，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一千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这是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三）劳动保护问题。最近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归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共外流了三百多人，已回来了一百五十多人，从县、社企业中也压回来了一部分。农业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和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也都半日或短期放假回家生产。目前农村劳动力，从数量上说，已经基本上够用了。问题是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由于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的恢复很慢。
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却非常紧张，抗旱浇麦，春播种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牲口大量死亡（一般死掉百分之五十），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十几个人拉一辆大车，五六个人推一辆水车，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春忙以来，有些社、队得浮肿j病的多是壮年劳力，与去冬是老年的情况不同。因此，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必须坚持劳逸结合，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四）多劳多吃问题。长葛县最近普遍搞多劳多吃，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储备粮的社、队，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工分带粮”，多增加了群’众的口粮。有些社、队采取以劳动底分为标准，超过者才能多得的做法，缺点很大。实际上多数人超不过劳动底分，只有少数劳力强的才能多吃，而且人们为了超过劳动底分，就过分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第二种是没有储备粮的社、队，从有劳动能力的人（老、幼、残疾除外）的口粮标准中，扣出百分之十，作为多劳多吃的奖励粮食，这样做实在不好。更不好的是，按人口扣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口粮，第二十四章坚持真理报实情作为奖励粮。这种办法，实际上是降低了一般有劳力知无劳力的口粮标准，挖他们的口粮，去奖励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群众对此非常反威，有的生产队连讨论也没有讨论，并且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扣了百分之十的粮食，引起群众很大波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十五天为一期，有的户就被扣了六斤多，有的户三四斤、二三斤不等。在实行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再扣几斤，群众哪能不慌？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在电话上商得吴芝圃同志的同意，已经作了纠正。
通过十几天的调查了解，除了食堂和粮食问题外，还有“三七开”、评工记分、“三包一奖”、“三定”、调整社队规模、经营管理和一二类社队整风等几个问题，都是群众和干部最关心的，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几个重要问题。
五月九日，习仲勋写出了第二份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并邓小平报告了从四月二十四日起，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中写道：
（一）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根据观察，凡是党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群众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都是有说有笑，十分亲切。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人，能够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参加了生产。社员白天在地里生产，晚上还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这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多种些地、多打些粮食的一种反映。这种情绪是好的，如果群众连这点兴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了。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好的情况，如果今后再把《六十条》坚决地贯彻下去，把干部的工作作风好好转变一下，农村的情况将会更好，群众和干部的心情就会更加舒畅，生产积极性将会更加高涨。这种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二）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这里退赔工作搞得很不彻底，如县直机关、工厂、学校和公社、生产队都占了许多土地和房屋，尚有一部分没有退，有的退了小部分，留了大部分。退赔的现金多，实物少。王庄大队一共退赔了三次，在退赔总额中，现金占百分之九十五点三，实物占百分之四点七。作价也不合理。三间草房实际价值一百四十五元，退赔时只作价三十到四十五元，低于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七十。
退赔所以不彻底，首先是因为干部对退赔的决心不大，公社以上机关更差，他们就是舍不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王庄大队最近发动群众大搞了一下退赔，效果很好，两三天内从社办工厂和附近的机关、学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调实物，退给了群众，群众情绪大为振奋。前几天召集群众开会，是干部等群众，现在开会是群众叫干部，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退赔工作肯定要搞彻底，但是目前夏收即将到来，普遍搞有困难，可以在夏收之后，结合整风整社抓紧进行，一二类社、队要把退赔作为主要内容。这对贯彻《六十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定了生产队的种植权，可是由于现在包产包工的办法，是按农作物逐项逐亩的包，麦子种多少，谷子、高粱、大豆等种多少，一一都规定死了，所以生产队的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在研究“三包一奖”时，干部和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的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讨论“四固定”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把牲畜所有权下放给生产队。过去牲畜归生产队使用，可是又归大队所有，还规定了保本保质等一套清规戒律。有些牲口老了，生产队无权处理，想用骡子换几头牛也不准，生下幼畜大队还要提成。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心里很不踏实，常怕大队把好的牲口调走，这一切都影响了对牲畜的爱护和使用，影响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不利于生产。有的社员说得好：“牛是种地用，地要俺种，工要俺派，牛归俺使，倒说不归俺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至少有四条好处：（1）可以促进干部和社员爱畜保畜的积极性；（2）对繁殖幼畜有利；（3）可以鼓励生产队多买牲畜；（4）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调换牲畜。从调查情况看来，把牲畜归生产队所有是必要的，这对迅速发展牲畜有很大好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对粮食保管和分配之权也有很大意见。过去在食堂吃饭，口粮不归群众自己支配，非常憋气。最近食堂已经散伙，群众要求：口粮不出队，指标分到户，大队、小队两把锁，群众监督，一月一发。对于超产粮的分配，干部和群众都主张：除了大队提成部。分，余下的全部归生产队保管，一部分发给社员做口粮，一部分以工分带粮实行多劳多吃，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储备。
群众还要求休假权利得到保证。随着“三包一奖”的实行，生产队的“三权”落实，最近群众要求把休假权利交给生产队掌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种植计划，农活安排由生产队做主后，只有生产队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放假的时间。再过一二年，经营管理制度搞好、生产秩序正常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忙有闲，成了十分自然的规律，劳逸结合的问题也就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总之，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就可以更加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会影响大队所有制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四）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做十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指每月总工分值）。”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五）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过去大刮“五风”的情况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都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一百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大跃进以来，在水利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消化它。要下决心在今后一定时期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是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抓到底，就给农业生产打下。了牢靠的物质基础。
（六）干部作风问题。从这里的情况来看，经过整风整社，“五风”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干部的作风确有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很不彻底，很不巩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目前公社实行的派干部驻队、分片包干的办法，看来很有问题。一个驻队干部权力很大，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都被他破坏了，队干部也难于提高，学不下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在一二类社、队的问题反比三类社、队的问题多，群众的情绪也较差。对这两类社、队的整风绝不能忽视，而且越早进行越有利。在过去的“民主补课”和整风整社当中，有一批干部被搬掉了，换来的一批干部多数未经过整风教育，工作作风也不够纯，有的甚至很坏，至今社、队领导核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从而把工作大大推向前进。
习仲勋在长葛调查中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告诫调查工作队成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向干部群众虚心学习。首先要依靠县社干部，没有他们当向导，我们两眼一抹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和群众没有了隔阂，就容易深入了解真实情况。
在调查中，习仲勋十分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在长葛时，他对一件事情印象极深。当时长葛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很严重。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建设的县城仿照北京东西长安街设计建筑，有像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县人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农田。为此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下达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贯彻不力，问题仍很严重。 “五风”虽被遏制，干部中新的好的作风仍未建立起来。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红薯干度日，加之刮“共产风”后退赔很不彻底，群众颇有不满情绪。习仲勋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延安是革命圣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郑重地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拿出来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这样振聋发聩的批评，是很少见的，使在座的干部很震惊，受到了极大教育。
但是，长葛也有人在私下议论说，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中央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个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赞赏。
在长葛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习仲勋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长葛人民一直惦记着他。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长葛县城关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干部群众，给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写信，汇报了宗寨村从一九六一年由富变穷，二十四年后又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十月二十日，习仲勋正在出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百忙中抽出时间复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九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的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