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从而引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仲勋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致力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习仲勋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许多独到见解，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他组织带领统战部门的干部，按照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思考和理论研究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到，所谓党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第二条是武装斗争，第三条是党的建设。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同于当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
他强调，统战工作，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左”的思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五十年代初期，整个统战工作情况是很好的。那时我接李维汉任政务院秘书长，接着又做国务院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做统一战线工作，不搞民主协商能行吗？习仲勋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习仲勋还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说，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影响。我 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第摆没。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只花瓶。当花瓶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
习仲勋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人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还要求加入呢？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现在不管搞经济的也好，搞文化科学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是骨干，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向这个方面扩展。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要紧。
习仲勋十分重视肃清和防止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倾向，端正思想路线。他花费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级统战部门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几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亲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党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经济上也得到补偿，心情舒畅地投人到祖国建设事业之中。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和贯彻。
习仲勋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他接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习仲勋培养统战干部几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对新任部，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压担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阎明复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习仲勋找他谈话，耐心细致地向他介绍统战工作，叮嘱做好统战工作要注意的问题。阎明复回忆说：习仲勋通知我，中央决定调你去中央统战部任部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经验欠缺，如此重大的担子深感难以承担。习仲勋说，只要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万针，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好的。随后，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战略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心理向他们请教学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关重要等等。习仲勋一席话，使我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许多。
在统战工作的具体细节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连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习仲勋都做过仔细研究，给干部提出要求。他说：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说话就露馅了，开会发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总喜欢说党怎么样决定了。那人家要问你，既然党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总觉得这种说法和做法不那么妥当。不能这样嘛，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要坚持，但也不能到处讲我们要领导。你不讲，人家就不要你领导？习仲勋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致，不一抓到底，都习做不好工作。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对民主党派内部及与其有关的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强调：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其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习仲勋做统战工作，在抓大事、抓倾向性的问题时，也注意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容易产生疑义和争议的问题。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向习仲勋反映说：刑满获释的战犯、特工人员、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当政协委员，不能参加民革，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习仲勋很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个规定不合适，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便直接过问处理此事。当得知是中央统战部的规定时，即要求中央统战部对类似的规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实情的条条框框，都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坚持和完善正确的规章制度，总结成功经验，记取失误的教训，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
做好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勋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他经常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工作中，他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有广泛的接触，深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对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了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使这方面工作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根据习仲勋的指示，还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
习仲勋十分关心在大陆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国青年报》的《青运情况》编发《台籍医生周朗赤诚报国却得不到应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区医院儿科主任、五十七岁的儿童白血病专家、台湾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习仲勋看到后，认为这不单是周朗个人的问题，而涉及对大陆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运情况》上作了较长的批示：
对五十年代回大陆的台籍医生周朗同志应热情诚恳相待，要相信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诚爱。他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党员、老技术专家，我们还以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对这样台湾籍的同胞和同志都团结不好，怎能谈得上广泛开展对台工作？这是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务必严肃对待。请认真听取周的意见，并解决他的困难。请廖公、静仁同志查处。中央统战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转发了记者写的文章和习仲勋的批示，及时纠正了各地出现的类似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从台湾和国外回祖国大陆定居的部分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们中间有：从台湾驾机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少校考核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黄植诚，原国民党空军少校分队长、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李大维，台湾中华电视台原节目主持人黄益腾，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台湾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彰化训练中心原主任彭鸿文，国画家孙瑛，原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少将参议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台北荣民总医院眼科专家战志国，从美国回国定居的北京航空学院教师李椿萱博士和台湾省籍旅美化学博士吴国桢等人。
习仲勋和杨尚昆、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活动。习仲勋在与李大维交谈时高兴地说：“你现在在陕西工作，我就是陕西人啊！”李大维用刚刚学的陕西话说：“我向你学习！”引起了满堂笑声。李大维告诉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我是干中学，学中干。该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气地管。”习仲勋与杨尚昆一致说道：“非常对，非常好！”
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习仲勋一直关注着祖国统一的问题，也为此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一九九年十月，台湾人士陈建中来大陆，中央统战部向习仲勋汇报后，他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考虑同意会见陈建中。从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习仲勋与陈建中是同乡同学而诬陷他，并作为一条罪状予以审查。陈建中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大”主席团主席等职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主张两岸停止敌对，并为此发表过文章。十月后的一段时间内，习仲勋在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四次会见陈建中，介绍大陆改革发展情况和对台政策，讲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希望陈建中能做于两岸有益的事情。他把会见陈建中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习仲勋一心为了两岸统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习仲勋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把系统化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他领导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的会议。习仲勋发表讲话，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认识。他提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马列主义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是，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而我们对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跟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大量理论财富比较起来，就显得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进而提出加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必须从四个方面做起：
一、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经过反复实践不断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当我们党把这两者正确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向前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践证明，理论研究只有结合实际，才会有活力，有创造，有发展，也才会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我们要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往往是理论脱离实践，并把它变成了空洞的、僵死的东西。他们只会机械背诵和简单重复马列主义的原理和字句，并拿来衡量已经发展了的实际，他们“循规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理论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我相信，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
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应当看到，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各个领域里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缚着而不自由。另外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和习惯也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发生作用。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
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 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同志们迈开自己的双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增长见识，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四化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习仲勋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习仲勋始终关注民族宗教问题。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谈到统战工作时，专门讲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习仲勋对民族宗教工作中的问题之所以看得这么准，得益于他过去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的工作经历。因此，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就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一九八二年，在习仲勋的正确指导下，有关方面妥善地解决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呼喊派”反动组织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呼喊派”创立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传人中国，以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邪说，煽动群众在聚会时尽力“呼喊”，遂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政府，图谋“改朝换代”。八十年代初，“呼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发展，随之蔓延波及全国十九个省市。
习仲勋是从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呼喊派”问题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即批示：“国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向我国内渗透，并煽动反动教徒骨干分子企图组织一股反革命势力，纠集信教群众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政府，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公警人员，哄闹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气焰十分嚣张，欺我软弱，如不给予严厉打击，则将会蔓延扩展，为坏人效尤，‘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也会参加进去，兴风作浪，乘机闹事。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他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
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务院宗教局当即组成调查组到有关省区调查，并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报告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个组织是极为反动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必须看清所谓“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及其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调查报告，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并提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策。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在深刻分析这一组织出现的社会背景时说：
去年，我们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是在这期间，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外反动的教会势力及其他敌对分子相互勾结，利用我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机会，利用我们继续清理“左”的错误思想、抓紧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机会，打着“宗教”的旗号向我们进行渗透和进攻，妄图破坏我们的大好形势，阻挠我们前进的步伐。“呼喊派”疯狂进行活动发展蔓延到十九个省市区，人数达到二十多万（恐怕这个数还打不住），就是突出的表现。这一情况告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也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呼喊派”问题，开始我们有点麻痹大意了，“小小泥鳅，还能翻什么大浪！？”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利用了我们的麻痹大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大喊大闹。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这是它的严重性的一个方面。
他接着分析了“呼喊派”的反动本质和社会危害性，一是受国外情报机关和国外反动宗教势力的支配和资助。二是明日张胆地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它公然提出“半年打下温州，一年打下浙江，两年打下全中国”的反动口号。三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反对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呼喊派”的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危害广大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严重危害四化建设。
他严肃地告诫说，既要充分认识“呼喊派”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可掉以轻心；又要看到它的虚弱性，因为它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从而也是极端脱离群众的（包括一切爱国的、真正的信教群众），我们绝不可在它的猖狂活动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我们要教育、争取受“呼喊派”蒙骗的信教群众，让他们回到“三自”爱国教会组织里来。这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我们完全有力量、办法、有信心解决“呼喊派”问题，取得斗争的胜利。
习仲勋指出，要解决“呼喊派”问题，光靠宗教部门公安部门不行，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他把综合治理的措施。总为五句话：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宗教政策，深人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并逐句了解释。他强调：在调查研究、做好准备的基础上，要集中段时间，组织强大力量，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坚决瓦霹取缔“呼喊派”的组织和活动。各地应该依照宪法研究采切实有效的办法，把我们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否则，群众我们的态度不明了、不理解，就不敢起来同他们斗争。反来，只要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形巨大的威力。
这次会议对打击“呼喊派”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明确了解决“呼喊派”的政策界限和斗争策略。之后，各有关省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习仲勋的指示，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统一行动，迅速地开展了打击“呼喊派”的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彻底胜利，瓦解、取缔了“呼喊派”反动组织，揭露和打击了极少数反动骨干分子，进一步落实了宗教政策，争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建议进一步贯彻中发[1982]19号文件和国发『1983]60号文件，落实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办公厅以《调查简报》的形式将调查情况报送胡耀邦。二十二日，胡耀邦批示，请习仲勋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
习仲勋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三月三十日，习仲勋约请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正在召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之机，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习仲勋出席了这个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胡耀邦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视察华亭寺的。他听到僧人反映寺庙还没有交由他们管理时，即对僧人说，寺庙的政策要落实，该交你们管的要交你们管。他对随行的园林部门的同志说，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国人，你们要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团结。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胡耀邦要求陪同他的省上负责人要认真切实地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把出现的问题解决好。习仲勋对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介绍胡耀邦视察华亭寺的情况，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实宗教政策。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
习仲勋关注着宗教政策落实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落实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国务院六十号文件确定开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点寺院和道观中，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应移交给佛教道教组织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没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遗留问题。于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②他提醒，在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他说，中央发出十九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六十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利害得失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放在第一位。习仲勋的这次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会议之后，各地很快落实了有关政策。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如和发展？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宗教观，要培养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习仲勋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民族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要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他还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乌兰夫同志这样的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很少，乌兰夫是我们的榜样，各级都要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干部。”
习仲勋十分重视总结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教育的经验，提倡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他的倡导下，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级党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到一九八九年，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数以万计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
习仲勋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他从有关材料看到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对学生进行正确宗教观教育的经验后，十分高兴。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有五百多名学生，百分之六十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家庭成员信仰宗教，他们阅读宗教书籍，回家参加宗教活动。对此，学院采取多种形式，循循善诱，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经过细致的思想教育，许多学生对宗教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党和国家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许多学生参加了共青团，不少学生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习仲勋赞扬这个“学院党委工作有成绩，路子走得对，涌现了一个集体的李燕杰式的样板”，并指示国家民委加注按语转发各省、市、自治区。中央统战部按照习仲勋的批示，将这个学院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收到了明显效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伊斯兰教阿訇二千多人，大部分年龄偏大。随着宗教生活的恢复和清真寺的开放，一些信教地区的穆斯林聘请不到有经学基础的阿訇，便私自培训，吸收青少年念经。为了把宗教生活纳入正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精神，决定开办阿訇进修班，每年举办一期，逐步形成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又有相当伊斯兰经学学识的中青年宗教职业队伍，适应穆斯林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第一期阿訇进修班开班，参加的阿訇有三十人，进修的课程有《古兰经》释义、应用《圣训》学、应用教律学、伊斯兰教简史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等。进修班在穆斯林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应。
习仲勋从材料上看到宁夏的这个做法后，非常赞同，于十二月六日批示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这是一个好办法，值得重视，请静仁同志指定负责管理宗教的同志考虑，别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办法，培训一批宗教职业人员，来管理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此后，各个宗教的培训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习仲勋提出，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
他强调，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帮助。一是研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二是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此，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组织专家对某一个地方，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二、就某一个地方的单项开发问题，从可行性研究到实施开发的全过程给予帮助。可以组织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进来搞。三、帮助进行各种专业人才培训。四、为少数民族地区同先进地区的横向联系搭桥牵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互助，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要平等互助。
习仲勋十分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想得十分周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他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的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功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我国还有一千八百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习仲勋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封建迷信不是指的宗教，按教规教义搞的宗教活动是允许的。但现在有些宗教也搞迷信，这些问题由宗教自己去解决，行政上对此不要做硬性规定。他指出：“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对少数民族地区那些不利于民族兴旺、群众致富，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要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通过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广大群众充分商量后，由他们自觉自愿地加以改革。”习仲勋很赞赏中共沈阳市委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树立的五种新观念：一是破除挂帅观念，树立服务观念；二是破除抽象观念，树立求实观念；三是破除封闭观念，树立开放观念；四是破除单纯“破”的观念，树立建设观念；五是破除封建观念，树立时代观念。他对参加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同志说，这五种观念在上数民族地区很有用。少数民族太封闭了，他们过去不愿与外边多来往，是有历史原因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去糊弄少数民族，用些假货、不真实的东西，把人家的羊弄走了，牛也弄走了，羊毛也弄走了。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建立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他认为，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和进步的。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的好东西是从中东、南亚的文化中吸收过来的。在民族工作中，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改变半封闭状态，实行开放。这种开放，包含对国外开放和对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开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交流是脱贫致富、吸收先进技术人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必由之路。这一点要反复地向少数民族群众讲清楚，要摆些实际的例子做宣传。说得再多，没有样子看不行。这是个大舞台，就看你咋演，带个好头，群众一看就会认为这样好，进步啊！习仲勋的这些见解和要求，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与十世班禅的深厚情谊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习仲勋与十世班禅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近四十年的交往中，他们肝胆相照，友谊历久弥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习仲勋等因支持十世班禅《七万言书》的意见遭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世班禅向周恩来报送了《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第三十三章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工作的建议》，共八部分，约七万字，故称《七万言书》。《七万言书》系统批评了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周恩来要习仲勋研究后，向他汇报。
习仲勋认真阅读了《七万言书》，认为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其中一些言词比较激烈。周恩来听取习仲勋的汇报后，委托他与十世班禅谈心，沟通思想。习仲勋充分肯定了十世班禅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建议的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十世班禅对习仲勋说，你讲的我接受，你看着我从小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我们又是朋友，你是为了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后来，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十世班禅，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按照班禅的意见形成了一系列纠“左”防急的文件，很好地解决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但时隔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李维汉一味迁就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等人，妥协退让，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批评习仲勋在《七万言书》问题上采取迁就、放任的态度。李维汉、习仲勋、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因此受到批判、审查。一九六四年九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十世班禅再次进行批判，年底解除了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和十世班禅都受到红卫兵的揪斗，被长期审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老友重逢，感慨万端。十世班禅对习仲勋说，我的《七万言书》把你连累了，真是对不起，习仲勋说，这都是“左”倾错误的恶果，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信任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致信习仲勋并转胡耀邦，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去西藏和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藏区视察。由于他一九八年藏区考察进行佛事活动时发生过意外，以后两年多再没有去藏区。习仲勋看了信后即转呈胡耀邦阅示。次日，胡耀邦同意班禅的要求，批示“请仲勋、兰夫、彭冲同志商定”。经过慎最研究，中央同意班禅这年回西藏视察。十世班禅临行前，几位中央领导一起与他谈话，告诫要按中央要求做好工作。习仲勋一方面提出要求，一方面叮嘱他要注意的问题。
五月二十六日，习仲勋与乌兰夫、杨静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十世班禅。一见面，习仲勋高兴地说，我们认识三十一年了，过去是好朋友，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志，今天谈话可以随便一点，畅快一些。十世班禅非常高兴，感谢几位领导的关心和爱护。
习仲勋说，你要去西藏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去不去西藏，什么时候去好，中央要有个全面的考虑。这两年没让你去，我看是对的，因为你的身份不同，你的行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对达赖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能把自己单纯地看成只是藏族的精神领袖。你现在是自由又不自由，当了副委员长，就不能那么自由。犹如我们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可自由行动，就是要讲党性，守纪律。我们之问的区别，只不过你不是共产党员罢了，其他都一样，同是干革命。你是大师，又是副委员长，也要求你同我们一样遵守这条准则，这也是为祖国的统一着想，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着想。如果不这样来要求你，那就是另眼看待你了。前年，邓小平副主席同你谈话，对你的评价很高，他从不随便讲话，应该说对你是一次很诚恳很亲切的谈话。现在是八十年代，不同于四十年代，我们希望你做一位社会主义的班禅，做一位革命的班禅，争当革命的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见识，气量要大，不要感情用事。
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对十世班禅去西藏的决定。他对十世班禅说：“几天前中央郑重研究了你去西藏的问题，决定你今年可以去西藏。”他还推心置腹地说：你是双重身份，在思想上要把副委员长放在第一位，宗教领袖放在第二位。一言一行要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宗教活动不是不可以搞，但不宜多，多了会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要尊重地方党委及地方政府，尊重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要正确对待下面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翻历史旧账，对反对过你的人，要特别注意团结。达赖要搞大藏族自治区，在西藏安了不少钉子，在国外又搞了不少名堂。你这次去可以了解点情况，多做些工作，宣传民族大团结，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宣传祖国统一。既然回西藏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去。
十世班禅感谢中央批准他去西藏，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他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表示相信党中央，愿意在藏区发挥一些特殊作用。
为了安排好十世班禅在西藏的行程，五月三十一日，习仲勋与乌兰夫在北京专门约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就十世班禅回西藏事宜作出安排。习仲勋说，中央同意班禅今年去西藏。班禅同达赖有原则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而在西藏都有影响的人物。达赖叛国，现在还要搞什么大藏区。班禅一贯爱国，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小平同志对班禅有明确肯定的评价。班禅回去，西藏自治区要热情、诚恳、礼貌，体现政策，各方面工作都要做好，帮助班禅解决好视察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九八二年夏天，十世班禅回到西藏，得到西藏自治区的妥善安排和热情接待，视察进行得很顺利。七月十日，十世班禅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三十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十世班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西藏期间，他按中央要求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嘱咐，多次讲话宣传西藏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决维护汉藏民族的团结。
习仲勋关注着十世班禅回藏的情况，连新华社关于十世班禅回藏的报道稿也要亲自审阅，并作出批示。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世班禅准备去西藏拉萨参加“传召”活动。二月五日下午，习仲勋约请十世班禅到中央统战部，就“传召”的有关问题与十世班禅交谈。习仲勋对“传召”活动考虑得很仔细，关切地说，这次你去拉萨主持祈祷大法会，这台戏你是主角，搞好搞不好，要看你了。这个法会二十年没搞了，今年开始恢复，意义很大。搞好了，对外影响更大。你去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把问题考虑周到些，对每件事的处理要尽量慎重点，安排妥当，时间短一点，规模小一点，尽量不要发生问题，通过这次活动扩大政治影响。习仲勋特别叮嘱说，大师千万要记住，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并关照说，西藏情况很复杂，你要注意安全，确保不出事。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十世班禅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一岁。噩耗传来，习仲勋十分震惊和悲痛。就在不久前十世班禅五十寿辰时，习仲勋还为之作“知天命之年”的祝贺，祝愿他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贡献。然而未料此次赴藏竞成不归。习仲勋痛心疾首地说，这个损失真是难以弥补啊！
二月二十目，习仲勋在《人民日报》著文，深切悼念十世班禅。文章深情地写道：
四十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走，竞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班禅大师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
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突出地表现在能主动地向党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他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我颇为了解，而且认为甚为难得。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大师坚决拥护党中央披乱反正，不遗余力地协助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党中央对班禅大师也给予充分的信任。一九八年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示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大师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信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
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繁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破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毫不合糊地给予支持。当然对我觉得他还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认为我说的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
■以至诚之心交友
习仲勋善于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习仲勋说，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以坦诚之心心和他们交往，使一大批党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说心里话、办实事、广交朋友，是习仲勋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战争年代，他就与不少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著名民盟人士杨明轩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习仲勋在国务院工作时期，有一大批党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长马叙伦、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还有陈叔通、季方、罗隆摧、胡子昂、黄炎培、史良、邓宝珊、包尔汉等，另外还有许多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外人士。他与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声音和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渠道。陈叔通为了反映意见、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习仲勋家。习仲勋说，陈叔老，您有什么事，我到您那里去，就不用您来回跑了。但陈叔通有问题和意见仍然坚持登门造访，对习仲勋的信任可见一斑。
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期间，和习仲勋共事，到北京后，他俩仍然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习仲勋十分尊重和信任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张治中，使他有职有权。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张治中依然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对党和政府有什么建议，都愿意和习仲勋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呼，径直到家里找他。对张治中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习仲勋都认真对待，能处理的当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转报请示。他称张治中为“密友、益友、诤友”。
傅作义和习仲勋的交往也很深。习仲勋不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义，而且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一九五七年，傅作义心脏病突发住院，习仲勋多次探望，关切地对他说，要保持心情平静，住院期间，以治病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亲自去做，可以让部里其他负责人去。傅作义认为自己是部长，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处理。为了能使傅作义安心养病，习仲勋报告周恩来后，安排他到广东休养，使其身体很快得到康复。
和习仲勋接触较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是冯玉祥部队的随军牧师，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之后任孙连仲部队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动员孙连仲起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解放后，余心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习仲勋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时和余心清接触较多，余心清经常向习仲勋请示汇报工作，习仲勋也很尊重他。余心清是个直性子，喜欢坦率地发表意见，对个别单位和地区对待知识分子不妥当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异议。反右派斗争中，单位准备把他划成右派。习仲勋非常熟悉他，便出面保护，使他免遭劫难。余心清秉性不改，对看不惯的事仍坦率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迫自杀。习仲勋后来谈到他时惋惜地说，余心清同志是个好人，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常讲“士可杀不可辱”，这没有什么错，少数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别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斗，他怎么受得了？对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么尊重你呢？我接触过许多高级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们对一些事和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见很尖锐，这不足为奇，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和他们谈，摆事实，讲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余心清同志是一大损失。这些话反映了习仲勋对党外朋友的一片诚心。
习仲勋和乌兰夫有很深的交往，认为他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作中经常听取他的意见。乌兰夫虽然年长些，但很尊重习仲勋，很赞赏他的领导水平和人格魅力。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还在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特别邀请习仲勋夫妇和其他人到呼和浩特欢度春节，共叙友谊，探讨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习仲勋认为乌兰夫在内蒙古工作很有成绩，说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对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等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习仲勋还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干部还是外来干部，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不管是地方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要加强团结。乌兰夫对习仲勋提出的意见和诚挚希望，完全赞成，认为符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他俩经常一起研讨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做出了贡献，也加深了友谊。习仲勋与喜饶嘉措是老朋友。喜饶嘉措是青海宗教界的民主人士，在藏区有很高的声望。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由于工作关系，与习仲勋来往较多。他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找习仲勋商量、请教。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给他出主意，帮助解决困难。一九五六年前后，喜饶嘉措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因名额限制，他的秘书不能随行，便产生了一些看法。习仲勋得知后，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对喜饶嘉措说，我们既然相信你，也就相信你的秘书，要不然也不会让他给你当秘书的。又对喜饶嘉措的秘书说，这次你没出国，下次可以去，我们相信你。由于他细致的工作，使喜饶嘉措和秘书都消除了思想疑虑，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习仲勋就是这样做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工作的，真正做到了“以至诚之心交友”。他曾说，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受到党内外干部的尊重和爱戴。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典
内蒙古地区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之一，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建立内蒙古自治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地区，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为全面实施这一基本政策创造了宝贵经验，之后相继成立了新疆、宁夏、广西、西藏自治区。一九八七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年，七八月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这不仅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节日，也是全国各族人民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派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代表团南鸟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为副团长，成员有秦基伟、杨静仁、包尔汉、费孝通、阎明复、司马义・艾买提、李贵等。乌兰夫时任国家副主席，是内蒙古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长期担任内蒙古党政军领导职务，在革命和建设中，与内蒙古各族人民患难与共，团结奋斗，有着深厚的感情。习仲勋担任代表团副团长，中央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民主革命时期，习仲勋长期在陕甘宁边区担任领导职务，内蒙古一些地方时属陕甘宁边区管辖，两个地区在军事斗争和民主建政中互相支援，共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又负责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同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因此，他出任副团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习仲勋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七月二十九日，中央代表团乘火车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受到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曙光、政府主席布赫、人大常委会主任巴图巴根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日，代表团听取了关于庆祝活动安排的汇报。习仲勋特别叮嘱自治区负责同志，盛暑高温，要特别注意防火、防汛，确保安全；庆祝习活动安排要从简，不要过多地让中小学生参加迎送活动。
七月三十日，中央代表团先后会见了内蒙古自治区省军级离休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民族先进模范代表，向他们表示节日祝贺，感谢他们为内蒙古繁荣兴旺做出的贡献。中央代表团在新落成的内蒙古彩色电视中心，通过无线电视电话与各盟市党政领导通话，乌兰夫代表中央代表团讲话后，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向内蒙古全区人民、各级干部、全体党员和驻内蒙古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节日，向维护治安的武警部队和民兵致敬。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团出席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习仲勋发表讲话说，我们以乌兰夫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受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委托，来到大青山下古老的青城，向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农牧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各界爱国人士，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部队和内蒙古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他指出：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我们党根据我国和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并为我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年来，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建国以前，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为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后，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等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卓有胆识地采取了符合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方针、政策。在牧区民主改革中，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牧主实行赎买政策，在牧区坚持了适当放宽、长期稳定不变的方针；在发展牧区经济中，强调“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成功的，有力地促进了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内蒙古同全国一样，也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心向伟大的祖国，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认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真进行改革、开放，在两个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进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最好时期，各民族团结奋发，正以新的风貌踏上新的征途。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内蒙古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南粮北牧，东林西铁，遍地是煤”，发展潜力很大；同东北、华北、西北的八个省区毗邻紧靠经济比较发达的华北、东北两大平原……又是我。国通往苏联、东欧的陆路通道，地理条件相当优越．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必须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内蒙古具体化……加速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之，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确定各自的具体发展方针，并把各种产业合理地组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他强调说：
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项建设事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改革、开放搞活，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仲勋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让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主，使自治机关真正行使自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自治地方的积极性。而培养民族干部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重要方面，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党政管理干部，又要注意培养多学科、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
习仲勋特别强调了民族团结问题：不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必须有一个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环境。内蒙古是蒙古族的聚居地区，又是多民族地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内蒙古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过去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们的未来事业，更需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在各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要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认真总结和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要实事求是、慎重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坚持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及时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努力造成一种友爱、信任、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积极性。
习仲勋对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阐发和对民族地区工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天，习仲勋在呼和浩特市会见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港澳同胞和日本友人，在市人民公园凭吊了革命烈士，参观了内蒙古博物馆蒙古民族文物展，晚上出席了自治区举行的招待会。
八月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下午出席了内蒙古军区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招待会。二日，中央代表团“内蒙古赛马场观看传统的民族体育表演，下午冒雨为新落成的内蒙古展览馆剪彩并参观展览。
习仲勋非常关心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三日，习仲勋、杨静仁、阎明复、李贵一起，到自治区的城镇、牧区慰问各族群众。在包头钢铁公司，习仲勋深入到轨梁厂轧钢车间，一边仔细地察看生产过程，一边和工人交谈，他特别关心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在家属区，职工群众从阳台和窗户探出身子欢迎习仲勋，他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并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在包头稀土研究院，习仲勋高度赞扬为我国稀土研究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说，包头是内蒙古的明珠，你们是自治区的明珠！
八月四日，习仲勋在伊克昭盟首府东胜市拜谒成吉思汗陵后，即到附近的哈日呼舒牧业生产合作社了解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一位蒙古族群众家里，习仲勋与家里的老大爷促膝交谈。他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品尝奶茶，一边询问主人的生活情况，由于语言不通，盟委书记为他们翻译。看到牧民生活的变化，习仲勋非常高兴，当蒙古族姑娘唱起祝酒歌时，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慰问参观期间，习仲勋还代表中央代表团向包头市、伊克昭盟等单位赠送了绣有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字的锦旗。
八月五日，中央代表团举行告别座谈会。代表团成员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回顾整个庆祝活动的热烈场景，互祝友谊，依依惜别。习仲勋高度赞扬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对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
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就是改革。希望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各族干部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抓好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和工作总结，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精辟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发展，要贯彻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去。当前形势很好，要更高地举起改革的旗帜，突出改革的地位。
八月二十五日，回到北京后，乌兰夫、习仲勋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写出了《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活动的情况汇报》，对做好内蒙古的工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自治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自己的优势出发，贯彻落实“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粮食生产不可有丝毫的疏忽。要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不“单打一”，或“一刀切”。实行分类指导，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尽快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要发展本民族的传统经济，把民族地区的发展同民族自身发展结合起来。要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关键是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使自治区党委成为各民族团结的核心。
三、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把十一届三中_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贯穿到全部工作中去。要更高地举起改革的旗帜，突出改革的地位。在改革中，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特别注意克服“左”的习惯势力的干扰，以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深化，不断发展。
四、自治区党政领导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激发出来的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及时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去，使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努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内蒙古自治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内蒙古活动期问，习仲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一个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的深邃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