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在陕北
第一节回到延安
经过200多天的艰难跋涉，徐向前和他带领的50多人于1941年元旦的前夕到达延安。和战场上比，这里紧张而有秩序，艰苦而有欢乐。即将到来的新年，给迎接它的人们增添了不少乐趣。徐向前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力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徐向前从山东出发时，就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
1946年，徐向前与黄杰结婚时的留影
一路上，他还担负着护送这批款子的任务。到延安时，有人想留一点作返回时的机动费用，当时任军委后勤部长的叶季壮，也同意留给他两千元，徐向前断然不肯，对办事人员说：“现在中央财政很困难，每一个钱都应用到抗战中去。这笔钱是根据地人民用血汗积累的，我当司令员的只有上交的责任，没有留下来支配的权力。”
催促办事人快去交款，直到看到收条才放心。开阶一段时间，总政治部把徐向前安排住在小砭沟北面的一座窑洞里，与傅钟、黄克诚、张经武为邻；后来，中央机关安排他住王家坪，与朱德在一起。没几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徐向前。他向毛泽东面交了朱瑞给党中央的关于山东一年情况的长信。
毛泽东同他谈得很高兴，问了很多事情。最后告诉他：“七大”还没确定日期，要他先休息，学习文件，抽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敌后的情况。
徐向前回到延安，有一件高兴的事，见到了久别的妹妹徐达（占月）。
徐向前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大姐名先月，是因为第一个出生而得名；二姐春月，是因为春天生的；妹妹占月也有点讲究，当时家里人认为已经有了两个女孩，不应该再生她，用奶奶的话说是“多超余”，可是偏偏她又占上了一个位置，故名占月。这就可以想见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了，再加上兵荒马乱之年，更没人看重她了。她从小又多病，两岁时得了天花，满脸满身都是小水泡，无医无药，已经气息奄奄，家里人以为她活不成啦，就把她放在地上的一块席片上，等她的最后一口气。徐向前看到苍蝇在妹妹身上嘬食脓水，心里很难受，便坐在她旁边给她打苍蝇，扇扇子，喂她水或米汤。她意外的活下来了。病好了，脸上却留下麻子，视力也受到了损害。徐向前的哥哥姐姐们都为老妹妹的未来担心，怕找不到一个好婆家。那时徐向前正在读书。
他曾对母亲说：“等占月长大了也叫她念书，念书识字，就可以找点事做。”
占月长大了，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她不能上学。父亲外出教书把她带在身边，教她读书识字，打了一点基础。后来考中了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了几年。
以后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学校停课了，她决定到延安去找二哥徐向前。有人告诉她，找八路军办事处就能有办法。于是她找到了在太原负责办事处工作的彭雪枫。彭雪枫给她写了一张纸条，让搭乘一辆去延安的汽车。她到延安时，徐向前正在晋东南前线，组织上便送她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又到妇女党训班学习。1939年初到延安女子大学任干部科副科长。徐向前很想念老妹妹，一次，邓小平回延安开会，他请他代为看看妹妹。邓小平到延安第二天就找到徐达，鼓励她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还给了她5元钱，怕她不收，说是哥哥给的。这次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兄妹相见后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哥哥为妹妹走上革命道路而高兴。
2月，中央又向山东派一批干部。在这批干部出发前，徐向前和张经武去送行，要对山东工作有所嘱咐。早晨，他们从王家坪骑马出发，往延安南门外七里铺会见这些人。中途，在一条小道上，前边一匹马突然受惊狂跳，徐向前躲闪不及，被马踢中，造成左腿脏骨骨拆。从此腿部肿涨，经常处于低烧状态。朱德、叶剑英等多次到任处看望，让他按医生的处置卧床静养。
但他静不下来，人躺在病床上，脑子里想的却是战场和工作。
创伤与精神的折磨，使徐向前食欲下降。但他不肯来特殊的。一次，军委办公厅的管理人员给他送去两只鸡、几斤水果和一包白糖，并说：军委首长挂念他的伤情，生活上用什么就跟管理科说一声。徐向前说：“感谢办公厅的关心，但东西不能收。我现在有16元钱的保健费，还有5元钱的津贴费，有困难自己可以解决，不能接受特殊照顾。”送东西的人不肯将东西带回去，医生也坚持要留下。徐向前劝导他们说：“前方打仗有多少指战员牺牲和负伤，有的伤员连起码的治疗条件都没有，我怎么能接受特殊照顾呢！”就这样，鸡、水果、白糖全都交来人带回去了。
他不吃好菜好饭，又长期卧床，使平时就有的便秘症加重了。他让警卫员到西北菜社买了几斤四川泡菜，用以刺激食欲。后来又让人买了些肥猪肉，炼成油，装在小罐里。吃饭时，把馒头切成片，在木炭火上烤焦，抹点猪油，撒点盐。当他半卧在床上吃的时候，还对身边人说：“好吃；能增加营养，又能治疗便秘。”床铺是用条凳架的硬板，上面仅铺了一条从山东带来的薄褥子。医生怕他生褥疮，就向管理科反映。管理科立即赶制一床黑面白里儿的粗布被子。徐向前很不高兴，责怪医生不该背着他去管理科要东西。医生解释是病情需要。徐向前说：“病情需要，我们可以商量解决，能想出办法，就不要伸手去要，现在是艰苦时期，后勤工作困难很多，我们要尽量不给他们找麻烦。铺得薄好解决嘛，咱们有棉衣、棉裤，还有大衣，现在天气转暖穿不着了，垫在底下省得放在别处占地方。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说完起身让床，叫人把棉衣和大衣铺好，试了试，微笑着说：“你们看，这不是很好嘛。”便叫人把那床黑被送了回去。
他躺在病床上，经常找从山东根据地来的人谈话，询问那里的情况。他与张经武等研究磋商有关山东工作的大计，向总部提出意见。也曾亲自起草了发往山东的电报，针对山东局势提出：在目前投降、内战空前危机时局下，独立支持山东抗战，扩大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应成为山东党政军的重要任务。在山东，目前应发展鲁南，恢复北沂蒙根据地，求得与鲁南、清河、胶东打通，逐渐向南发展。彻底消灭秦启荣残部，使徂徕山、莲花、岷峪、抱犊崮连成一片，两面配合，束缚东北军在沂山、九山地区。要坚决消灭沈秦等顽军，争取中间派，速求我们在数量上居绝对优势。要真正建立强有力的单独的军区工作。多选有威望的地方领导干部，担任军区工作，另派有经验的干部帮助之，做到与地方群众有血肉关联的保证，真正能坚持各个地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巩固民主政权，团结群众扩充主力军，解决正规军的地方性。
工作，在病床上也要不停地工作，这是徐向前养病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与病床为伴半年多，还写了总结抗战经验的几篇文章，如《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地方武装》等。
第二节任联防军副司令员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治委员。
从1939年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处理共党实施方案”
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为特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时，国民党正在酝酿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对以近10个师包围陕甘宁边区感到兵力不足，电陈蒋介石：“如我陕甘部队被异军突破，则西北全局瓦解”，“根据匪情判断，权衡全局，似应调整战略配置”。他请求再调赵锡光、范汉杰两个军至关中，加强进攻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的力量。这样严重的情况。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应付事变的准备。设立联防司令部就是这个准备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明确规定：“凡直属联防司令部指挥的各兵团，从5月21日起即与联防司令部直接发生关系并接受其命令。”
徐向前与叶剑英在西安的合影
9月1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又发布命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为联防司令部。徐向前仍为副司令员，参谋长由张经武接替，增补肖劲光为副司令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免去林枫副政治委员，改任一二○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为统一军事指挥，贯彻精兵简政，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后，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
在贺龙的领导下，联防司令部的各项工作很快展开了。徐向前十分主动地支持贺龙的工作，两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联防司令部首脑机关设立后，第一步工作是整编部队。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中有一种倾向，有人看到敌后根据地军队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便不问情况，不看环境，主观上硬想扩大队伍，不搞精兵简政，搭空架子，结果没搞好根据地工作，也没培养出一批干部来。徐向前认为，在当前时期，客观形势要求大后方根据地军队不是再求发展，而是紧缩，不是求数量的扩大，而是求质量的提高。边区部队如果在数量上再求扩大，这对部队的巩固与质量的提高不能不有妨碍。
整编从何处人手？徐向前同贺龙商量，认为第一是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紧缩指挥机关，充实连队，提高工作效能，提高战斗情绪。第二是裁减骈肢机关，使机关精干，事权集中，行动统一。裁减的人员到哪里去？徐向前主张抽出大批干部、人员、马匹用到生产方面去，这不仅能使工作灵敏，经费节约，而且可以有力地发展生产使军队自给自足。第三是确立统一的工作制度：生产制度、供给制度、干部统一调配制度。发扬优良传统作风，克服那些形式主义、公式主义、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的旧作风。
在整编中，徐向前还提出下决心抽出大批干部进党校及军事学院学习，以培养与积蓄人才，备将来之用。应利用边区较好的环境扩大军政学校，有计划地培养军政人才。根据联防司令部的要求，从6月上旬开始，边区部队进行整编。本着缩小机关，减少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的精神，将各独立团、队整编为旅，依各旅情况编一至两个主力团，其余编成小团。整编后部队番号及防地更加统一与明确：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三五九旅驻防直属区，警备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备三旅和骑兵大队合编为骑兵旅驻防葫芦河。1943年又调回独立一旅驻防绥德分区，三五八旅屯兵大凤川，新四旅屯兵金盆湾。
总兵力有3.65万人。发展生产，努力使部队经济自给自足，是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一项经常性的中心任务。有一次，毛泽东还特地跟徐向前谈了抓好留守兵团生产的事，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徐向前没有搞生产的经验，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个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不过他对眼前的新任务有一种认真的精神和不屈的干劲。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徐向前在整编中加强了生产领导工作。陕甘宁边区是地瘠人稀的地区，处在日军与国民党军两层经济封锁之中，部队领不到一文军饷，经济困难，物资奇缺。怎么办？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自己动手才是出路。徐向前的回答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为求得生存，为求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发展部队的生产，拿定以军队自己的力量建家立业的决心。只要我们自己不束手待毙，别人是不能把我们困死的！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思想，徐向前把生产方针概括为：实事求是，发展生产，长期打算，建家立业，着重发展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实现自给自足。他要求各机关单位都组织生产委员会，有的设生产科长或经济副官，组织、领导、督促生产的进行；规定生产计划，检查计划落实；总结生产经验；研究与改进生产方法及生产技术。完成任务与超过者给予奖励；不完成任务给予批评；对特别努力的人与有较大贡献的人，给予荣誉奖（主要是高中级干部）。
“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徐向前十分注意开源节流。他强调严格供给制度，提出了“一切生产归公，一切分配经过供给部门”的有力措施。规定供给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改善连队、机关、学校的生活，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照顾多数；规定军政首长应遵守供给制度，供给干部要铁面无私，照制度行事。
大生产运动，几乎遍及陕甘宁边区的所有角落。毛泽东有他自己的一块耕地，朱德参加生产的方式是拾粪积肥，周恩来、任弼时都被评为纺线能手。
徐向前自己也有一块地，种的是白菜，当年获得丰收。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搞生产时，徐向前还在前线。联防司令部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在各部队己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部队的家底子逐渐厚实起来，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它不仅使面临危急境况的共产党人得以度过难关，还造就了政府与人民、领导者与下级、干部与战士之间十分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共产党的威望达到空前的高度，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设立联防司令部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保卫延安，就是防备蒋介石军队对边区的进攻。蒋介石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之后，积极准备第三次。第三次规模更大，目的更明确，那就是在他们封锁包围边区，困死共产党人未达目的之后，发动内战，直接武装进攻陕甘宁边区。兵力已增至80个师以上。面对这一形势，徐向前在联防司令部整编就绪后，即按照中央指示和他同贺龙商定的方案，进一步调整防务部署。他同王震等从延安出发，向南到甘泉，向东到黄河，沿黄河向北，仔细察看了地形，并向中央作了汇报。
徐向前对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充满信心，他说：有广大人民支持，有国际民主势力支援，有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打退三次反共高潮，争取时局好转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没敢行动。由于共产党中央及时揭破了蒋介石的阴谋，由于蒋介石发现边区有充分准备，由于蒋介石内外交困难以自拔，他终于把伸出来的手又缩了回去。
第三节出任抗大校长
1943年初春，延安军民都在积极准备春耕，徐向前正在满怀信心地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春耕生产。一天，毛泽东把他找去，问了一下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作难，说，“主席，你让我搞军事学院①，还没理出个头绪，又让我当抗大校长。我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
“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是师范生，又是黄埔生嘛。”
“主席，顶好让我去打仗。”
“仗也要你打。现在，你还是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那里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当副校长。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
毛泽东还谈了办校的一些具体设想，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的意图是，为准备反攻保存干部、培养干部。
3月中旬，徐向前从延安出发，经四天行程到达抗大总校校部所在地的绥德县西山寺。不久，李井泉也到了这里。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迁回（在此之前，抗大总校设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二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二分校和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徐向前很苦恼。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抗大总校从敌后迁回陕北，军事学院与二、七分校合并，重组编制，加上不能很快投入正课等等因素，使干部和学员的思想甚为动荡，甚至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徐向前确定的方针是加强思想教育，严格规章制度。
思想教育，徐向前是从抓革命军人品质入手的。他要求学员和干部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有坚定的党性，服从组织，服从纪律，发扬自我批评精神；相互关心，上下一致，做执行政策的模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以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要求学校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克服“学生老大难管，队长政指怕管”的松弛现象。他首先从自己做起。抗大返回陕北初期，有些人仗着自己是从前线回来的，以功臣自居，行为不羁。看戏没有票硬往里闯，不让进就大吵大闹。徐向前整顿这种坏现象，就在有文艺晚会的时候，搬个板凳往剧场门口一坐，也不说什么。
①1943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
自他这样做了之后，晚会的秩序就好得多了。徐向前每天起床很早。学校规定干部和学员都要出早操。而他在学员出早操之前就出了“早操”，做完他的跑步、爬山、打太极拳等“自选项目”后，回来检查出操情况。校部机关有的干部不愿按时起床，他就到宿舍去看。看看贪睡者都有谁。有的人说：“徐校长早晨到宿舍去转，看到我们没起床，也不说什么就走了，可是，他不说，比批评几句还难受，下回再不敢睡早觉了。”那一段，徐向前还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的一个工作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向中央提出分配意见。团职以上干部他要亲自谈话。尽管这样紧张，他还经常到分散在百里以外的单位检查工作，帮助解决问题。为了建家立业，徐向前提出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全校教职学员，一面自建一部分校舍，一面开展了生产运动，有农业、商业、作坊，还有其它副业，当年收入近30万元。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
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徐向前和何长工、李井泉比较一致的思想是“要稳不要急”。徐向前还给大家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用以提醒大家不要再蹈覆辙，因此，这段秩序比较正常。
10月中旬，上级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
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口号。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康生说什么：“现在的时间是紧迫的，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中央直属机关已经坦白450人，还不是他的理想数字，他认为“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结果不能不导致逼、供、信和扩大化。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做法，提出审查干部九条方针，但已经刮起的风并没有立即煞住。整风工作组进驻抗大之后，仍是搞“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还有一种叫“照像”，在开会时，人一批一批地到台上去站着，看你脸色有没有变化，若坦然自若，面不改色，即被认为没问题；若神态拘谨，面红心恐，就有被定为嫌疑分子的可能。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1052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达602人，占总人数的57.2％。伤害最大的是干训队，总人数496人，两种“分子”达373人，占75.2％。10月下旬，徐向前回延安去了。他在延安虽然经常过问学校的运动，但左右不了形势。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当有人到延安向徐向前请示汇报工作时，徐向前说：审查干部要慎重，不要轻易给人家定反革命、奸细、特务。要注意调查真实材料，可以到晋西北去调查，也可以到延安调查。有了可信的材料，才能说他是个啥。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学员和一般干部组织起来学习文件，参加生产劳动。转入甄别复查阶段后，徐向前从延安给何长工、李井泉写信，专门谈了做好各种人员的思想工作问题。他指出要发动大家敢于起来说话，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积极分子了解，过去有些方法是错误的，如逼、车轮战等。使搞错了的起来辩白，得伸其冤，向党靠拢。使真正坏人和图隐其奸者，得暴其恶。他提出了几点值得注意的事项：一、自我批评必须先在领导干部、积极分子中搞通，才有力量，才能实事求是，不致在大翻案中迷失方向。二、自我批评必须态度要诚恳，程度要适当，说话有分寸，必须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三、领导干部、核心积极分子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坦白者、半条心的人、两条心的人进行自我批评。他在信中说：大翻案是必然的，最近党校开展批评后，有许多人也翻案了，不要怕。被冤屈的人，说些不满意的话，发些牢骚，我们不必着急。他还就大胆使用干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抗大整风后期的工作延续的时间较长，进行得比较细致。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徐向前亲自关怀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都平了反。在整风审干期间，抗大的大生产运动并没停止。1944年的生产总收入达4.76亿元，比头一年翻了好几番。
因为整风审于的关系，《抗大总校第八期的教育计划》，延至1944年底才付诸实施。其实，这个计划早在建校之初，就进行了充分酝酿，在这年的6月12日就己正式颁发了。这个计划被认为积累了抗大各期教学经验，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计划。它体现了徐向前为战争培养干部、以适用为主的思想。
《计划》对学制有明确规定，修业期限为两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年为本科。
《计划》用毛泽东的三句话作为抗大“传统的教育总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这个总方针下，规定了七个教学原则：（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三）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相互结合；（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
徐向前认为，只有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才能打赢这场民族战争。
因此，《计划》要求教学中必须做到中国化、大众化，做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
由于整风占去了一年又四个月，抗大的教学没能完全按《计划》实行。
1944年12月1日正式开课，到1945年3月，这4个月以文化教育为主，而文化教育又以国文为主，算术为辅，在国文教育中则又以军队应用文为重点。
1945年5月至7月3个月，除了继续以文化教育为主之外，又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的传达与学习。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战形势迅即变化。根据参加总反攻的需要，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一部分赴各方战场，一部开赴东北，一部留下分配工作。抗大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
徐向前于这年的4月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以至连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也未能出席。抗大后期的工作，他虽无日不萦回脑际，但已无力具体过问了。
第四节参加整风
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实际上是从1941年5月的延安高于整风学习会议开始的。徐向前在联防司令部和抗大工作期间，一直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整风学习的开始。9月，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1943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成立了由李富春等21人组成的中央学习总委会，负责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
1942年10月19日，徐向前以中共西北局委员的资格出席了西北局高于整风会议。这次会议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14日方才结束。
西北局高于整风会议，开始提出要整顿党、整顿政府、整顿军队，整顿学校，整顿财务等“七整”，并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准备整顿方案。贺龙与徐向前负责整顿军队。
这个会议开始一段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说会议讨论的都是些细微末节的问题，而把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倾向、自由主义、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给忽略了，“流入到讨论纯实际问题的漩涡中去了”。经毛泽东指出之后，会议改变了开法，停止了小会讨论，“七整”合并进行，有40多人在大会上发言，揭发边区肃反中的错误，主要是批评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和中央代表朱理治执行王明路线，逮捕刘志丹等许多对根据地建设有贡献的人，造成边区肃反扩大化。在整风期间，中央要求每个高级干部都写“整风学习笔记”。徐向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写下了许多笔记。有的是学习认识，有的是自我批评，有的是个人对如何改进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规划。徐向前在笔记中留下这样一些语句：过去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都是对国际国内的事件、中国的社会与历史不彻底了解的缘故，把主观愿望当作了实际。
各苏区的肃反错误的惨痛的血的教训与山东湖西肃反的教训，主要是既不了解反革命派力量，并夸大了，另方面又不了解自己。
敌后根据地政策的摇摆不定，主要是没有对中国各阶层状况的精密调查研究，故发生政策上忽左忽右的现象。
调查研究是方法，但它的意义更远大。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辩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为把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坚持下去，徐向前给自己立了十条规矩，用以约束自己。
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突击工作。
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
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免挂一漏万。
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
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无矢求的。
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
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
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
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
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
在讲到关于党内不正之风的表现与危害时，徐向前写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遗祸无穷的地方，就在于以死板的公式、抽象的原则去指导工作。也就是说，把死板的法则生硬地套在活生生的多样多变的事物上，这样一来，在思想上就束缚了并停滞了对新鲜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更进而主观地把一切革命过程中的复杂问题看成死的不变的固定的东西。
这种思想表现在工作上，必然会形成守旧、生硬的作法，只知墨守成规，不知在新环境下创造新的作法，所谓“万应药方”、“老一套”、“公式主义”、“只看过去不看将来”，也就会成为工作中占统治地位的作风。
正确的作风和方法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实质，应用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解决中国的现实的具体的革命问题。
贯彻中央决定也是这样，要掌握其立场和方法，按照具体的情况，如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时间，适应情况灵活的运用。也就是以具体的矢来射具体的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善于以新的经验来丰富中央的政策、决定，并进一步发挥它的精神。某一问题的提出，都有其具体的条件，时间性、空间性……。
例如：我们不能把内战时代的战术，机械地应用来对付日寇；我们也不能把抗战初期的战术，单纯地应用来对付今天的日寇，因为具体的敌情不同了。
我们不能把公开环境下的一套组织形式，拿去秘密环境下应用，因为斗争的形式不同了。
我们不能把领导党的一套方式，完全拿去领导群众团体或军队，因为具体的对象不同了。
在西北局高干整风会上，徐向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别人，批评别人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他的发言，体现了毛泽东给大会指示的方针：不要抹煞成绩，也不要光讲成绩。要两点论。徐向前在西北局高于整风会议发言中，对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他说：边区的军队，执行了党中央、军委的路线，我们保卫了边区，巩固了河防；我们自己的部队巩固了，生产自给了。同时他也指出了边区部队的缺点，如：对西北局领导不够尊重，对党的政策执行得不够，对建设根据地认识不足，有“想打出去”的思想，还有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等等。但他对部队，对干部，包括对有错误的干部，是充分信任的，对克服缺点错误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们部队的干部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基本是好的品质，是能够改造的。我们不虚伪，愿意讲真理，党的政策是可以掌握的，思想方法是可以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可以掌握到马列主义正确的思想方法，可以掌握到党的政策来认真的执行。
延安整风的意义是巨大的，留给每一个参加者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徐向前认为这次整风主要收获为三个方面：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第三，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他始终对延安整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①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88―689页。
第五节身在病床，心系战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毕竟来之不易，徐向前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喜悦，兴奋。
可是，他又感到遗憾。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此时不是在前线的战火中，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胜利。这种遗憾的感觉，当然并不奇怪。
就在几个月前，毛泽东来医院看望过徐向前。徐向前曾向毛主席请求说：“日本鬼子快投降了，再不让我打仗就没仗可打了！”
毛主席亲切地劝慰说：“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对待疾病，徐向前是和对付敌人一样作了顽强的斗争的。
这时的延安，没有足够的医疗器材，缺乏良好疗效的药物，甚至也没有必需的营养保证，要战胜结核性胸膜炎这样的顽症。该是何等困难啊！患有同样肺病的关向应等，已经不幸被夺去了生命！
徐向前以长期革命斗争生活中锻炼出来的、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象指挥作战一样，决心下定，要用最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与病魔搏斗。他以革命军人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做到了无条件服从医嘱：医生说“戒烟”。他一下就把吸了几十年并且吸得很凶的烟戒了。
医生说“绝对卧床休息”。他就成日成月地躺着，连一句闲话也不讲。
为保证徐向前得到静养，贺龙司令员专门给医护人员和警卫战士作了交代，尽量谢绝同志们的探视。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举行的。这次大会，中共中央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徐向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七大”和这之后，毛泽东等一再讲，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危险，提醒全党和军队高级干部精神上要有准备。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他更加明确指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徐向前从考人黄埔军校，就与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如果说开始只是蒋校长的一名学生，看不出老师的本性，大革命失败后，经过10年内战，他彻底认清了那位校长，确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徐向前在冀南、山东领导抗战时，不断地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到了延安联防司令部，又直接面对着不抗日、却始终包围封锁边区的几十万胡宗南军队。事情非常清楚，国民党蒋介石绝不会放掉任何消灭共产党的机会。徐向前在病中，总想着要和这伙老对手重新较量一番。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地反对内战，也由于美国顾忌世界民主舆论。蒋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这个对党内的通知还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来犯之敌。
就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除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外，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己达80万人。
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在准备打仗。在徐向前的家乡山西，军阀阎锡山集中了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侵入晋东南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按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进行了上党战役，歼灭进犯军2.5万人，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坚定的立场，迫使蒋介石在谈判中不得不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议纪要”，宣布“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双十协定”。
蒋介石不遵守政协决议和停战令。他认为已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于是，以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徐向前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在这一系列事件进程中，他始终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当他能够起床作少量活动时，就以多种方式锻炼身体，散步，打打拳，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虽说琴技实不高明，却是调节身心、增进体力一种方法。5岁的女孩鲁溪，听到琴声也会天真他说：“爸爸又在杀鸡哩！”
这同样会给他增添着乐趣，笑上几声。
徐向前是1945年冬天出院的。他离开柳树甸和平医院之后，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到延安枣园。他坚持每天下午散步。有时遇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散步，谈论中说到关于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军事问题，徐向前也直率地插上几句自己的看法。比如有的地区要不要打和能不能打，他就直截了当他说：“要打！怎么不能打！”他郑重地向毛泽东说：“看来要狠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
一谈到打仗，徐向前既兴奋又不安。他这样个身体，走几步都要喘几喘，怎么上前线，怎么领兵啊！在毛泽东等人面前，他又尽量打起精神，摆出身体好转的样子。
1946年上半年，中央领导人考虑让徐向前去中原局工作，但细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远远谈不上已恢复健康，更不能胜任紧张的工作。徐向前自己希望上前线打仗的要求难以实现。他极力克服病人常有的烦躁情绪，每天阅读些文电、战报，参加重大的会议，悉心研究、分析战局和中央、军委对各解放区作战的指示。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问题上时，精神和体力似乎好多了。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叫他们快作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时，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这正是战争年代革命家们“成家”的一个缩影。
黄杰，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7月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讨论如何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谈到山西战局，说到进攻太原的问题。有的认为，太原是阎锡山经营了30多年的老巢，兵力很强，就人民解放军在山西地区的力量，一时尚不足以制胜。徐向前从各方面分析了敌我，认为完全可以击败阎锡山。毛主席对徐向前的发言，表示很赞赏。两年后中央派徐向前担任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不能说不和这次发言有关系。
在全国规模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16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120万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分局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在不到3个半月的时间内，歼灭了进犯的蒋军35个旅。
蒋介石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成了进攻的重要目标。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放弃延安的指示》。同时，决定将一部分机关、医院、保育院，以及老弱妇幼和负伤或患病的干部先行疏散到晋绥解放区。徐向前也属于疏散之列，并被指定为一支高于小分队的小队长。
离延安前几天，毛主席在欢送徐向前等即将疏散的一部分领导干部会上，说战争还要打3年、5年、或者10年，告诉大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和徐向前同乘一辆敞蓬卡车往绥德疏散的，有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还有王前、黄杰和她们的孩子，连同警卫人员等共20多人。卡车只有驾驶室内司机旁边一个座位，徐向前就请徐特立坐，而徐老硬让身体最衰弱的徐向前去坐，互相推让很久，结果徐特立以“小队长应当在前面指挥和负责全队安全”为理由，让几个警卫员把徐向前推进驾驶室。
同行的人数虽然不多，徐向前仍感到带队的责任很重。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他判断胡宗南在准备进攻延安之前的此时，必然会派出飞机先来侦察情况和封锁交通，一路上对可能出现的空袭十分警惕。将近绥德城时，他刚一听到飞机声，就果断地叫司机停车，命令全体立即下车隐蔽，由于卡车上下十分不便，有的人很不情愿地慢慢腾腾，不想下来，徐向前严厉他说：“不行，赶快下车去！”当大家进到公路边的窑洞里，敌机扫射的机枪声猛响起来。这时，大家才认定徐向前这位小队长指挥得当，如果不早些下车，枪响起来再急急忙忙往下跳，非摔伤人不可。
徐向前到绥德不到1个月，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想到前线正迫切需要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决心上前线去。他的夫人黄杰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对他的病来说，呼吸到前线的空气甚至比服药更有疗效，当然最同情和支持他。徐向前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太行解放区。
中央很快就发来复电，批准徐向前去太行地区休息，俟健康情况允许时，再到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工作。
虽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且绥德往东已无法通行汽车，徐向前身体虚弱，不能长久骑马，但他毫不踌躇，决定步行也要出发。警卫战士们哪肯让病中的他走路，几乎是强行把他抬上担架。
徐向前一行在朔风怒号中，渡过了浊浪翻滚的黄河，登上东岸，不远，到了柳林。天空飘起雪花，又正值除夕，徐向前决定在这里过年。1947年元旦，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来给老战友夫妇拜年。3天后，天气放晴。徐向前一行到了离石口，贺龙又来道别，并告诉说已和陈赓联系好，由太岳部队派人到汾河迎接他，护送通过晋中敌占区。徐向前踏上了风雪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