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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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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东征之役

书籍名:《叶剑英传》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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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淡水之战

  
      孙中山指挥革命武装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以后,广东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时,中国北方的政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动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率部倒戈,发动“首都革命”,导致直系军阀全线溃败。北方出现了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派势力既妥协又争斗的局面。

  
      冯玉祥是一个有头脑的、同情革命的军人。他与孙中山早有书信来往,并深受其影响。北京政变后,他立即电请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毅然偕夫人宋庆龄乘舰离粤赴京。

  
      孙中山北上后,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反扑时机已经到来,遂自任“救粤军总司令”,于1925年1月7日发布大举进犯广州的命令。他得到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帮助,并联络驻在广州的滇桂军阀和反动势力作内应,妄图一举成功,实现其统治广州的美梦。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由于积劳成疾,肝病恶化,卧床不起。北伐军谭延]部和朱培德部出师不利,兵败江西。广州留守府群龙无首,内外交困。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  1925年1月15日,广州大本营决定东征,并发布《东征宣言》。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州大本营发出总动员令,并作出东征陈炯明的部署。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文告。此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般称为黄埔校军)和粤军。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在粤军二师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于1月16日奉命从香洲返回广州,全力投入东征作战。

  
      参加此次东征的还有滇军、桂军、湘军等部队,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担任联军总司令。东征部队分兵三路,滇军和桂军分别担任左翼和中翼,粤军主力张民达第二师、许济第四师和黄埔校军等部,担任右翼。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第三旅和第四旅约8000人。粤军经过一年整训,在士气、纪律和装备、技术等方面都大为提高。尤其是第二师的战斗力较强,充任东征右翼军的开路先锋。

  
      编入右翼军的黄埔校军两个教导团约3000人。教导团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教导团的军事装备几乎都是由苏联供给的。

  
      武器精良,士气高涨,军纪严明。

  
      当时,敌军号称7个军,  10万人(实际只有6个军约五六万人)。陈炯明蛰居香港,遥控指挥。其部署是:以盘踞惠州、平山、淡水的叶举部,向宝安、东莞进攻;以盘踞潮州(潮安)、汕头的洪兆麟部,经海陆丰,西出淡水,进窥广州;以盘踞赣边及河源、五华的林虎部,向南移动,分兵向龙门、增城北面靠拢,与叶举部相呼应。同时,陈炯明还勾结江西军阀方本仁出兵,夹攻广州。敌军各部名义上由叶举任总指挥,实际上各军之间,勾心斗角,互不信赖。陈炯明见此情景,只好从香港返回惠州,直接指挥各部,迎战东征军。

  
      战役初期,东征军的左、中翼军各怀异志,与陈炯明暗中勾结。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按兵不动,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溜走香港。唯有右翼军按原定计划出征。

  
      作为东征右翼军先头部队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于1月26日从广州出发。面对兵力众多但又一盘散沙之敌,张民达和叶剑英提出了猛进、猛攻、猛追、猛扑的“四猛”作战方针,率领全师官兵英勇奋战,只几天功夫就扫清了石滩、石龙一线敌人。2月4日拂晓,与敌熊略部遭遇,将其击溃,缴枪数百支,俘敌数百人。敌人急调2000余兵力来增援,二师又将其击退,并乘胜攻克广九铁路线上的常平。这时黄埔军校教导团亦进到常平。两军会师后,力量倍增。2月10日二师进抵淡水城郊。

  
      为了攻打淡水,叶剑英带领参谋人员对敌情进行了详细侦察。他了解到,盘踞淡水城的敌军有熊略残部及翁腾辉、林烈、盂献祥等部约三四千人,兵力不少。他还直接到淡水城郊前沿阵地勘察地形。他发现,淡水城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垣系泥土筑成,又高又厚,有上中下三层射击孔。敌军为了防备粤军夜间攻击,在城墙高处装有照明设备。城之四周为洼地,近郊为土山,地势十分险要。

  
      叶剑英看了地形之后,感到淡水城虽然不大,但易守难攻。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友军配合,周密部署,协力攻城,才能取胜。他与张民达师长商拟了作战方案,便赶到驻在龙岗的总司令部,报告协攻淡水城作战计划。蒋介石、周恩来、加伦等人详细地听取了他提出的攻打淡水的部署,并一起进行了商讨。

  
      大家经过研究,确定黄埔校军由平湖、龙岗突击淡水南面;粤军自城西北、东北面进击。2月15日,二师与黄埔校军一起向淡水发起攻击。此时,敌军凭借工事猛烈还击,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鼓励黄埔校军奋勇战斗。张民达、叶剑英身先士卒,勇猛攻城。经半日激战,东征军攻进城内,毙敌百余人,俘敌千余人,其中有敌军旅长、团长等军官10余名。苏联顾问罗加乔夫目睹革命将士作战如此英勇,高兴地对张民达、叶剑英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革命军队这样了不起,当年与白匪军作战的苏联红军也不过如此。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当天下午,洪兆麟部2000多人从沙坑方向向淡水猛扑过来。黄埔军校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教导一团三营营长王俊指挥不力,连吃败仗。蒋介石惊慌不已,下令退却,自己跑到离城几公里远的破庙里隐蔽起来。这时,张民达、叶剑英仍率领第二师一部坚守在城内,因部队主力已出城追击熊略等叛军残部,城内兵力已很少,张、叶乃亲率师部警卫连等部队,以机枪、驳壳枪反击敌人。叶剑英指挥部队一面抗击敌人,一面冒着枪林弹雨,与友军联络。午后4时,敌人被打退以后,战场稍现沉寂。叶剑英亲自跑到北门向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通报敌情,提出:左翼敌军来势凶猛,已彼击溃,迟却20里。但右翼方面恐不能支持,我师拟以一部增援右翼,请贵团接应。何应钦以未知右翼情况和未奉蒋校长命令为由,予以推托。

  
      敌军又开始反扑过来,叶剑英急速返回右翼阵地指挥战斗,将敌击溃。

  
      接着,他第二次找到何应钦,说:左翼敌人确已退去,我师正追击前进,现应火速迎击右翼敌人,请贵团接应。何应钦仍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敌情越来越严重,何应钦始同意出击右翼敌军。经过两军协力作战,才将右翼来犯之敌击溃。①16日晨,敌又纠集兵力攻打淡水东门。张民达和叶剑英率部在友军配合下发起反击,迫使敌人向平山一带退却。革命军乘胜追击,大获①《革命东征实战纪》,国立中央图书馆1928年版,第131页。

  
      全胜,淡水转危为安。几十年后,叶剑英回忆说:“淡水一仗打得很苦。”

  
      他和周恩来偶尔谈起淡水之战,谈起蒋介石、王柏龄的仓皇窘态,不由发笑。

  
      二白芒花的争论

  
      淡水大捷使东征军信心倍增,军威大振。接着,东征军又迅速攻占惠东的平山。2月22日,东征军粤军司令部在平山附近的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会议首先分析了敌情。大家看到:敌军洪兆麟、叶举部虽然溃退,但其老巢海丰、汕头并未触动,河源、惠州仍在敌军之手,杨坤如部三四千人驻守惠州,随时都可能反扑。同时,林虎部仍盘踞在兴梅一带,虎视眈眈。而东征军内部左、中翼两路按兵不动,徘徊于增城、博罗之间,只有右翼的黄埔校军和粤军二师等奋力进击。但因连续战斗,部队疲惫不堪,后方联络、供给均感困难。面对这种形势,会上对下一步如何打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先打惠州。一种意见主张对惠州围而不打,而以主力东进,直捣叛军老巢潮汕;另一种意见主张已经东迸的部队回过头来先打惠州,然后徐图东进。

  
      惠州位于珠江三角州东端,毗邻港澳。这个素有天险之称的名城,枕东江,凭西湖,倚山带河,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陈炯明、杨坤如以此为据点,苦心经营。从城外到城内,他们层层筑垒,步步设防,企图长期踞守。两年前,孙中山曾亲督东路讨贼军数万之师,多次围攻,皆未得手。

  
      会议围绕打不打惠州的问题,从早上争论到中午。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主张先打惠州的人认为惠州为东江支撑点,惠州一下,则东江一带可迎刃而解。相反,以张民达为代表的粤军军官,则极力反对先打惠州,提出了暂时监视、围困惠州,以主力直取潮汕的作战方案。

  
      作为二师的参谋长,叶剑英在争论中多次陈述己见。他引用了一首形容惠州地理环境的古诗:“铁链锁孤舟,飞鹅水上福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然后详尽地分析了惠州地势的险要。他解释说,惠州城墙既高且厚,外围还有防御工事,守城敌军兵力众多,敌军洪兆麟与叶举部约2万余人,近在咫尺,随时可能去增援。我东征军兵力不足,若先攻惠州,敌将里应外合,陷我于被动地位。要争取主动,就应该先追歼当面洪、叶之敌,直捣潮汕敌巢,然后杀个回马枪,惠州可不攻自破。许济、莫雄等粤军军官相继发言,表示赞同。

  
      这时,坐在许崇智身边的蒋介石,摆出校长和参谋长的架势说:若要攻克潮汕,必须先打惠州,若不先打惠州,惠州之敌必倾巢而出,击我之背,陷我于首尾应敌的境地;我军先打惠州,就可以除去东征后顾之忧。蒋介石摆出一大套理由,强调攻下惠州有如何重大的战略价值,实际上是想要二师等队伍去打惠州、老隆,自己利用海上兵船运输的方便,去打海陆丰,先占汕头。

  
      张民达和叶剑英看穿了蒋介石的用心。张民达一向瞧不起蒋介石,此刻听了蒋的“训诫”,拍着桌子反驳对方,力主不打惠州。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总司令许崇智听了双方的争论和苏联顾问加伦的意见,考虑到左、中翼滇桂军虽挂“免战牌”,惠州仍处在滇桂军围困监视状态。最后决定右翼军集中兵力,进攻当面之敌,举兵东下,直指海丰、潮汕。

  
      在这场争论中,由于张民达、叶剑英等坚决主张不先打惠州,总司令最后作了决定,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先不打惠州。①作战方针已定,会议转而讨论如何歼敌的具体计划。确定由张民达率领二师、四师主攻三多视洪兆麟部,向潮汕进军;由蒋介石率领黄埔校军绕过三多祝,插向海丰,袭击叶举残部。

  
      ①访问李洁之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三进军潮梅

  
      白芒花会议后,张民达、叶剑英率领全师官兵,艰苦奋战,猛追猛攻。2月26日占领了洪兆麟的指挥部,缴获山炮3门及许多枪枝弹药,洪军全线瓦解,残部溃退海边,乘船逃跑。张、叶率二师继续向陈炯明老巢海陆丰进击。

  
      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的积极配合下,乘敌喘息未定,迅速攻克了陈炯明的出生地海丰县城。

  
      海丰是陈炯明经营多年的老窝。他从民国初年当上广东都督,特别是黎元洪以总统名义授他“定威将军”的封号以后,便在海丰县城南修建了一座十分气派的“将军府”。27日,二师入城后,师部进驻陈逆“将军府”。第二天拂晓,奉命迂回海陆丰的蒋介石才率部赶到“将军府”。他见到二师官兵进军如此之快,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连声说道:你们真是神速!

  
      二师攻克海陆丰之后,乘胜猛追残敌,配合黄埔校军,次第收复惠来、揭阳、潮阳,于三月初抵达汕头。洪兆麟部败军,一部经饶平入福建,另一部逃入梅县境内。叶举和洪兆麟只身逃到香港和上海。张民达、叶剑英率部连续作战,占领梅县,歼敌600余人,叶剑英被任命为梅县县长。

  
      对于二师攻克梅县的详情,  1925年3月31日《申报》有如下报道:“驻梅县林部之游击队张鸣翔、黄伟两部,共约千余人。19日闻五华、兴宁被围,向县商会勒得二千元,率部开往平远、蕉岭,退入赣境。县长李吐麟逃。20日,李云复残兵,由丰顺马头退回长沙圩,向梅县商会勒借二万元,商会无以应付。21日许济部队抵梅口。许(崇智)委出叶宜伟(剑英)为县长,梅江上游,遂告肃清。”

  
      二师部队占领梅县县城后,担任县长的叶剑英仍忙于军务,与张民达率部继续向北追击林虎残部,在大柘附近同敌殿后部队李易标和刘志陆两部相遇。敌兵力虽多,但已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李易标的一个独立团全部被歼。张、叶率部乘胜追击,直至蕉岭。敌军残部逃离广东,窜入闽、赣两剩后来,困守惠州城的杨坤如部,经过廖仲恺派人策反,见大势已去,遂自动献城。果不出张民达、叶剑英当初所料,惠州不战而下。

  
      这次东征,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建国粤军二师及一、四师等革命队伍,士气高涨,锐不可当。当时的报刊有这样的记载:“二师历经石龙、新墟、淡水、增光、埔心、海丰直抵汕头,追击黄岗、饶平、潮州、隍、梅县、蕉岭诸敌,奋励扑进,所向披靡。”叶剑英第一次与黄埔校军并肩作战,感到大多数学生兵打仗勇敢,纪律也好,心中暗暗高兴。他常向身边的人夸奖说:“我亲眼看到学生军作战指挥很有条理,战术上也灵活机动,觉得黄埔军校没有自办,训练是很有成绩的。”①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东江及潮梅一带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群众纷纷起来支援东征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打垮了兵力众多的陈炯明叛军,这使叶剑英进一步看到共产党和民众的力量,他的思想向共产党进一步靠拢了。叶剑英在这次东征中,也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张民达很尊重叶剑英,常常当着二师军官的面夸奖他的参谋长思想新颖,才智过人,指挥有术,并且告诉部队,参谋长可以代替他指挥。他还严肃地对部下说:“谁反对参谋长就是反对我,拥护他就是拥护我。”张、叶这两个梅县出身的青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2月27日。

  
      年将领在战斗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四梅县县长

  
      肃清梅县境内的敌军残部以后,叶剑英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全县的政务方面。

  
      1925年3月25日,广州留守府向东征前线各军通报了孙中山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叶剑英在梅县组织军民举办“孙中山先生追悼周”。30日在东较场召开各界民众追悼孙先生大会。叶剑英亲读祭文,缅怀孙中山一生革命的丰功伟绩,号召全体军民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彻底消灭陈炯明叛军,把东征和国民革命进行到底。②叶剑英做了县长以后,亲到东山中学、丙镇中学(即丙村中学)和学艺中学,宣讲革命形势,传播革命思想。他把孙中山的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念给大家听,还发表“关于苏联的革命和经济政策”等专题演讲,介绍苏联革命经验,勉励同学们关心革命大业,发愤读书,为革命为人民献身。梅县的青年学生们到处张贴革命标语,进行街头宣传、化装表演、提灯游行等活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浪潮。

  
      叶剑英早就对旧县衙办案不公,十分反感。在梅县执政后亲自察看监狱,了解案情,平反冤案。他十分关心发展教育事业,为解决学艺中学办学经费,决定由政府出面,通令全县征收生猪屠宰税,全部用来资助学艺中学。

  
      雁洋故里的亲人们听说叶剑英当了县长,奔走相告,都为叶家出了个县官而自豪。他的几个远房伯父想让他给安排在县府当差。叶剑英耐心地对他们说:封建时代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谁家出了个当官的,亲朋故旧全都沾恩带惠,坐享荣华。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是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与过去的县衙完全不同,不能随便安插人,请伯父们谅解。

  
      伯父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但也有个别亲属想不通,在叶家祠堂内贴出了一首表示不满的打油诗:虎头山上英雄树,英雄树开英雄花。

  
      花开时节蕾满树,

  
      为何不见花接花。

  
      这首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叶剑英为官清廉的风貌。

  
      叶剑英并不是不近情理的人,他对贫苦乡亲的困难总是极力想法帮助解决。雁洋有个叫赖宾庭的人,家庭负担重,被迫向一个乡绅借高利贷,因还不起钱,跑到南洋躲债。有人劝他的妻子“钓两尾鱼”到县政府去找县长。

  
      叶剑英见了,让她把鱼带回去自己吃,随即派人找来那个乡绅,申斥他放高利贷是不合法的,指出只能按正常利息还本付息。乡绅只好同意。赖宾庭的妻子十分感激,告诉她的子女世世代代不要忘了叶县长的恩德。直到现在,赖家后辈们还时常向人们讲起当年叶县长帮助他家渡过难关的故事。

  
      在离梅县县城东北140里处的王寿山广福寺里,有个无恶不作的恶僧。

  
      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因其常用银两疏通官府,一直逍遥法外。当地受害乡民听说来了“革命县长”,就联名到县府投诉。那个恶僧听说此事,特意派②访问辛镇仪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人给县长送来300块光洋。叶剑英知道后,严斥道:“别说300块,就是3万块大洋也休想打动我!”令人将光洋悉数退回。接着,他根据县政府调查得到的确凿证据,下令将那恶僧捉拿归案,并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正法。民众拍手称快,一些土豪劣绅则闻风丧胆。

  
      叶剑英在梅县执政期间,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之余,还深入底层体察民情。

  
      一次,他到乡下访问,听到一个老同学说,县府有人正在用公款起屋。他回到县府一查,果然发现有个协助他料理财务的人挪用公款100多块光洋给自家盖房子。叶剑英立即召集政府有关人员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明政府人员要革除时弊,廉洁奉公的道理。那个挪用公款起屋的人自感惭愧,会后立即把100多块银元退回来,并向叶县长作了检查。叶剑英厉行德政,除暴安良不受贿、不收礼的事很快在梅县传开,远近的民众都说他是个革命的“清官”。

  
      叶剑英不仅实行廉政,而且治军也很严。他每天工作无论多么紧张,总要抽出时间去巡查军队驻扎情况,一来关心部队生活,二来检查纪律情况。

  
      有一天,他巡查营房时,发现有个营长占用了房东准备娶儿媳的“洞房”。

  
      他找到那个营长,以严肃又和蔼的口气劝他搬家,说:“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搬到我住的地方去。”说得这位营长面红耳赤,心悦诚服地搬出了“洞房”。还有一次,他微服出访,碰到一老一少,反映有个连队压价买粮。他立即找到那个连队,让他们把少付的钱送还卖粮老人。

  
      在叶剑英的整顿下,二师驻军秋毫无犯,爱护百姓,受到梅县民众的交口称赞。

  
      五痛悼张民达师长

  
      1925年3月,正当叶剑英在梅县励精图治之际,从潮州传来了师长张民达不幸遇难的消息。叶剑英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他急忙安排了一下政务和军务,火速赶往潮州,处理张民达的丧事。

  
      叶剑英到达潮州以后,方知张民达是坐船去汕头途经潮州湘子桥时,舟覆殉难。因水深流急,张民达的遗体尚未找到。叶剑英一面派人继续寻找遗体,妥善处理烈士的善后事宜,一面整饬队伍,安抚军心。

  
      第二年春,叶剑英接到张民达遗孀邓淑贤的来信,得知张民达遗骸已在韩江下游找到,悲怀之余,总算得到一点安慰。他想起同张民达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提笔直接向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写了《请褒恤张故师长》的呈文。在呈文中,他满怀深情地追述了张民达的革命业绩,写道:“张故师长平生笃信主义,确为先总理之信徒,其勇敢无畏,又为革命党之健将。??十四年春,复举东征,召集全师鼓励杀敌,有进无退,猛攻猛进,为唯一作战方案。故第二师为东征先锋军焉。石滩、淡水、海丰、潮州、隍、梅县、蕉岭诸役,均督率所部,奋厉扑进,所向披靡。”

  
      呈文的后半部对张民达的革命精神和品德,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故师长少年留学南洋,与军旅之事,虽非夙习,而不爱钱,不怕死,不应酬,无嗜好;只知有党,不知有身;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只知有公理,不知有私情。其治军也,与士卒同甘苦,百折不挠。其应敌也,虽遇至难极险,而态度雍容,若克事然。其成功也,谈笑出之,视为寻常,无足措意焉者,洵为近代将官难能而罕睹,殆天生一具革命军人模范者也。”在呈文最后提出了褒恤的请求:“张民达生平不治家产,殁后两月遗腹生一女,孤寡茕茕,凄恻堪伤,可否援照将官阵亡条例,厚仪饰终典礼,从优褒恤遗属。

  
      并将生平信行及战绩,宣付国史之处。”①后来,国民政府追赠张民达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叶剑英继续关心着张民达及其遗属的褒恤事宜。1952年,他在广东主政时,特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给予张民达以烈士称号,重整烈士的故居和陵墓,并按时给烈士的妻、女发抚恤金。烈士遗属对此一直十分感激。①①访问张玉维谈话记录,1987年11月。

  
      六平息香洲兵变

  
      1925年4月,叶剑英奉广东留守府和粤军司令部电召,从潮州到达广州商讨防范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宜。4月27日,他忽然接到香洲独立营发生兵变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和愤慨。

  
      原来,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勾结驻石岐(今中山县)的粤军团长古鼎华,与隐藏在独立营内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经过一段时间密谋,于26日夜发动叛乱,将思想进步的陈雨荣、李公剑等25位军官、士兵全部杀害了。

  
      他们还把刚运到的军饷劫走,运到坦州给土匪头子,壮大土匪武装,然后再折回湾仔逃往澳门去了。

  
      叶剑英闻讯立即乘舰到达香洲,一面安抚群众,整顿队伍,收殓遇害烈士的遗体,一面迅即与澳门当局联系,派人捕获罪犯。几天后,  10余名歹徒被引渡归案,正法示众。

  
      为了缅怀烈士,独立营和香洲民众把死难烈士安葬于香洲狮山之阳。与此同时,叶剑英与邓良发起成立崇义社狮山保管委员会,筹集资金兴建烈士墓。香洲群众代表甘湖、甘金星等人联络群众90多人参加,后来发展到几百人。叶剑英亲自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哀悼死难烈士。参加追悼会的有驻军全体官兵和各界群众、学生600多人。叶剑英要求官兵们安定情绪,坚守岗位,继续为革命效力。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香洲兵变平息了,善后事宜基本结束。5月,香洲独立营奉命改编为新编团,叶敛英兼任团长。不久杨、刘叛乱告急,叶剑英奉命离开香洲,返回二师。他率部日夜兼程,从东江向石滩进发,参加平叛作战。他指挥部队配合黄埔校军,在瘦狗岭、白云山一带向叛军发起猛烈攻击,将敌击溃。

  
      1925年8月,前线战事稍平。这时,香洲烈士墓即将竣工,叶剑英应狮山保管委员会之请,为烈士墓园中的赍志亭撰写了碑记。他慷慨悲愤地写道:“世上论兵变者有三:曰中反间,曰上虐下,曰索饷糈。方其未变也,蒸郁酝酿,波澜回涌;及已变也,焚掳劫杀,横决溃崩,莫之能御。数年来盖数数睹矣!而我香洲之变,无一于是也。呜呼恸哉!??死难之士,皆吾党英俊杰出之才,其志趣之高尚,气概之雄迈,操守之坚贞,精神之伟壮,诚难能而可贵者。今皆赍志而终,不克见其短衣匹马,尽节疆场,杀贼立功,重光家国,其恸何如!嘻!世路崎岖,人心叵测,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见有贤智之高出己者,曾不思见贤思齐,而反忌其有所建树,不惜牺牲家国之英才,而讳人之功业莫出乎己上也。此其人之不肖,宁为天地之所容,鬼神之所许耶?悲世事之变幻,痛亡友之冤抑,伤人心之莫问,因刊石而记之。

  
      后之来者亦将不胜悲叹!??”①赍志亭竣工后,叶剑英于10月3日在香洲与各界人士一起,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并填写了一首《满江红・香洲烈士》词,对烈士表示深切悼念。词曰: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曾记得,谈兵虎帐,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

  
      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看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

  
      叶剑英还布置新编团收集清理烈士遗物,指派专人送给烈士家属,同时还送去经叶剑英签名的“烈士墓全貌”、“追悼会”、“烈士遗容”3幅照片,以及金戒指1只,大洋100元作为抚恤慰问。他亲自将梅县籍的17位烈士的遗物护送到梅县,并登门拜访了附近的李公剑等几家烈属。参谋陈雨荣是叶剑英的结拜兄弟,牺牲时家里遗下母亲和妻儿。他母亲因受刺激,神经失常。他的妻子房礼妹既要侍奉婆母,又要抚养两个幼儿,生活十分困难。

  
      叶剑英不断接济他们,直到烈士的一对女儿长大成人。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每年都去看望守陵的甘湖伯,凭吊香洲墓。并热心关照当年同他一起奋战过的烈士的遗孤。1980年,叶剑英回故乡时,听说房礼妹尚健在,便亲切地接见了她。房礼妹将叶剑英55年前送给她的唯一的一张烈士照片又送给叶剑英。叶剑英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照片,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离开故乡时,专门派人给房礼妹送去100元钱,并附一封短信。信中写道:“送上人民币一百元,聊为补贴家用,相信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迅速实现,家庭之困难必能逐步得到解决,望烈士之后人当继承遗志,为这一伟大的事业多作贡献。”①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页。

  
      ①访问李鼎谋、陈元昭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七二次东征

  
      1925年夏,粤军第二师从东征前线回师,参加平定了杨、刘之乱。这时,由于师长张民达的意外遇难,许多“官迷”觊觎师长宝座,屡屡制造事端。

  
      叶剑英素以淡泊明志,与二师司令部人员、后方主任侯山等团结合作,支撑局面。侯山由于同叶剑英关系密切,不幸被一个叫“黑鬼宋”的军官暗杀。

  
      叶剑英受命接替侯山管理两广盐场,担任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的职务,负责稽查香洲一线的过往兵舰和商船。他在任职期间,廉洁奉公,将所收盐税款全部交公,用作军费,个人从不动用分文。

  
      1925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中国国民党把广东的大元帅制政府改组成委员制的国民政府,8月将广东的各系军队仿效苏联红军建制,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5个军。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所在部队合并到第一军,他仍担任新编团团长兼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

  
      这期间,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在国民党右派的策划下,8月20日,廖仲恺遭到凶手的暗杀,以身殉国。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愤怒,对他的悼念形成了一场革命斗争。叶剑英对廖先生的遇害,悲愤交加,发誓为廖先生报仇雪恨。他登门去看望廖夫人何香凝和年少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表示亲切慰问。他代表新编团全体官兵参加丧礼,并送上一副亲笔书写的挽联:念载尽忠党国,宏济时艰,赫奕大名满海内;崇朝遭狙云亡,天柱遽折,愁云暗淡笼羊城。

  
      廖仲恺被害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右派分子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叶剑英对右派分子十分鄙视,坚持为确定的革命目标奋斗。1925年9月他为老同学张国森所著《云南讲武学校华侨同学旋粤记》写序,充分表现了他的志向和情操。这篇序言写道:“吾粤华侨留滇同学,先后归粤达三百人,尚无机会统一思想,向同一目标为吾党奋斗。类皆各尽所能,以供党务,扬镳分道,无畏至尊,年来事迹,莫之稽也。同学张君国森热心党务,辑留滇同学旋粤记成,以示余曰:为我序之。剑英忝辱同袍,返粤五年,勉随诸君子后,鸡鸣铁马,未渡黄河,社鼠城狐,依然窥伺。观吾同学为党奔驰于海内海外,以宣传为贡者,惭何可言。夫吾党革命尚未成功也,愿吾同学,手旋粤记而读之,益期奋勉党事,庶几此记可以赓续成之。安知夫英雄轶事,不为他年考据家之津梁乎!”

  
      在此期间,窜逃闽赣边境的陈炯明,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清理廖案之机,重新纠集各路叛军约4万多人再次窜回韩江、东江地区,横行肆虐,荼毒生灵。一度归顺过来的杨坤如再度叛附陈炯明,盘踞惠州。而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等叛军亦伺机蠢动,企图东西联合,夹攻广州。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叶剑英率新编团,同张发奎的独立旅和张民达、许济旧部一起,随东征主力第一军,向东江进发。

  
      叶剑英率部作战,于10月初进占淡水。他奉国民政府命令将所部改为党军第一支队,任支队司令,旋即奉命返回惠州及博罗等处作战。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于10月26日作了如下报道:“前建国粤军第二师叶参谋长剑英将所部新编团出发前方,业经前报。兹查叶氏抵淡水后,即奉国民政府命令,将所部改为党军第一支队,以叶为支队司令。同时蒋总指挥并以我军右翼,着着胜利,兵力十分充足,特准叶司令率所部回驻惠州城及博罗等处,加入中路作战。叶奉令后,已率部队开抵惠城候令进取云。”

  
      据东征老战士刘耀枢回忆,  10月13日,叶剑英率部配合友邻部队攻克惠州后,奉命留守惠州、博罗一带维持治安。11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

  
      在两次东征中,蒋介石知道叶剑英文武双全,能攻善守,是个“儒将”,便于12月电令调其任嫡系部队教导师的团长。1926年1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上曾披露:“东征军第一支队队长叶剑英,于前次奉命出发东江,对于讨逆,颇著劳绩,现在粤局既已统一,临时名义,极应取消。前经蒋总指挥委叶氏为教导师第二团团长。”不久,教导师改为二十师,叶剑英被提升为副师长。

  
      1925年,对叶剑英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他在军事上大展宏图,发挥出了杰出的才能。两次东征中,他不仅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罗加乔夫等亲密合作,朝夕相处,而且时常接触周恩来,在思想上深受其影响。同时,他还结识了徐彬如(广东大学中共地下总支书记)、熊锐以及包惠僧(教导师党代表)等共产党员,向他们借阅马列主义的书籍,请教时局和理论问题,对共产主义有了更多的理解。徐彬如回忆说,东征以后,叶剑英越来越靠近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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