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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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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工作

书籍名:《叶剑英传》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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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延安到临县三交镇

  
      叶剑英从北平回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城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继续进行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央指定叶剑英、杨尚昆负责驻延安各机关撤退的组织指挥工作。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同时,任粥时电告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中央直属队将转移到晋西北。3月29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3月下旬,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

  
      三交是一座山乡小镇,东倚吕梁山脉,西临滚滚黄河,是山西省通往陕西省的要冲之一。三交又是1941年即被八路军解放的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听说中央机关要来,他们主动腾出窑洞,准备物资,热情迎接。4月2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叶剑英在三交开会,讨论中央工委、后委的工作。这次讨论的问题,由周恩来回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研究后确定了下来。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交际处、外事组、立法委员会、妇委、工委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立即决定给后委的干部们作一次形势报告。

  
      4月的一天下午,后委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听说叶“参座”作报告,一个个急切地涌进会场,坐在老槐树底下静候。不多时,叶剑英来到会常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很好,他们仍转战在陕北。接着,他介绍了解放军在西北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况,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给胡宗南留下了延安一座空城。敌人虽然进了延安。但他们背了个包袱。我们在延安附近连续打了胜仗。当然,战争是残酷的,艰难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消除了自延安撤退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沉闷情绪,受到了很大鼓舞。①为了加强对后委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合①访问张明、任友青谈话记录,1985年5月。

  
      并后,要加强集中领导;各机关的任务,按组织系统落实;加强组织纪律性,纠正某些散漫的现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各机关只开展补助性、供给性的生产,使工作人员集中精力从事工作;适当地、妥贴地安置老弱、幼孝疾病人员,减少工作机关的负担。为此,特设中央直属纵队管理处,在中央副秘书长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的供给、卫生、党务、教育、行政各事项,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叶剑英的意见。②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后委的组织系统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统一了领导。接着,叶剑英要求各部门立即恢复业务工作,并向军委机关提出一些题目,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这些专题主要是:自延安到临县的行军总结;保卫工作;保密工作;情报保障;通信联络;后勤供应保障等。尔后,叶剑英多次主持后委领导同志开会,对上述题目逐个进行研究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后委负责人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不久到中央工委工作)等人外,还有帅孟奇、戴镜元、王诤等。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各部门迅速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

  
      ②叶剑英:《关于后委机关调整和业务工作的意见提纲》,1947年7月。

  
      二中央的“耳目”

  
      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更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在统筹后委全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领导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上。总参谋部机关除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跟随中央前委以外,大部分都撤到了三交,由中央后委领导和指挥。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中央同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络,也主要靠后委保障。因此,后委的任务十分繁重。叶剑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1947年5月18日,叶剑英在听取情报工作负责人戴镜元的汇报后,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情报工作的方针,应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注意收集战略性的情报。按照叶剑英这一指示,情报部门立即对工作作了调整和部署。他们想方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任务。电源不足,就采用手摇马达发电。设备性能差,就想办法进行改善。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0多部电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次,叶剑英到情报部门驻地检查工作,发现有些电台架设方向不对,便对戴镜元说:电台这样架设,不利于对敌工作。戴镜元很快同工作人员作了研究,大家都觉得“参座”的意见提得好,立即对电台的位置重新作了调整。叶剑英还提出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的毛、刘、周、朱、任5位领导。6月5日,叶剑英又指示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者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全军性的情报网。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中央报告。如1947年6月12日,他向正在陕北天赐湾驻扎的中央前委报告,追击中央前委的国民党军董铡部整编第一军,已到巡检司、马家台一带,前委机关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东向小理河。中央前委机关随后重返小理河一带,并在此驻扎一个半月,举行了著名的小河村会议。6月22日这天,他又两次致电中央,报告获得的国民党在沈阳、长春的军队准备增援四平街国民党守军的计划。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泊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情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个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①通讯联络,是总参谋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叶剑英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要求通信部门的同志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保持中央和各地通讯联络的畅通,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央军委的电台,  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时,叶剑英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叶剑英组织参谋部人员,认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部分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叶剑英还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1947年6月至7月,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并配足武器,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

  
      后委为协助和保证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回忆所说:“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

  
      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①访问戴镜元谈话记录,1990年8月。

  
      三城工部与外事组

  
      叶剑英在抓紧军委参谋部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央机关的工作。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与李维汉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1947年4月29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城工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5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汀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①叶剑英、李维汉组织城工部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指示,并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5至6月,叶剑英同李维汉及城工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一个提纲,报中央批准后,发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还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起陆续派驻蒋管区,加强了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

  
      这期间,叶剑英与李维汉一起,多次根据中央的指示,致电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和上海分局的刘晓、刘长胜,就组织机构、游击战争、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有力地指导了党在蒋管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1947年5月11日,他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外事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渝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亲人,分为3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他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各处的工作计划。编译处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关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新闻处主要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②当年曾参加中央外事组工作、后来做了多年外交工作的凌青回忆说:“1947年4月在山西临县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为中央直属八大单位之一,叶剑英同志兼任外事组主任。我在研究处一科任科长,研究美国情况,编辑过一本《美国手册》。那时我们不光坐机关,还下乡参加土改。这样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便参加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机关。”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71页。

  
      ②叶剑英:《关于外事组改组及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7年5月11日。

  
      四出席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7月,叶剑英从山西临县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一部分)西柏坡村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强调了贯彻中央颁布的土地法的重要意义,接着,着重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党中央确定的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共主要力量,打到外线去,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一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的规律提出来的,是斗争形势决定的。他认为,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存在着不少有利条件,主要是:(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是可以打出去的。(三)蒋管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潜力,我们打出去以后,可以就地得到补充。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叶剑英强调指出,摆在老解放区面前的任务是要大力支援外线作战。要抽调、训练、输送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还要在武器、物资、兵员等方面帮助外线作战的部队。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就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和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和消灭地主武装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措施。①全国土地会议从7月17日一直开到9月13日才结束。会后,叶剑英离开西柏坡村,返回中央后委驻地。途经山西五台县时,中共五台县委正在召开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与会同志听说叶参谋长来了,纷纷要求他给大家作一次形势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再一次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过去在解放区打仗,吃的是解放区的粮,要的是解放区的兵,花的是解放区的钱。

  
      现在形势变了,党中央要求我们进行外线作战,打到蒋管区去,向蒋管区要粮、要钱、要兵,以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解放区的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树立全局观念,积极参加新解放区的建设,为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来多作贡献。

  
      五台县委积极响应叶剑英的号召,先后动员组织几批干部,随军进入湖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新解放区,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时剑英在五合县暂住期间,抽暇参观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他看到寺内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心情很沉重。陪同的人员告诉他:群众说五台山的和尚是大地主,和尚下山收租还带兵和枪。土改中,群众斗争了和尚,把寺庙的许多东西当成大地主的浮财分了。叶剑英听了这话,沉吟了许久。下山后,他对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领导群众反对地主阶级,包括反对封建迷信,这都是对的。但是,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破除封建迷信,同破坏历史文物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五台山寺庙,是劳动人民修建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风格。庙中的东西,大多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破坏了十分可惜。你们应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县委的领导们听了叶剑英的话,很受教育,并很快采取了一些保护文物的措施。

  
      叶剑英对五台胜境及其被破坏的情况感触很深,挥笔写下组诗《过五台山》(三首),以纪其事:千年古刹千年债,万个金身万姓粮。

  
      打破禅关惊破梦,

  
      未妨仇恨是清狂。

  
      荒凉殿宇有啼鸦。

  
      稀世藏经灰化也。

  
      昔日庄严金佛像,

  
      而今流落万人家。

  
      南台山上白云低,

  
      人在云中路径迷。

  
      可有神工能扫雾,

  
      让吾放眼到平西。①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7页。

  
      五临县反“左”

  
      叶剑英于9月下旬回到双塔村,继续领导后委各项工作的开展。11月底,他西渡黄河,前往陕西米脂县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到24日为准备阶段,  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又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同组长任粥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谈到农村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时,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内战时由于‘左’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的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①在正式会议阶段,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1948年1月,叶剑英回到中央后委,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这期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土改中注意纠正“左”倾偏向的问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了《关于改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五项指示》,要求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做法进行纠正。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的土地改革,是以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团主持,于1947年3月开展起来的。在运动中,康生推行“左”倾政策,高划成份、乱打乱杀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坏分子借机报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

  
      临县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晋绥分局的指示下达以后,临县的部分县区干部,对土改工作团能否真正贯彻分局的指示表示怀疑。他们想到,中央后委就住在本县,后委书记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因此,希望他能出面领导纠正本县土改中的偏向。

  
      临县县委副书记冯文耀来到双塔村,向叶剑英简要汇报了土改中的问题,同时反映了干部群众要他出面领导纠正偏向的愿望。

  
      叶剑英对临县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早有所闻。听了冯文耀的汇报后,他感到问题比较多。遂答应一面向中央请示,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叶剑英邀请了临县劳动英雄、副县长刘万山和部分区委领导干部开座谈会。同时,又同杨尚昆等一起到附近农村作实地调查。经过座谈和调查,叶剑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经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到会的同志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

  
      会议开始时,叶剑英根据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临县土改中的实际情况,作了报告。他着重讲了形势问题以及怎样划分阶级问题,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打入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和平分土地问题。①在谈到形势的时候,他说,中国革命斗争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目前这样好的形势。在政治上,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向往解放区,蒋介石的处①转引自《谢觉哉日记》(下),第1175―1176页。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境空前孤立。在军事上,解放军已逼近长江,离全国胜利已经不远了。要夺取胜利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分清敌我友,善于向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才能团结90%的人;要善于分化10%的革命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总之,要牢固树立团结90%的观念。在谈到怎样划分阶级的问题时,他重申中央的规定:对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并向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的8条新规定,指出孤寡残废,以及教师、医生、工人有部分土地出租或请人代耕者,都不能定为富农;对富农与中农的界限要分清,只要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的25%,都是富裕中农;对革命军人成分的评定,要持慎重态度,否则会影响部队的巩固。他要求到会同志,严格掌握中央关于划定成份的标准,回去认真作一次检查,对的就坚持,错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关于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叶剑英说,我们党领导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是,对待地主、富农分子,应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给土地和财产,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对中农要团结,中农在农村中人数占50%以上,对战争出力多,贡献大。在农村团结了中农,就团结了大多数。在城市,团结了中小工商业者,就是掌握了党的政策。关于如何处理打人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叶剑英主张,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考虑和处理,不能草率从事。他提议由县司法部门与各区人民法庭,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受理死人案件。受难者和被诬陷者,准其申诉;搞错了的,由公家负责赔偿;假公济私和蓄意陷害他人者,要依法严惩。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叶剑英根据中央关于区别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的精神,再次强调临县是老区,不实行平分土地,而应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①与会人员根据叶剑英的报告,结合实际进行认真讨论。叶剑英每天听取各小组的汇报,同大家一起研究纠偏的办法。2月24日,大会进行总结。叶剑英又就如何处理打死人和退赔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三交纠偏会议以后,上改工作团和临县县委、各区区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纠正过去出现的“左”的偏差,妥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六与群众共甘苦

  
      叶剑英在中央后委期间,工作异常忙碌。他的女儿向真回忆说:“记得1947年,我们住在山西三交双塔村。父亲整天忙碌,晚上看文件至深夜,从第二天燃余的蜡烛的长短可以推知他究竟睡过觉没有。”①双塔村生活十分艰苦。后委的炊事人员常常到河里捕鱼,到山上拣木耳来改善生活。叶剑英有时亲自去打山鸡。打到以后,便请杨尚昆、马海德等和身边的同志们来一起分享。他对干部和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一些干部的家属问题、孩子问题,他总是挂在心上,经常过问,并帮助解决困难。他还经常同当地群众谈话,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天早上,叶剑英散步来到村外,看见许多老百姓挑着水桶排队。他走到山脚下的水井边,只见下面有个小坑,仅仅有浅浅的一点浑水。挑水先要下10多个台阶,到达坑底,然后用瓢一下一下地把水舀进桶里。水量很小,挑一担要花很长时间。

  
      看到这种情景,叶剑英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根据地的人民多好啊!

  
      他们无私地支援革命,支援战争,可他们的生活却是这样艰苦!回到驻地,他立即将后委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对他们说:“双塔村的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当时,从陕北调来的一些石匠正在山脚下挖防空洞,修指挥所,叶剑英决定让他们暂停几天,为群众突击打井。同时,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一起于。叶剑英尽管工作很忙,每天早晚都要抽空到工地去看看工程进度,并和大家一起搬石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着说:“为群众打井,我也应该出一分力嘛。再说,我还等着水喝呢!”

  
      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奋战,这口井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井水变清,井的容积扩大了,还垒起了井台。从此,双塔村的群众再也不用排队挑浑水了。群众喝着清冽可口的井水,十分感激地说:“叶参谋长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①194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情况,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也随之迁往,同中央工委、后委机关合并。同月,叶剑英率领后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双塔村,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

  
      ①《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259页。

  
      ①访问路宝银谈话记录,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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