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甚至对那些不是追求冠军的目标的人来说，相对剥夺理论也为成功感设置了障碍。我们不能与那些和我们的能力水平相同或更低的人做比较来感觉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必须把自己与那些高于我们的人相比，以获得自尊心的极大满足。现在，正如奇克森特米海伊所说的那样，问题是由于成功与财富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在其他方面成功的人如果不富有，那么他可能会一直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想一下，有多少亿万富翁感到需要成为公众人物，或像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样，炫耀他们的财富以便获得显赫的地位。相对剥夺似乎是一种不能被满足的动力。
社会比较需要直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失了许多物质回报。维持成功能成为一项专职的工作，留下很少的时间来增强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和情感的质量。支持这一决定，即把一个人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投资到追求成功，而不是变为成功人士的心理学是有效的。由于收入和一个人的时间价值增加了，所以在非赚钱的事情上花费时间会产生很少的事业感。一旦你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事业的领导者，那些花在家庭、朋友或爱好中的所谓机会成本就会非常高，与孩子玩耍一个小时就会失去一个获得新客户的机会。由于这样的等式，你怎么会停下来闻闻玫瑰花呢？
自我毁灭早就成为美国生活中努力扩大正向压力的事业机遇过程中的一个事实。最终的结局在于一遍又一遍地，越来越好地做你做的最好的事。资本主义是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为基础而建立的。根据这种观点，事业就必须由规范和价值来规定，这使得投入到工作中的每个小时所获得的回报都最大化了。
现在，一般都被描述为ROI—投资回报，这一概念50多年来一直统治着人们开创事业的态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一旦你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那么再成功的要求就变得非常迫切，因为它们产生了最大的投资回报。增加心理创伤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当我们工作的杂志社和我们为之表演的观众能获得不断增加的投资回报后，他们就努力地阻挡成功者获得新鲜的正向压力的源泉。成功与行动受到限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精疲力竭症的一个更明显的原因。
第二章 从“谁是谁”到“那是谁”再来一次＝更多的重复
我的大脑不愿意停滞下来。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文件，或最复杂的分析，我有我自己的风格。我能不需要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讨厌单调的生活，我渴望精神的兴奋。
—亚瑟·柯南道尔
《四签名》（The Sign of Four）
如果听众要求鲁契亚诺·帕瓦罗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时，他就坐到钢琴前弹奏赋格曲，那么听众除了满足以外不会有其他的感受。那些花1 000美元或更多的钱来一睹这位伟大的男高音风采的人无疑希望他的每一次再演唱都是《今夜无人入睡》或类似的复杂独唱曲。结果是，当你是一名世界级的歌剧男高音时，你得到了许多荣誉和金钱，而不是得到许多的空间来实验或从事不同的生活。
不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士也发现他们要应付使事业精益求精的压力。你认为歇洛克·福尔摩斯在《四签名》中在抱怨什么，是没有努力就揭开了秘密吗？没有什么会像确定的事情那么无聊。当福尔摩斯努力思考“天才的”犯罪思维时，他感到自己充满了活力。就像他和每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很难找到具有挑战性的竞争或能理解你的困境的人。
即使是看起来像是在水桶里射鱼的活动，如果人们非常擅长这样，它也可能使人愤怒和厌倦。例如，想像一个律师对法律了如指掌，并善于组织公司事务，吸引其委托人愿意每小时付给他500美元。如果他宣布他将开始进行犯罪辩护工作，想像一下他的公司里将出现怎样的震动。同样的，约尼·科克伦代表所谓的有罪的人的利益而工作赚到了大钱，但是他没有像《财富》500强公司里的老板一样日复一日地积累上百万的财产。
但是这里存在着疑点：在从事相互影响的法律工作并习惯了支配高薪20年或更多年以后，当委托人或同事要求“再做一次”报酬很高但很特殊的法律服务形式时，任何曾经有创新精神的律师都容易陷入严重的“曾经沧海”的困惑。如果一个人感觉他的一只手绑在背后也能完成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他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脑部外科手术到火箭科学的任何特殊技能就都可以变成像制作小饰品一样的简单了。
再来一次的忧虑来自相同要求的另一方面：期望成绩的基线是由以往每次成绩所决定的。“近来你为我做了什么？”不仅仅是那些爱设定底线的经理们用来刺激工人们的一种贬损的暗示，这也是自我交谈的一部分，所有为自己制定目标的人用这种方法来促使自己不断提高工作成绩。心理学家把这叫做期求水平理论，通过这个标准，一个人来评估他的成绩以及他将在以后取得怎样的成绩。
诗人罗伯特·勃朗宁认为：“多多益善，那么天堂是干什么的？”这话很正确。用手去抓星星是有益的，做其他的事就会使你深陷泥潭。但是如果你无条件地遵从勃朗宁的主张，那么你就会变成过快上升的期望值或失去控制的螺旋上升的自我强迫程度的牺牲者。
单纯地依靠想像或其他的期望，一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抓住的成功是依赖于力量，是有限的。如果在一个人的事业中没有一个满足点，那么，迟早他的能力将使他无法抓住下一个发财的机会。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的期求水平受他人（例如爱人或正在贬值的上司）的影响，他既不能帮助他们，但又担心让那些人失望。
第二章 从“谁是谁”到“那是谁”失败的快乐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斯科特·派克的观点，根据我所说的，成功就像失败一样使人失去了许多选择，那么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个有力的例子，即那些经历过失败的人正处在有权力的职位上。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国已经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接受社会政策和计划的能力，如果人们失业了，这些能力可以准予人们有权领取失业金或补助金。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适用于大多数蓝领和一些白领的失业人员，所谓的遣散措施（包括一笔赔偿金，有限的健康保险，协助找工作）是对中级或高级白领工人的政策。一些人声称，金色降落
伞（丰厚福利），即执行总裁们被解雇时可以得到数百万美元的遣散金，是有支持力的。但是，事实上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让前任执行总裁们告诉《华尔街时报》，他们的离职是自愿的，从而保护他们公司的股票的价值。
我不是那么铁石心肠，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一个患有成功抑郁症的执行总裁所面对的困境，那么失去工作就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了。当然，金钱是一个问题，但是失去工作自然要面临眼前的挑战：寻找工作或受难。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的确能激发人的创造力，通过由关心你的家人、有同情心的同事和热诚的就业顾问形成的心理降落伞，你常常认为这为你提供了你需要攀登成功的阶梯所需的范围，没有任何成功的期望成为你攀登的负担。
大约10年前，人们普遍认可管理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提倡企业缩减编制（减少劳动力，以增加利润），最著名的是迈克尔·海曼（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匹（James Champy，著有《公司重组：企业革命的宣言》），由于这样的计划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对这些工人的同情不断提高，他们两人被认为应该为工人的失业负责。这种同情心并非是不适当的：当福特汽车公司（海曼和钱匹曾经研究过的一个主要例子）把它应支付给员工的款项减少到80%以后，几百名吃苦耐劳的、有能力的人面临着困境。同样地，在“链锯”艾尔·邓拉普 ① 的大幅度裁员政策下，数千名经理、管理人员、工人失去了工作陷入困境，他们需要精神和物质的支持。然而，认为给失业工人以同情是很矛盾的，原因在于事实上他们不必成为企业缩编的牺牲品。在残酷的大裁员报告中被忽视的是，事实上那些留下继续工作的人承受的痛苦不比那些被解雇的人少。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聘于《财富》1000强中的许多公司，以帮助稳定那些将收到解聘通知书的工人的情绪。在一个这样的任务中，我与一个广告部的高级主管A.J谈话，他不但没有被解聘，而且由于他的直接上司是这次减员运动的目标，所以他竟被提升到了行政管理职位上，这是他从来没有期望过，也没有想到过的。A.J原是广告部门的一类职员，他在进行创造性工作时充满了活力。他最初的工作是抄抄写写，因为他迷恋上了那些已成为我们文化一部分的广告标语和广告词。我记得他告诉我，如果他“发明”了可以说广告词的牵线木偶，那么他就会高兴死了。
更恰当的说法是，实际上A.J开始做广告代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进入产品开发组的“大脑”里来寻找正确的广告，把他们的品牌介绍给市场的领导者。15年来，A.J的这种能力已经磨炼到了一定的水平，即从高薪的客户那里得到了奖赏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