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近年来相继曝光的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染色馒头、染色牛肉等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让质量技术监督局（质监局）一再处于风口浪尖。“监管不力、失职渎职、执法腐败”等等，每次食品安全问题后，民众和媒体对该部门就会严厉声讨。
从南京理工大化学分析专业毕业的余伟，2008年从千万“考碗族”中脱颖而出，成为华中某地级市质监局的一名公务员。他痛恨那些黑心食品制造商，立志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他们遁形。记者在2011年4月中旬采访他时，他刚从一家馒头生产厂抽检回来。面对记者，他颇无奈地说：每次媒体一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就像一名消防员，赶往“火点”，监管、处罚、平息；再扑向下一处……
作为质监局的一名菜鸟公务员，他告诉记者：自己工作的这3年经历，简直就是一场与制假食品的“战争”，还上演着“无间道”……
菜鸟质监员，越检越困惑
2008年6月，24岁的余伟从南京理工大学化学分析专业毕业。这年8月，在父母的建议下，他回到家乡，凭借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考进了家乡所在地华中某地级市的质监局，成为一名公务员。
质监局下设标准科、监督科、质检科、执法科等科室。余伟被分配到质检科，负责该市企业产品质量检验。
余伟刚上班之时，正值“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他第一天上班，检验科吴科长对他说：“现在食品安全形势严峻，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技术型人才啊！”
办完报到手续，余伟就投入到“战斗”中。质检科设备简陋，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台为检测“三聚氰胺”添置的气相色谱仪。
科里每天派专人去全市的乳制品行业取样、分析。三个月内，质检科就承检了1900多批次的样品。质监局根据检测结果，查处了一批“三聚氰胺”超标、违规的乳制品和饲料等企业。
可在忙碌之余，余伟很疑惑：作为质检科要负责全市大大小小200多家企业的监管、抽检，可这一个月都忙着检查乳品行业，那其他行业的产品由谁来监管呢？
40多岁的廖师傅不屑地说：“领导要咱们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是乳品行业‘着了火’吗？咱们现在得首先灭这‘火’。”
2009年2月，乳品行业“第一阶段”整治结束。质监局的方坤局长宣告整治成功，并在大会小会上夸余伟专业知识扎实，技能过硬，暗示要重用他。
上班才半年，就获此表扬，余伟激动不已，他下定决心，好好干，让百姓吃到更放心的食品。
“三聚氰胺”事件影响过去后，质监局工作恢复正常。2009年4月初的一天，余伟和廖师傅到江北区的企业抽检。
他们抽检的第一家是九品堂卤制品厂，其拳头产品“咯咯叫”牌真空装卤鸡，在全国销量非常好。余伟一进厂，就要去车间抽样，廖师傅赶紧说：“不用了，待会儿让他们到车间拿点样品过来就行了。”
抽检不是要下到车间亲自取样吗？见余伟一脸不解的样子，廖师傅白了他一眼，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此后的一天，余伟在超市买了一包九品堂的卤鸡。他发现真空包装的卤鸡看上去颜色鲜艳、色泽诱人。凭经验，他觉得卤鸡有问题！他赶紧拿到化验室检测，竟然发现市售的卤鸡中，含有“胭脂红”染色剂！
这令余伟惊出一身冷汗，他向廖师傅报告了此事。没想到，廖师傅看了化验单说：“里面的‘胭脂红’只有万分之五的量，这在安全值范围内，关系不大。”
2005年“苏丹红咸蛋”事件后，国家就明令禁止在卤制品、腌制品中使用“苏丹红”、“胭脂红”等有致癌作用的染色剂，更没有安全值这一说法呀。
余伟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将此事反映给质检科吴科长。吴科长立即抽调人手重新实地抽样化验，果然如此。
科长立即将结果上报给局长。最后，质监局对九品堂卤制品厂作出“罚款5万、进行整改”的处罚。在质检科的例行会议上，吴科长又表扬了余伟，而坐在一旁的廖师傅，脸则拉得老长老长。
一天中午，余伟听见吴科长办公室吵吵嚷嚷的，原来是市里分管企业的一位汪姓领导，只听他冲着吴科长发脾气：“你们今年的经济任务还想不想完成啊？三天两头地找咱们企业的茬，还让不让地方发展经济了？……”吴科长在一旁不停地赔笑脸，说抱歉。
余伟十分不解，他不禁问同事方丽：“现在市质监局不是实行省质监局垂直管理了吗？咱们正常查处，吴科长怎么不能在他面前理直气壮？”
28岁的方丽已经工作几年了，她解释说：“这你就不懂了，质监局虽然人、财、物由省局直接管理，但与地方政府仍然有监督、协调关系。现在各地质监任务很重，靠有正式编制那点人根本忙不过来。因此现在地方质监局有大量外聘人员。这一部分人的工资和奖金，省里根本管不了，要靠收费和罚款解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就是检验科的衣食父母……”听方丽这么一说，余伟才恍然大悟。
2009年9月的一天，某食品生产厂需要一张质检科出具的检验报告，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化验，食品厂在缴纳了一大笔检验费，请大家吃了一顿午饭后，科里的一位同事很快给对方开了一张“检验合格”单。
余伟不无担忧地问方丽：“如果这批产品不合格怎么办？”方丽笑着说：“亏你还是学习化学分析的，你懂得抽样概率吗？抽样情况不同，结果也会有差别。而且，我们只对某一批抽样负责，至于别的是否合格，我们就管不着啦……”
听了这番话，想想刚进质监局时的志向，余伟的心情十分沉重。更让他难受的是廖师傅在质检科处处挤兑他，而他每次到企业抽样也遭到百般阻扰。余伟十分郁闷。方丽开导他说：“你再别管那么多事，食品安全问题又不是我们一个部门的问题，你操得完那么多心吗？”余伟听了久久不语。
处罚一家违规企业有多难
2009年12月，在质检科新一年的工作例会上，吴科长又传达了上级对部门的期望，今年的经济指标是95万。会开完后，全科上下又形成一片抓经济的态势，四处抽检、罚款。
2010年3月，沸沸扬扬的“地沟油”事件渐起，质检科又忙于食用油的抽检。面对质检科这种“曝光了就严加抽检，没事就以完成经济任务为主”的工作作风，余伟提出质疑，可是吴科长也很无奈，他说：“监督失职，大家要挨骂；可不完成经济任务，大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余伟感觉在质检科难以完成自己的抱负，2010年2月，余伟考取了ISO22000和HACCP（食品安全质量体系标准和国际食品安全保证体系）的证书，还参加了地方法制部门实施的执法考试（考试内容有国家诉讼法、处罚条例、行政执法等及质检相关法律条规），取得执法资格。
这年4月，余伟申请调入监督科，监督科负责对全县工厂质量技术进行监督，为企业核发生产许可证。余伟认为这样可以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问题。
可事实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余伟所在的食品监督科有十几号人，只有5个人属于公
务员，大部分人的工资奖金和完成任务情况直接挂钩。
余伟刚上班，就跟随黄海军科员一起，到名为盛禄缘的蜂蜜生产厂检查。该厂的生产许可证就要到期，必须重审。
一番审查后，余伟发现该厂工艺落后、卫生条件差，食品安全存在隐患，便责令整改，并暂不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
可3天后，当他经过该厂时，竟然发现他们仍在生产。余伟问黄海军怎么回事，黄海军说：“人家已经去质监局交了5000元‘小作坊协议’。”
“小作坊协议？”见余伟惊讶的样子，黄海军叹了口气说：“有些食品企业的生产条件不合格，科里就给该厂下达四书一卡（检查企业登记书，检查意见书，整改通知书等等），生产方对生产条件进行整改后，我们可以和对方签订‘小作坊协议’。这样生产厂家就可以边生产边发展，其产品销售范围较小，不能进入超市、学校等地销售。出了问题，上级追查起来，有了小作坊协议，就能证明我们去企业检查了。至于他们再偷干，再出事，就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总不能24小时看着呀！这样，我们经济任务完成了，也不会犯错……”黄海军的话令余伟冷汗直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后，督查科的戴科长命人立即去查盛禄缘蜂蜜厂。原来戴科长的母亲喝了朋友送的该厂蜂蜜后，拉了3天肚子，把老太太折腾得够呛。后来，戴科长将没有喝完的蜂蜜送到质检科检验，结果发现其中一瓶的大肠杆菌严重超标。
盛禄缘蜂蜜厂就这样被查处了，令余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2010年5月初，一港商大手笔投资收购了市里一家倒闭的制药厂，重新生产某品牌氨基酸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也是属于质监局重点督察的项目，戴科长将这家厂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交给余伟。
余伟在核对报批资料时，发现该公司的工艺流程、设施落后；去该厂检查了设备后，发现还是制药厂上世纪50年代的机器。这种条件，根本不可能达到国家保健食品安全标准。余伟决定暂缓该厂“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发放。
此后，不断地有人找到他，说情的，还有送礼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尽快将这家生产许可证审批下来。这让余伟更加肯定：该企业一定有问题！
2010年5月12日，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同学告诉余伟，该企业生产的保健品，早就被深圳质监局查处，因为他们违规在保健品里添加一种叫“他达拉非”的壮阳药。余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他决定收集材料向上报告。
这天，余伟想再次去该厂车间检查。但质监局要进入企业检查，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文字批示，可这一次他的申请遭到拒绝。相关负责人不耐烦地说：“我们好不容易招来一家客商，人家在做产品研发，频繁去打扰不好啊！……”
想去检查遇阻，余伟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戴科长反应，建议组织相关部门将该厂查封。可戴科长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市里领导刚给我来电话，让我们配合招商引资，尽快让该厂恢复正常生产……”
余伟郁闷不已，难道明知道企业有问题，也只能坐视它祸害百姓？见余伟还一副不死心的样子，黄海军劝道：“你别死心眼了，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本市一大半的企业都无法生产，那地方经济如何搞上去？咱们基层的质监系统，都要看地方政府脸色，地方政府要经济指标、政绩，如果质监局和企业过不去，也等于和政府过不去。你说，和政府过不去，咱们有好果子吃吗？”余伟彻底无语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余伟没有泄气，他仍然暗中收集着资料，并通过在该厂做事的远房亲戚，拿到了首批氨基酸口服液的样品。
经化验，结果显示：该保健品氨基酸的含量非常低，还检测到含壮阳药“他达拉非”5。5％，这是国家规定在保健食品中严禁添加的。
就在这时，余伟的手机经常接到一些“无声电话”。一天晚上，他刚进二楼的家，就听到“哐当”一声，母亲尖叫起来，他赶紧跑过去一看，只见他家靠路边的玻璃窗被砸碎了。幸好母亲离窗户有点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赶紧查看楼下，可砸窗户的人早已没了踪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只谎称可能是顽皮的小孩。
2010年6月的一天，余伟在回家的一条小路上，被人蒙住头暴打，他奋力挣扎，好在当时来了一辆摩托车，歹徒吓得跑了，余伟才幸免一场劫难。
事情的发展让他不寒而栗，他决定将所掌握的资料交给戴科长和质监局的方坤局长。方局长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震惊，要知道，有心脏病的人喝了该保健品，极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方坤局长顶住来自地方的巨大压力，将该保健品公司作为查处违规的典型，并邀请了电视台进行曝光。在质监局的不懈努力下，该保健食品公司终于得到查处。
可在这个不富裕的地级市，又一笔投资流产了，质监局一笔到手的收入也飞掉了！大家私下在议论：这年的奖金估计都成问题……余伟成了督查科有名的“刺头”，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
相信终有食品安全的蓝天
2010年7月，三聚氰胺超标的奶粉“借尸还魂”卷土重来，从7月开始，甘肃、河北、山西、黑龙江等地，相继查出百余吨三聚氰胺奶粉后，公众的容忍度到了极限，各大媒体对质监局叫骂声一片，以致这年已经27岁的余伟出去相亲，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在质监局工作。
由于质监局又开始重点盯查“三聚氰胺”，余伟重新进入质监科。
在质监局的质检科、监督科干过后，余伟这才感觉到食品监管的难度。他们一只手伸出来向企业要钱，另一只手哪里能按住他们的违规呢？他开始担心质监局的公信力，而事实证明余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2010年9月，在该地区的网络论坛上，有一个帖子引起极大关注。帖子称本市最大的一家白酒生产企业，生产的白酒大多是用酒精勾兑！这个帖子立即在网上疯转，成为市热点事件。市委书记批示：立即查处。
质监局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可余伟对抽取的近百瓶酒样品检验，发现合格率达到99。3％，而且排除勾兑的可能性。可当他们公布这个消息时，市民都不相信。
连余伟一直喝该品牌酒的父亲，也选择了换牌子，他说：“儿子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我知道，你们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啊！”父亲的话，让余伟感觉像吞了苍蝇般难受，此刻的他心里拔凉拔凉的。
后来，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这个谣言是从另一家白酒生产企业传出，并找人在网上发布，目的是打击该白酒的品牌，好让他们企业占领市场。真相揭晓，可质监局却依然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和同情。
2010年中秋节期间，余伟收到朋友一条调侃短信：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知识的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和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现在奶粉又让同胞们知道三聚氰胺伟大而神奇的化学作用。请让我用一颗‘结实’的心祝你……
看完短信，余伟心里堵得慌。这时，余伟的很多亲戚都跑来向他打听，什么样的食物不能买？三姨说：“你们质监局肯定只
会曝光那些不听话、不交罚款的老板，你把你真实查的一些食品情况告诉我们就行，免得我们吃中毒了，都不知道是怎样死的……”
余伟听后只能苦笑。
就在余伟迷惘之时，2010年11月，质监局开展了一场“六比六看”整风肃纪，并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的同志，其中就有廖师傅。经调查，廖师傅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些企业老板，他以不现场取样、不抽检等方式，从中渔利。干了12年的廖师傅被辞退了，走的时候，他跑到科长办公室声泪俱下地哭诉：“我一个雇佣人员，每个月才一千多块，完不成经济任务还要扣款，我不捞点钱怎么活……”廖师傅的话让在场的同事都心情沉重。
令余伟欣慰的是，2010年底的市质监局大会上，方坤局长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以后所有聘用人员的待遇和正式公务员一样；从2011年开始，市质监局不再有强制性经济任务，其工作重心以服务、监管为主；发现企业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一般以帮助企业整改为主，扶持企业恢复生产。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2011年春节上班后，余伟明显感觉到工作上的阻力小了许多。没有经济任务压力，有了地方政府支持，科里的许多同事和余伟一样，都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希望下一次质监局不再成为讥讽的对象。
2011年3月15日，中央电视曝光了河南双汇“瘦肉精”案，余伟所在的质监局开始走村串巷抽查肉制食品。
这边还没忙完，2011年4月初，上海的染色馒头，又被电视台曝光，其镜头触目惊心，连工人都说“打死我都不吃”的馒头却堂而皇之地在大型超市出售，质监部门难逃干系。余伟和同事们只得放下“瘦肉精”的火，又开始灭“染色馒头和染色牛肉”的火。
余伟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监管越来越严，工作越来越忙碌，食品安全问题却愈演愈烈？“
他认为：要想做好食品监督，一是必须加强立法，让制假、售假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倾家荡产；二是要从修正人心抓起，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否则，他们再忙也是治标不治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