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一晚，沙建微没有在打烊后弹唱自创歌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如果这段视频没有被朋友上传到网上，不会有什么人在意，这个漂在北京的烧烤店厨子，还有着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
在视频里，扎着小辫的沙建微敞着怀，穿着半旧的白色厨师服，拨弄着吉他。用熟悉的《加州旅馆》的曲调，唱起自创的伤感的中文歌词：“来到这城市两年，却没有归宿感；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只为了梦想……”
从2011年9月上网至今，这段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沙建微的歌声戳痛了无数异乡人“漂泊”不定的心，厨师哥一夜之间，火了。
一
沙建微现在住在烧烤店老板的家里，顶层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阁楼，是他的栖身之地。顺着颤巍巍的楼梯走上阁楼，斜屋顶、一扇天窗，没有床，只有一张床垫。四周散落着一些杂物，还有两双鞋。阁楼上没有暖气。在玻璃茶几上，放着昨夜吃剩的火锅，红油凝固在锅里，旁边立着几个空酒瓶。
因为天气冷，烧烤店已经停业。但沙建微依然保持着在烧烤店做厨师时的作息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起床，夜里两三点入眠。
2011年的秋天开始，为了听他的歌，陆续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鲜烧烤广场捧场。台子搭在广场的中央，四周围是海鲜市场、烧烤大排档，超市和杂货小铺。沙建微拥着吉他，他的听众，是菜场的小贩和拎着蔬菜水果的大爷大妈。
他会唱汪峰、许巍、齐秦的歌，但大家点得最多的还是他作词的中文版《加州旅馆》。新老主顾们点歌、鼓掌、送啤酒，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光。
不唱歌的时候，沙建微穿着厨师服串串、烤串，赚着每月1300元的工资。他期盼周五、周六、周日的到来。每周的那三天，他可以穿着体面，拥着吉他在小舞台上表演。每天有100元的收入。
2009年初，为了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年仅19岁的沙建微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天桥、广场、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
作为流浪歌手，沙建微不得不长期面对身无分文的窘境。他背着吉他行走于各个广场和地下通道，但是他发现，当个流浪歌手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样洒脱。
“经常是刚拿琴走进地下通道，就被管理人员轰走，一天下来，别说挣钱了，甚至连一个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没有。”他感叹道，“理想在现实面前会越变越小。”
在地下通道里，人们来去匆匆，很少有人肯为沙建微的歌声停留。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认识的流浪歌手也只是短暂一聚，随后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
为了改变现状，沙建微也曾经背着吉他到后海的酒吧求职。刚推开门，酒吧的老板就会很职业地直接摆摆手：“不需要。”去后海寻找机会的歌手太多了。沙建微后来听说，几乎每天，酒吧的老板们都会遇到三十个左右的求职歌手。
2010年，沙建微已经在北京当了两年的流浪歌手。夜里睡不着，他一个人在城市里游荡。经常，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戴着耳塞听歌，反反复复地听，凌晨三点才能入眠。
这时候，他开始想家了。《加州旅馆》的中文歌词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他将歌词深藏在心里，像是秘密，又像是对自己的宣言，不曾唱与他人听。
2011年的夏天，沙建微被介绍到海鲜烧烤广场当驻唱。总算，他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周一至周四，他和那些油腻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周五至周日驻唱。烤串的时候，也会有人要听歌，他就穿着厨师服给大家唱。
这首中文版《加州旅馆》，沙建微一直没敢唱。他怕自己作词的外国歌曲，顾客不接受。
2011年9月，烧烤店的一位厨师辞职，在送别宴上，沙建微唱出了这首深埋心底的“北漂”心声。那一晚，琴弦拨动，杯盏几巡。在沙建微沙哑的歌声中，梦想和家乡忽明忽暗、忽远忽近。
虽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但让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却是，他不想回家：“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爷爷、爷爷、父亲和我的同乡们那样再生活一辈子。”
二
沙建微站在故乡的空地上，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是绵延不断的青山。
“只有一条路通向远方。但是你看不到城市的踪迹。”他说。去到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只有私人揽活儿的，单程10元。
对少年时的沙建微来说，来回2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去市里要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初中的时候，沙建微还在听任贤齐的盒带，把喜欢的歌词都抄到日记本上，“那时候，别的地方早听CD了，我们那里的90后还在重复着人家70、80年代做的事情。”
云南省西南部贴近缅甸的永德县，是沙建微的故乡。永德县，隶属临沧市。沙建微并不知道临沧的名字是因为濒临澜沧江而得名。得知临沧号称“滇红”之乡，他也表现得非常惊讶。旅行者向往的永德大雪山他仅是听说，从未攀爬过。
这个云南小伙子只知道家乡很穷，对家里一年收入多少，沙建微也只能抱歉地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村里人都是布朗族，却不懂布朗族的语言和文字，日常交流说的是傣族中汉傣的语言。其余方面，基本汉化了。
有时候，回忆起故乡，他像打开了一道回家的闸门，思绪在那些家乡快乐的记忆里兜兜转转，不肯回来。
在沙建微的记忆中，故乡是连绵不绝的山和一年四季的绿色。天空蓝得透明，少有的几朵云彩会白得炫目。奶奶和母亲会在中午时分背上大竹筐上山采野生菌。两三个小时就回来，背了满满的两大筐，而且全是能吃又美味的蘑菇。
沙建微也会跟小伙伴们上山采菌。“小孩儿就是为了玩儿嘛，也不认得哪些能吃。”沙建微的眼神闪着光亮，嘴里却一口京腔。已经听不出一点点乡音，“现在当地人都吃不到那些野生菌了。污染，山里没有了。”
沙建微的家，住在祖爷爷留下的老宅里。白墙、黑瓦，小飞檐，瓦当上镶嵌着图案。院子里种着洋瓜、青瓜等藤蔓植物，池塘里是白嫩的莲藕，田地里有水稻、玉米和甘蔗，山上还有茶树和木瓜。
父辈们将大片的烟叶撕掉叶脉，搓成一个个小卷，用菜刀切成细细的烟丝，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每天只要下田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到邻居家聊天、打牌、喝喝茶。四季更替、播种、收获。父亲只想着种田的事儿，甚至连种田也无需操心太多，只要按照时令规律来做就行了。
“村里人身体都好，也不像城里人还想着生病没钱看病怎么办。”村里有个老中医，基本上看病都是找他。沙建微生病，父亲会上山采草药给他吃。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认得一些草药，哪些治感冒，哪些治肚子痛。
过年的时候，家家都杀猪。会留下两个猪后腿用很多盐腌制成火腿。做菜的时候要先洗干净，放在水里煮，煮熟了再切成片，放在锅里炒，这样才不会太咸。用豆腐、猪血、鲜肉灌制的香肠、辣乳腐、牛干巴，这些都是沙建微爱吃的。
沙建微虽然想念家乡的美食，母亲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吃的，他却总是一口回绝。他尽量避免和家乡产生什么“过分亲密的联
系”。
“歌词里我写过，已回不去我的故乡。安逸的生活背后是无聊。”沙建微的村里，家家户户都认识。除了谁家娶了外地的新娘子能让小山村热闹上几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沙建微只能是打牌、喝茶。到田里、河边、山上乱逛。
对故乡，沙建微有着既思念又害怕的情感。他常想起在临沧市读技校时的一次回家。一路上一直盼着，快到家的时候，看到熟悉的景色又开始后悔。家里安逸得让人失去斗志，他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三
北京满足了沙建微对于城市的一切想象。
此前，在沙建微和他的家乡人看来，北京太神秘了，“我家四世同堂，从我的祖爷爷开始，就想来北京看看。在我们的眼里，北京就像是神。”
沙建微对来北京的那个日子印象深刻。2009年2月19日。那天的北京下了雪。他第一次知道河水结冰、雪花落下是什么样子。
不过，也就是在那天，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沙建微见到了一段古城墙。举目四望，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古老与现代的结合。”在他的自我感觉里，他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城市”。
在这种神奇力量的驱使下，很多城市的不如意也就微不足道了。只要能生活在这里，看看那些光鲜的，“原本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的大城市生活。”沙建微依然很知足。就连北京混浊的空气，也成了他生活在城市的存在感。
“城市的空气就该是这样的。”他说。
不过，在老乡和父母的眼中，沙建微是个不孝子。自从17岁离开家，沙建微从来没有给家里邮寄过一分钱。
沙建微所在的村子不大，只有二百多人，大部分人家都姓沙，互相都能攀上亲戚。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都会跟随着亲戚朋友外出打工。这些年轻人，每个月都会给家里邮寄三四百元。就连比沙建微还要小两岁的弟弟，也每月给家里邮寄400元。
但沙建微不认同给家里邮钱的做法：“每个月800元的工资，邮寄给家里一半，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大城市是怎么生活的。像我在饭店工作下班晚，每天晚上吃个宵夜，一个月也得三四百吧。”
离开家的第一年，沙建微跟表哥在深圳一家电子元件厂工作。这儿和沙建微对城市的想象完全不同。一片片的厂房、蚂蚁一样的人群，没有高过六层的厂房，单调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沙建微甚至不认识工厂之外的街道。
十个月后，沙建微离开深圳，去了广州，找了一份在饭店传菜的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音乐。攒钱买了把三百多块钱的吉他，自学乐谱，后来干脆去当了流浪歌手。
在最初的一年里，父母会打电话要沙建微邮钱回家，后来渐渐的，父母不再提邮钱回家的事，但沙建微“不孝子”的名声渐渐在老乡们中间传开了。
到现在，沙建微的父母也没搞清楚，沙建微怎么学会了弹吉他，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怎么他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据当初看到节目跑来报信的邻居说，沙建微是找了个女朋友，被人甩了，他写了首歌，去电视台唱了。
母亲很担心，打来电话。沙建微感到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他很少跟父母沟通。甚至不愿意接父亲的电话。来到北京后，沙建微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自从在网上火爆后，沙建微接到一些商演的机会。他还签了一家经纪公司，生活似乎有了方向。
他对现在的生活似乎很满意。采访的间隙，在这个只能看见星斗的小阁楼里，沙建微又一次把头转向窗外，侧耳倾听。
“多好啊，川流不息的车声，灰蒙蒙的天。城市就该是这样的啊。”他感叹道。
“可城市里少有绿色，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我问。
“那要是我喜欢钢筋水泥呢？”沙建微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