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领导人的特点与其“中国观”的可塑性
针对特朗普将会给美国带来的变化，目前国内普遍持两种观点：其一是领导人是决定一个国家政策走向的核心变量，领导人的思想观念、性格特点会影响其决策的战略偏好，从而影响国家的策略；其二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决定了任何人担任总统都会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决策。
结合特朗普以往的言行进行判断，这位美国新领导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热衷于打破既往的政策传统，颠覆既有的政治规范”。基于上述判断，特朗普在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或许会将自己的鲜明个性嵌入国家政策之中，而这一点在特朗普当选前后针对TPP、美日同盟关系等问题上的言行就能初见端倪。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竞选是竞选，施政是施政。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后往往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逻辑和侧重点，而就职后还要回归美国既有的政策惯性。毕竟，政治家一旦掌握了权力，那么他将代表整个国家，也就是“Whereyousitdecideswhereyoustand”。纵观特朗普参选后的一些政策主张，还是有很多内容维持了美国已有的政策惯性。例如，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就是维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所表达的真正含义是：在承认美国地位已经衰落的前提下，让美国恢复到之前“执全球之牛耳”的状态。这一主张与美国冷战后历届政府的战略关注点并不存在本质矛盾。另外，现代国家的政治运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规律，政治领导人的主张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必须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也不例外。即便有很多新面孔，特朗普提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还是有一些资深的共和党政治家进行辅佐，如副总统彭斯、司法部长赛辛斯、内政部长津凯、总统幕僚长普利巴斯等人。因此，我们既不能忽略这位新领导人带给美国以变化的可能性，也不能夸大特朗普个人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走向的影响。在未来一年中，美国政府的各级官僚体制要逐渐适应特朗普鲜明的个人特色，而特朗普也需要适应美国政府既有的官僚政治运行模式。
特朗普放荡不羁、难以预测的行为方式也侵袭到中美关系的敏感神经。从言行上看，他对中国的批评略显刺耳；他试图颠覆历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恪守的对华政策的政治基础，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这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中国还不够了解，他的“中国观”尚未完全成型，因此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这也为我们把握中美关系话语权，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比较本次美国大选最主要的两位候选人，相较于希拉里·克林顿而言，中国对特朗普的了解很少。国内出版业也是在特朗普当选前后才开始争相引入特朗普的各种书籍。希拉里·克林顿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先后以不同身份与中国打了20多年的交道，其中更不乏数十次高层互访。可以说，希拉里·克林顿是一张中国人民再熟悉不过的老面孔，她对于中国的态度和政策走向基本可以预判。正因如此，我们可能不会期待希拉里·克林顿在成为美国总统后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进步。相反，她以往所坚持的对华负面认识和强硬政策或许会随着她获得更大权力而进一步强化。与希拉里·克林顿不同，特朗普虽然也与中国打过交道，但是大都限于商业行为，政治交往的经历几乎是空白。他对中国的认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没有完全成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让这位领导人尽快认识到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对两国的好处。在中美关系的过渡期内，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晓之以理，让特朗普及其团队更全面和客观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政策主张，引导他们回归到对中美关系有利的逻辑之中。当然，中国政府也不能为了与特朗普建立良性互动而听任新一届美国政府出台有损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政策。例如，如果中国政府不在“一中原则”上表现出坚定立场，那么特朗普与蔡英文的对话事件就很有可能为日后美台“官方”接触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中美关系可能的变化与中国的积极应对
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这种分裂的现象绝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也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急速扭转。相比于国内政策，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权更大。因此特朗普就职后更容易在外交政策上有比较大的动作。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常态”，即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会同步提升；同时，特朗普出乎意料的行事方式或许会提高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充分说明了特朗普认定，美国已经不如以前“伟大”了。那么谁阻止美国再次“伟大”，谁就会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根据这个逻辑，尽管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争霸，但是美国总是有一些政治家认定中国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者。姑且不论这些政治家对特朗普有多少影响力，仅仅从特朗普在大选前宣称要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其幕僚表示支持在韩国继续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能看出，至少在军事上美国并没有放松竞争的迹象。另外，出身商界的特朗普更看重的是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挑战与影响。例如，特朗普更关心中国人是否“剽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工人是否因为中国而丢了饭碗之类的问题。因此，特朗普承诺将抑制美国的资本外流，并同时吸引海外资本回流。如果确实如他所说，那么中国的资本可能会成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工具。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延续奥巴马政府“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政策，恢复并提升美国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如果这一政策目标达成，那么中国近年来依靠漂亮的经济数据积累起来的国际影响力将面临缩水的可能。
第二，中美之间的合作或许会因为特朗普上台而进入新一轮调整期。美国民主的基本模式是，新总统上台后需要对那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以回报。诚然，他任命了一些对华立场强硬的商人、军人和学者担任他的内阁成员，这使得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和决策主导权看起来对中美合作并不十分有利。但是，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非常深，依靠打击中国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美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还是有提升合作的空间。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间点。从每年中国人的网购、海淘交易量就能发现，中国在维持制造业大国身份的基础上，正在逐步成为一个消费大国，这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硬币的另一面。不得不说，1月选择与马云会面说明特朗普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在这次会谈中，特朗普和马云谈到了阿里巴巴将帮助100万美国小公司和农场向中国和亚洲客户出售商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经历了商场沉浮的特朗普应该已经认识到，双赢是中美合作的最佳结果。
第三，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曾表示自己必须让人难以预测。这也许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未知数。例如，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中原则”上着实让两国政府都措手不及。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进行的电话交流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领导人（含候任、在任和卸任领导人）第一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发生直接交流。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特朗普还在推特上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并认定他“不会被‘一中原则’所限制，并且要用这一原则与中国进行交易”。以上种种言行都表示特朗普在肆意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客观上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此类出乎意料的行为方式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那么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轮新的波动。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每次面对一位新的美国领导人，中美关系都会面临波动的风险？纵观两国关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美关系无论是波动还是平稳发展，美国历来都是话语权的强势一方：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遏制”、七八十年代的“接触”到后来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见招拆招。因此，中国总是担心落入美国套路。当然，美国具备塑造中美关系基调的能力还是源于其在彼时的强大综合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也逐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希望能够改变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其中，2012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回答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这一问题。中国领导人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特别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完整表述放在贺电之中，就是希望特朗普能够接受并践行中国所倡导的这一理念。这是中国领导人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的重要举措。同时，对于美国新领导人的一些不可预知的极端言论甚至行动，中国此举也是“以我为主”策略的体现，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应该由中国决定，而非由美国决定。在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高度敏感的问题，中国应该坚持一如既往的原则和立场，对美国新领导人及其团队进行“补课”，积极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方向。例如，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美国新领导人，认清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一中原则”上作出的政治承诺。
中美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差异与新形势下中美关系过渡期的利用
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特朗普的当选和上台注定会让中美关系走入一个新局面。如何在2017年确保中美关系平稳过渡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这一过程中，把握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并以此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平稳发展是重中之重。
在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中，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国认知习惯和方法的差异。整体来看，中国更多地希望从原则、方向、机制、话语等形式上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而美国则希望能将这些原则、方向、机制和话语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之中，并获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例如，中国始终倡导并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并希望美国能够认同这一理念；中国非常重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许多各级别、各领域的对话机制，努力办好每一次会议。美国则更关注上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其中“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分别指向哪些具体内容。例如，相互尊重的内涵是什么？即中国应尊重美国什么？美国应尊重中国什么？很多人认为，根据长期以来的外交传统，中国希望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够尊重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对于美国而言，当前最需要被尊重的就是其国际地位。另外，美国还关心中国政府力推的对话机制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解决到了什么程度，以及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否有实质性的突破等等。
如果从特朗普的性格进行推测，上述认知上的差异可能在未来会更加明显。特朗普提出的很多内政外交的主张大多源于美国人的现实生活。这可能也是他在美国普通民众中颇受欢迎的原因。因此至少在四年时间中，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位更加“接地气”的美国总统。
中国应该利用好美国新领导人上台后的磨合期，展现中国与美国以及全世界良性互动的一面。正如上文所言，一般而言，美国新总统在当选直至就职后会进入一段磨合期。在这个磨合期内，新领导人需要和其他政治机构、媒体等进行充分的互动，尽快完成从候选人向总统的角色转换。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特朗普在当选后抢了很多镜头。因此，客观上，在这一磨合期内，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关注度将可能略有下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扎实做好国内各项改革和发展工作，积极展现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形象。例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首访瑞士以及部分国际组织机构就是一个展现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大好时机。就在美国人关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则在瑞士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蓝图，传递中国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积极信号。特朗普的确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变数。但是，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更进一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两国之间加强合作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而两国之间竞争加剧带来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因此，如果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是一位理性的领导人，那么他也应该能做出更有利于中美关系大局的决策。
责编：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