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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50多年前，民国知识分子胡适，在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时期临危受命，转身外交家来到美国，争取美国的援助、支持与加盟。在这场死伤无数的战争浩劫中，胡适以具有浓厚学者风范的外交家身份出入白宫，将中国文化带入美国公众视线，缔造了弱国对强国潜移默化间进行的文化输出范例。本文以美国媒体对1938年至1942年的中华民国（1911-1945）大使胡适的报道以及胡适发表在海外的文章和他的书信、日记为例，分析以其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政治家下意识应用“软实力”概念的传播效果，以及以文化为主体的外交策略对西方“丛林法则”的冲击，并尝试分析“弱国无外交”之论断的可商榷之处。
一、为什么是胡适？
胡适，这位中国文人，正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临危受命，施展外交才华，寻找文化可能存在的“共同性”，并在此基础上施展文化“软实力”，进而取得美国政界及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从而有效促进了罗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后能够及时顺利地对日宣战。
学者余英时称胡适“闭门造车却能出门合辙”并将原因归结在了他7年的留美精神储备。
美国的庚子赔款还款是在晚清驻美大使梁诚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商榷下达成的协议，将一部分赔款还给当时的清政府用以教育和外派留学生。胡适便是还款资助下的第二批留学生。1910年他踏上了留美的学程。
青葱岁月的胡适有幸在美国接受教育。比起饱受战争摧残的祖国，美国的生活可谓安宁祥和，使人可以潜心修学、研究。在美国他观摩了选举，学习了议会程序并产生了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
而就是在胡适旅美学习期间，“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接受‘21条’要求”，这在旅美学生中引发轩然大波，很多学生义愤填膺主张对日作战，而胡适在此期间则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要冷静，努力学习，以学习为第一要务，继而在未来祖国需要之际报效国家。
胡适在致留美学生的信中写道：我们至多只有二十万部队可以称之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巡洋舰……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
这些言论引起了很多留学生的愤慨与敌意，但胡适坚持以理性至上，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忍耐、磨砺、埋头苦干，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由农科转为文科之后又师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实验主义学者约翰·杜威，深受其影响，一生秉持其导师“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的训诫。在其对外发表的演讲和文稿中，胡适将国外的民主历程与中国古代的思想建制作对比，寻找两者在民主和科学上的共同点，并根据他这一假设，倾其毕生论证中国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可行性。而他的身体力行还是在二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之际。
1938年他临危受命，从学界跻身政界，成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竭力促使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苦难与煎熬，并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其实，早在1935年6月27日，胡适便写信给中华民国官员、宪法学家、教育家王世杰，就中国抗日战争提出了自己的假设：
“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学者对于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无特别之处，但是胡适却最终成了他假设的履行者，从1938年到1942年的4年间胡适出任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1911-1949）的驻美大使。
二、担任大使的胡适传播了怎样的文化软实力？
1.学者从政出任大使
胡适是一直以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自居的学者，他拒绝了蒋介石多次的邀请任政府公职，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其思想、学术及人格上的独立。但是在国家危难之际，随着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蚕食，胡适的观念也渐渐从主和变为主战，因为他看清了日本法西斯是不会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机会的。1938年11月13日在胡适发给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的一份电报中谈及自己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时至今日已不能和。”为了赢得欧美的帮助，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找胡适约谈了两三晚，但胡适拒绝了民国政府的邀请，并称：“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最后王世杰只得抬出胡适好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傅斯年，才劝得胡适踏上旅美征程。
2.学者风骨成就政治舞台软实力
晚清以降，中国外交满负屈辱，无论负责谈判签署割地赔款之协定的李鸿章，还是巴黎和会中对割让当时德属山东的殖民地于日本愤然拍案并将山东喻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顾维钧，能赢得公众、媒体和政府一致赞誉的中方外交官鲜有人在，而胡适恰恰做到了，这与他学者身份的外交官不无关系。在美国留学的7年，胡适便结交了朋友，并以自身谦和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纽约时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说，在听到胡适任命为驻美大使这个消息时，“所有知道胡适博士的美国人都非常高兴”。这篇社论还说：“胡博士的同胞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成为新中国和古老中国的最好代表了。没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并向中国说明美国了。”《纽约时报》1940年11月2日的一期名为《胡适博士：中国将继续战斗——投降将无益于世界民主力量》的报道验证了他努力求证的过程。
“在抵抗‘集权侵略’的世界性战斗中，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昨晚将中国与美英置于同一战壕以期保全民主势力……胡博士说，美国已经表现出她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之情，他讲述了一位服务员捐赠3美元并对之说‘用去帮助你们的民众’的故事，还有家住华盛顿的帕米利太太捐赠两张面值分别为500美金的支票的故事，‘这是她临终前最后的书写。’这就是同情。”
同时胡适还就美国当时有关对外援助的最新立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系列的立法阻扰了美国对西方国家以外的交战国进行金融援助或是商业信贷，从而避免了美国的金融卷入任何一场国外的战事。
“这些经济院派的历史学家太单纯了，他们考虑问题时没有顾及到同情的因素。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正是你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同情成为了我们鼓舞战士斗志的中流砥柱，帮助我们治疗了伤员、治愈了病人、喂饱了忍饥挨饿的民众、收留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乃至抚平了人们心中的忧伤。而且也正是你们的同情能够帮助我们赶走侵略者从而赢得我们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但是胡适的大使生涯也不仅仅是旭日春风，在抗战最危难之际，据美国老牌杂志《生活》透露，传闻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美国国内存在“绥靖主义”的呼声，希望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而在国内，日方也在引诱蒋介石投降。报道称胡适第一次发了脾气，他没有找蒋介石，而是直奔白宫，强烈反对一切对日本侵略者有利的条件，并要求罗斯福总统兑现他平日所说的对华承诺。在胡适的谈判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立即召集了日本的外交官重申了美国对日作战的坚定立场。
在出任大使期间，即便是争取美国同盟的千钧一发之际，胡适仍不失学者风骨，他据理力争的是中美同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肆意虐杀涂炭生灵的恶行，而之后的一件事又体现了这位学者型政治家丰满的人性。
3.人性光芒代表国家形象
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办完事后，胡适在那里撞见了一位日本外交人员。那位日本外交人员认出了胡适，双方在平和的环境中交谈了近10分钟。《生活》杂志对此评价颇高，认为这是胡适展现出的人性的光芒。
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教养，并深入学习了西方的民主思想，胡适的言行举止显现出了他的人文情怀和职业素养。他是驻美大使，使命便是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占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也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在军事实力远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惨烈的斗争，并向美国民众揭示了日军在华犯下的种种惨绝人寰的罪行，以期望美国能给与中国坚定的支持。然而在面对不期而遇的日本外交官时，胡适对待他的态度并非是将他看成了敌人，而是首先将他看做人——平等的生命体来对待。他的这一举动远超越了国内声名赫赫的众多政治家的胸怀。胡适能做到这些是与他素来的学术素养有关。他赞同墨子的“非攻”，并对老子“上善若水”的观点大为赞同，同时受到实效主义和朱子理学的影响，从而秉承了以“仁爱”和“理性”为主的思维方式。
胡适的假设应验了中国的14年抗战历程，同时他在美国的外交工作不仅换来了美国媒体对他个人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认可，也一定程度上帮助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辟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合作。“美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大家毕尔德(CharlesA.Beard)和胡适相识数十年，他甚至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
4.刀笔从容不输坚定原则
胡适的世界主义和实验主义精神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以致于1919年后在《新青年》杂志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竭力提倡多研究些问题。但胡适的实验主义精神并不等同于他屈服外来势力的入侵。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胡适有着坚定的原则。
1939年7月时任美国大使的胡适应《哈佛卫报》总编之邀，针对日本外交官须磨弥吉郎在该刊发表的《远东新政》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须磨弥吉郎在文中说蒋介石的澳洲顾问威廉·亨利·端纳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正准备与日本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在你看到这封信之前，中央军就对日军展开了行动。”因此，须磨弥吉郎称，“战争是蒋介石先发动的”。端纳的这封信发表在了1938年3月19日《周六晚邮报》上。然而胡适很快指出了日本外交官的说法实际是混淆视听。在《哈佛卫报》1939年7月的约稿中，胡适指出：“任何人只要看看《周六晚邮报》都不难读懂端纳这封信是写于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我查看了原始文档，（该文是由H.B.艾利斯顿于1938年3月19日发表的）文内明确提出端纳于1937年7月30日致信于我。而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队发动今日战争的起点，它爆发于1937年7月7日，比须磨弥吉郎依仗的端纳的信早了23天。”胡适继而在文章中说，在这23天内，日本侵占了华北，并于7月26至28日发动了全面的现代意义的战争，屠戮上千生灵。胡适正是以此笔墨兵不血刃地指出日本侵略者妄图掩盖的侵略事实是无法篡改的，他的投稿为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争取到了正当的话语权。
虽然中国在亚太战场上孤军奋战，但胡适对于中国赢得这场战争抱有坚定信心。他认为中国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而日本会逐渐面临经济拮据、战事拖延，这些都会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瓦解。
1939年7月26日，美国终止了1911年与日本签订的“商业与航海”协定，从而对亚太地区的战事释放了微妙的信号。1939年在纽约的市民大会上胡适就此发表了看法。
“在未来的数月乃至数年间，中国人民决意要继续反抗，直到我们的敌人经济衰竭、兵力匮乏，并由此有意愿遵循公正、持久的和平道路。”而胡适的这一战略思考恰恰在14年的抗日作战中得到了验证。
5.理性光华为战后国际形势前瞻和中国地位布局
转眼间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胜利已迎来第71个年头，在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中我们不仅要纪念无数英雄先烈牺牲生命保卫国家的义举，也不应忽略当时学术文人在异国他乡所做的努力。胡适作为一位精通古籍、外语流利，且受过多年西方学术思想训练的外交官，他用知识和战略预测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赢得了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
“中国的独立、统一、现代化和强大是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国如果强大到足以抵御不宣而战的外来侵略并捍卫她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那么她便能够在未来成为维护远东和平和繁荣的有效保障。这样的中国会对所有国家开放她的大门，在公平和公正的条件下与各国通商。”
这是1942年胡适在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发表的演讲，该演讲被刊登在美国同年2月份的《自由世界》周刊上。文中，胡适强调了中国在远东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并陈述为了持久的和平而建设战后新秩序的必要性。在这番讲演中，胡适辩证地陈述了军备的作用。
“恕我冒犯，我建议减轻军备负担并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不在于放弃使用武力，而是汇集和组织由爱好和平的人们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力量来专门保障世界的和平和整体的安全。”
胡适的此番言论正呼应了当时的《联合国宪章》，签署国共26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在遵循《大西洋宪章》的基础上决定与德、意、日法西斯作战，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绝不和敌国单独议和。
三、结语
70多年过去了，当“软实力”这一概念跃然于世的时候，再次回顾胡适赴美四年的不平凡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软实力”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胡适对抗战战略层面上的精准把握，以及他将思想转化为言辞并赢得美国人的赞许，这些都足以证明他将毕生所学的贯穿古今、融汇中西的学问巧妙地应用起来，从而达到了对外传播的佳境。（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部分。）
责编：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