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敏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中西文化的互相对话是当今时代文化发展面临的基本语境，由于语言的差异和文化本源性差异，文化中一些核心词汇的翻译成为客观、原汁原味地重现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环节。翻译不仅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传递，更是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由于民族生活和文化之间本源性的差异，决定了翻译是文化呈现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是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语言翻译，其目的在于输出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一些核心的哲学术语往往蕴含了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和内核，对这些核心术语的翻译对文化原汁原味的传播和对等深刻的交流有重要的意义。以往对哲学核心术语的翻译，在新的时代可以有一些新的解读。
一、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术语略例
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学术层面灌注于中国哲学的诸多核心概念之中，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通过“天”“道”“人”等术语表达和呈现出来，这些概念在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天人关系”“道法自然”“无为”以及群体与个人伦理关系等都是中国文化内核中主要的内容和论述的主题，也是传统文化展开的依据和传承的精髓所在。例如，“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关于世界从何而来的思考中西都有，在中国式的思考中，“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所谓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②其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说明“道”就是万物运行的走向，无形无相，但是又是万物运动的根据，所以要通过有形的事物去把握无、把握道。儒家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③，道的内涵扩展到人伦层面，儒家认为最高明的“道”要在人伦关系中体现和实践。“忠”就是“以己之欲推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在中国文化中，“家”“国”的概念，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标准，人性、命运、理等概念涵盖了围绕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及权利义务，自古至今贯穿于中国文化传承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之所在，而对这些核心术语的翻译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中西文化互译过程中核心术语翻译实例
下文是一些中国文化核心术语在现行的词典中最普遍使用的翻译方法，摘录如下：
1、道——TheWay
2、人——Human
3、道德——virtue
4、性——Nature我
们知道“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语词，如上文所述，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儒家之道，也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家之道，这样具有中国意味的内涵在中国人看来并不陌生。而在西方文化中，“TheWay”则是表示由凡人通向上帝的道路，人生而带有原罪，通过宽容行善而求得上帝的原谅，从而自己修得接近天堂的道路，这里面上帝的意志起很大的作用。
人在中国文化中与“天地”并立三才，是沟通天地，化孕天地之精华，“为天地立心”的所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褒扬其主体性的。将其翻译成“Human”，我们看到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生是赎罪的一生，人是神创造的，必须服从神的意志。《约翰福音》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在这世界上，这世界也是他创造的，但这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地方却不接受他。但是，对于那些接待他的人，对于那些信靠他的名的人，他使他们有能力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人的出生不是源于血气或肉欲，不是源于人的意愿，而是出于神。⑤
在基督教传统中，人是听命于神的意志才能得到救赎的，神的意志也包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但最重要的是相信神。
“道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自我修养和待人接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品质，是儒家人格中重要的部分，儒家道德要求人修身为本，公为天下，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的准则。在西方文化中，“道德”通过人学习而得到，在马吉雅维利那里，把“能力”也叫做“virtue”。
“性”在《中庸》中被阐述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人性是天地大德，万物流行在人身上的体现，是人遵循自然之道而体悟到的处世之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theNature”是“Identity”，是上帝在人身上的烙印，人被上帝从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就是恶的，罪恶烙印在每个人的人性里，通过遵守上帝的教化求得救赎。
三、翻译失败的文化本源性差异原因
分析两种文化能否互译或者怎样互译，首先要分析其本源性差异。文化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同时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本源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可以起到基因的作用，因此，文化本源性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有无宗教传统
“道”和“TheWay”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本源性问题。中国的“道”是在人伦关系中去实践得出的。而西方哲学“TheWay”这个概念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超绝的”“超经验”的God存在的。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中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所有真善美的东西都来自于上帝，世上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得到上帝的认可，所谓的道德和善是绝对的，对上帝的模仿，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TheWay”就是通向上帝之城的道路，人通过对上帝意志的履行追求上帝的宽恕（西方的人生来是有原罪的）和救赎，人在世间是痛苦的，一切都要希冀通过上帝的“TheWay”到达上帝之城以求解脱。
可以看到这两个词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其本意是两个概念，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的无神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对人主体性的挺立方面，中国传统更尊重人的主动性，人在处理自身与天地他人的关系方面有充分的自主性，而西方则倾向于人是上帝意志的聆听者和执行者，人的生存和选择都是围绕上帝来进行。
这样的反差在对“人”的翻译中也有所表现。中国人把人的一生当作成人的过程，人生来不能成其为人，只有到家庭邻里，到伦理关系中才可以成为人，在成人的过程之中表现出来的好的品质被称为道德，不断地追求成仁的过程叫做“成人”。所以中国人不会给人下定论，是性善还是性恶，做人是一个过程，人有作恶的可能，但同时也有向善的机会，没有一定的命运、宿命，而是万物有一定的走向，人在尊重道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因为中国人信仰的是变化、是关系、是万物之间的联系，需要拿捏，给人很大的主动性。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中国人不是永恒不变的，而西方传统中把人看作是上帝创造的，在出生伊始就带有上帝的“nature”，而且是带着原罪来到世间去赎罪的，所以西方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人在世间的时间是用来发现上帝在自己的秉性中传达的旨意，上帝对整个世界有自己的“thePlan”，而最终发现并实践的个体得到上帝的救赎，进入上帝之城。所以西方对人的称呼是“humanbeing”，是永恒的、本质的、不变的，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哲学的人性中不可撼动的成型的意味，对比中国哲学中人是成仁的过程，安乐哲先生将“人”翻译成“humanbecoming”，这样就准确很多，也体现了中西比较哲学的视角。
由此，中西方根本的不同我们可以略见一斑，那就是有没有宗教传统。基督教传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无论从哪个角度去阐释，都要围绕上帝这个语境，而中国则是无神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的主体性能否得到彰显和发扬就显而易见。所以中国传统是从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实现真善美，成就人之为人的价值，而西方传统则是追寻上帝的意志，即使在文艺复兴之后一批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都是以假设的前提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去构建体系，从而追寻人的价值，而这个绝对精神仍然是超绝的、绝对的，在人的主体性的挺立上跟上帝没有区别的，都是对人性的否定，对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压抑。
（二）个体主义和角色伦理
从这个传统演绎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个体主义和角色伦理。在西方传统中，人只对上帝负责，伦理关系是围绕上帝展开，人人都在追寻通往上帝的道路，人与人之间是竞争的、对立的、互不联系的关系，所以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个人的权利“humanrights”是顶天的大事，侵犯了人权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人权中以财产权为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保卫自己的前提之下，共同体中所有人形成相互制衡，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即所谓的“契约法”。相对而言，在中国，人生来不能成其为人，只有到家庭、到伦理关系中才能成为人，那是因为中国人把伦理关系当作成人的场域，人的价值只有在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所谓的“善”就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恰当地处理关系便是为仁、便是至善。人而为人就要处理好自己的角色带给自己的责任，君要做好君这个角色带来的责任，父亲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一个人的角色根据对象的不同要有很多个，如果在所有的角色处理过程中都能够做到对象满意、合理、恰当，那么这个人就是中国传统中的至善、圣人。
所以西方政治很流行的“freedom”（自由）、“right”（权利）、“individual”（个体）、“democracy”（民主）等，在中国传统中没有这样的概念，人也不会追求这样的价值，不会强调个体独大，整体的和谐是最重要的，中国强调集体胜过个人。
（三）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
总结起来，中国和西方在语言的翻译上出现的错位从根源上来讲，是“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区别。“一多不分”，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宇宙与世界是“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⑥，“两仪”即“阴”与“阳”，“阴”“阳”互相作用运动不止而产生世间的万物，天地万物产生于“道”的运行，整个宇宙是浑然一体的东西，宇宙是一个生命整体，生生不已，万物遵循道的规律，怡然自得、各得其所，并不存在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作为人，是把教化薪火相传，人死亡之后自己活在子孙身上，立德立言立功，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的人，自己的文化被传承，整个世界都是在一个动态中。而“一多二元”就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这个“一”就是上帝，就是绝对的、超绝的造物主，整个世界是他的“Plan”，所有西方的上层建筑的生活包括政治、价值、道德和法律、艺术，都存在一个上帝的“一”这样的东西在讲话，由于存在上帝的“一”，所以就存在“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就是黑和白，是对立的、不可融合的，每个个体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是有距离的、有隔膜的甚至是对立的。西方“一多二元”宇宙观、思维方式、认识论、价值观派生了现代个人自由主义，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个人自由主义价值催生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质的不同决定了文化之间不能粗糙地对译过去，但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失去自己的话语，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并不合理。在文化交流日益迫切的今天，发掘和传播中国话语，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成为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
四、总结
综上所述，文化交流要站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做的就是尊重西方更尊重自己，而不能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而确立文化自觉的前提就是要从西方语境中走出来，去除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阐释的绑架，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呈现出来，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能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世界文明才能异彩纷呈，互相碰撞出火花，也才能使全球化语境下的大众真正地选择自己认为舒服的生活方式和认知角度。
（本文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讲习班”成果。）
「注释」
①《老子·四十二章》。
②《老子·二十五章》。
③《论语·里仁》。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47页。
⑤《约翰福音》（1：10-13）。
⑥《易传·系辞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