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纪录片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

从1983年8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推动成立的“迈向21世纪的留学生政策恳谈会”发表的《迈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之提言》开始，在日本逐步推行教育国际化政策这一背景下，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快速增长。一般来说，在日华人主要包括华裔日本人、留学生、就学生、研修生、中国游客等多种身份形式，而留学生是在日华人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尤其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国改革开放后，作为第一代新华侨、新华人的赴日并居留者，多数是通过留学后在日工作而居留日本的。伴随着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高潮，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大众传媒开始大量报道中国留学生，日本电视台也拍摄或者参与拍摄了《来日中国就学生宿舍的一年》、《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从“楷模”到“公敌”：亚洲留学生眼中的日本》等多部关于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

一、中国留学生定型化的形象内涵

日本大众媒体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新难民论”、“留学生可怜论”的基调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报纸塑造了贫穷的中国人形象，渲染留学生的非法滞留、在日犯罪等问题，比如《朝日新闻》的《日元增值直接打击自费留学生日本政府毫毛不助》（1987年5月7日）、《日元升值下的留学生节省洗澡费3人住四张半席子的房间》（1987年11月10日）、《被穷追的旅日留学生》（1987年12月6日）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报道。①之后，日本舆论逐渐由“留学生可怜论”过渡到“留学生排斥论”，强化了“厌中情节”。仲晃生、中岛真一郎等日本学者都提出了“在日外国人犯罪”与“在日外国人犯罪报道”的严重不对称问题。据相关统计，1989~2002年间外国人犯罪仅增加了1.6倍，但同期关于在日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犯罪的报道却增加了22.2倍。在全部犯罪案件中，外国人犯罪率仅为3%，而日本人犯罪率却占了97%，日本媒体通过操纵舆论来恶意煽动民众的仇外排外，特别是厌中情绪。②通过日本大众媒体持续性地对中国留学生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也形成了定型化的形象基调和报道框架。在相关题材的日本纪录片中，对中国留学生持一种反感的态度，对中国留学生形象的认知是偏见化、负面化和等级化的，这种定型化的形象模式也产生了较为持久的影响。

就学生是指在日本的日语学校学习语言的外国学生，不同于已经被日本大学录取的留学生。2004年9月18日，NHK-BS1（NHK卫星第1频道）播出的《来日中国就学生宿舍的一年》记录了一群来自中国的就学生的生活，通过解说提出关注这些“怀着梦想来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以及他们一年的生活”，“中国青年选择来到日本，将日本视为实现梦想的地方。他们对这个国家充满憧憬，却面临着残酷的现实”。其中主要拍摄了背负着家庭厚望的徐振华、来日本开辟人生之路的屈长海、要将日本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刘畅等几位就学生。这部影片比较典型地显示出日本大众媒体对中国留学生定型化的形象内涵的塑造。对中国青年而言，日本是一个充满憧憬的“理想国”，是一个实现人生理想、改变命运的地方。在影片中，一位就学生的母亲在中国被问及为何送儿子到日本的时候，如此回答：“只要是从日本回来的中国青年，都会变得成熟了，变得勤奋、懂事。”此处强调的是日本的先进、优越和对中国青年的教化作用。日本形象和中国形象有着显而易见的高低等级，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向往体现出的正是日本社会的优越感。这一点，在《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的《初来乍到》一集中，从来自上海的韩松面对日本东京的繁华，不停地赞叹“真是电视上的天堂，真是这样的。至少表面上看，真是天堂，不得了”这个段落也可以体现。

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充满了憧憬，同时中国留学生又是贫穷的、危险的，在日本面临的恶劣环境主要来自于他们的贫困问题。在《来日中国就学生宿舍的一年》中，42位中国就学生拥挤地生活在东京荒川区一家由废弃的塑料工厂改成的简陋宿舍中，他们面临着近乎绝境的现实考验，由于贫穷而产生的不安、焦虑自始至终。结尾处，就学生宿舍被拆除，有7人“失踪”成为了非法滞留人员。影片拍摄了地方政府召开的防范留学生犯罪的会议，提出日本社会对中国就学生愈加不信任的问题，涉及了在日的中国就学生常见的非法滞留、犯罪防范等议题。

卓南生认为，日本媒体故意将“就学生”、“留学生”和外国劳工问题混为一谈，用意值得深究，“‘就学生’既具有作为‘留学后备军’的一面，也具有成为变相劳工的一面。大众传媒在掀起‘同情留学生’热潮的同时，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以读书为目的的留学生和‘就学生’与变相劳工‘一锅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③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的丁尚彪、冯明等人在日非法滞留“打黑工”，除去自身的选择之外，他们的境地与当时日本教育国际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角落里的人》中，冯明一开始也是有一番学习的抱负，但受到贩卖签证资格的日本语言学校的欺骗，不得不选择“黑”了下来，只身在日本挣钱。在《家在我心中》、《含泪活着》中，1989年丁尚彪入读由濒临废弃的中学校舍改成的语言学校飞鸟学院，这所招收就学生的语言学校地处北海道偏僻之处，之所以能够被政府承认，就是为了解决北海道阿寒町农村人口过稀的问题。中国就学生无法在此处生存，不得不放弃了求学的目标，在绝望中逃离北海道，成为非法务工者。到2006年的时候，原飞鸟学院（此时这所语言学校已经关闭多年）的校长等日方当事人通过当时真实境况的回忆，对1989年丁尚彪等人的“北海道大逃亡事件”做出了说明，才提及日方所应当负的责任。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政策为留学生、就学生设计了半工半读的机制，大量的留学生、就学生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解决了日本的劳工问题，为日本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而日本社会在媒体舆论的引导下，一味指责中国留学生不是为了学习，只是以务工的目的进入日本打工，不仅缺乏对留学生问题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反而对中国留学生采取了厌恶的、敌视的态度。

二、日本华人纪录片与中国留学生形象的归化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主要拍摄于1996年和1997年，由当时的旅日华人张丽玲组织拍摄，这部10集纪录片包括了《初来乍到》、《彼岸的青春》、《家在我心中》、《角落的人》、《小留学生》等几个部分，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最后一部《含泪活着》拍摄于2006年，可以看作是《家在我心中》的续篇。作为日本华人纪录片的《我们的留学生活》，一方面由于拍摄者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特殊的经验和认识，实现了日本电视媒体在拍摄同题材纪录片时难以做到的亲近和深入。另一方面，影片所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形象基本上归化到日本媒体所塑造的形象框架之中。

由于拍摄者日本华人的身份，加之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同学、亲属和朋友等关系，例如《小留学生》中的张焕然与编导张焕琦的兄弟关系，使得拍摄者可以近距离地接触被拍摄者，更为深入地记录留学生群体的生活。《我们的留学生活》首先塑造了一批努力克服现实困境，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留学生形象。比如，《我的太阳》中的李仲生、《彼岸的青春》中的王尔敏、程麒等，这些中国留学生形象是勤奋的、执着的，他们的人生信念带来的更多是震撼和感动。在《我的太阳》中，45岁的李仲生已经留学12年，为了获得日本千叶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年多的时间在五平方米斗室里日夜刻苦攻读，写作博士论文，家庭中还有一位富于牺牲精神的妻子。李仲生对事业的执着和韧性打动了很多人。陈汉元在北京电视台的《纪录》栏目的访谈中，评价李仲生“人格高尚”，他的行为“都是为了国家”，而富士电视台制片人衡山隆晴也认为李仲生是“被敬佩的人”。在《彼岸的青春》中，19岁的王尔敏来日一年就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得以进入千叶大学。城西大学就读的程麒也勤奋刻苦，城西大学的中岛教授接受采访表示“中国留学生不但努力而且优秀”。同时，《我们的留学生活》并未脱离日本媒体对中国留学报道的基本框架，贫穷的、犯罪的、非法滞留的，仍然是中国留学生最主要的形象内涵。《角落中的人》中的冯明、史国强、小李，《家在我心中》中的丁尚彪都是失去了签证的“黑户”，即非法滞留者。“角落里的人”正是冯明对非法滞留者这一群体形象的比喻。冯明为了赚钱，铤而走险“打假卡”（使用伪造的卡进行老虎机房获利），后又沉迷于赛艇赌博。生存奋斗和现实困境几乎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共同经验。

中国留学生虽然可能拥有值得钦佩的奋斗精神，但是这种赞许是在否定性的形象内涵中生发出来的。一部分纪录片看似褒奖了中国留学生的奋斗精神，但并未更改日本媒体对中国留学生定型化的形象塑造和传播。同时，这也就不难理解《我们的留学生活》所引发的官司。影片在国内播出之后，《角落里的人》一集中的拍摄对象史国强对内容极度不满，指责影片为了制造效果而“作假”。除去纪录片创作层面的讨论，史国强提出诉讼的起因正在于认为形象被“丑化”了。

《家在我心中》和《含泪活着》构成了在日非法务工人员丁尚彪在日十几年的个人奋斗史。在《家在我心中》中，丁尚彪父女在东京短暂地相聚，此时两人已经八年未见；在《含泪活着》中，丁尚彪已经与妻子十三年未见，影片拍摄了夫妻在东京相见的过程。十几年来，丁尚彪挣扎于日本社会边缘，卑微而心酸地生活。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影片，一次次“生死离别”打动人心，但很多人也对这种行为的价值问题提出了质疑。一个“含泪活着”的在日中国人和一个带有悲情意味的家庭故事，正是中日之间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折射到个人身上的“悲剧”。
    《我们的留学生活》并未区分“就学生”、“留学生”、“务工者”和“中国残留孤儿返国者”的不同。影片所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形象是笼统、混杂而模糊的，只是将十几位拍摄对象整体性地命名为“中国留学生”。对《我们的留学生活》中拍摄对象的身份做一个相对细致的区分，就会发现不同群体的形象内涵是不同的。

以《彼岸的青春》中的叶敏（渡边敏行）为例，影片拍摄了叶敏和一家人在日本展开餐饮事业的故事。此时，叶敏一家人作为返国者已经在日本五年，将中国残留孤儿子女界定为中国留学生是不准确的。叶敏的故事似乎是仅仅为了迎合观众，讲述一个中国留学生通过努力在日本打拼出一番事业的感人故事。实际上，从NHK的一系列涉及中国残留孤儿的纪录片，比如《中国残留孤儿归国记：35年后的日本》、《中国残留孤儿归国记：家族的纠葛》、《中国残留孤儿：丈夫们的岁月》、《我亲爱的敌人的孩子》、《遣返是这样实现的：通向旧满洲葫芦岛的道路》等，都可以看出无论从血缘关系还是国籍身份，中国残留孤儿归国者都没有被日本大众媒体称为“中国人”。由于一般观众难以分辨不同拍摄对象的身份差别，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中国留学生形象不但简单化，更容易被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