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丝”的创始人之一韦彦尔上海松江区Hana咖啡馆进门左手边，有几个大纸箱，里面用透明塑封袋包好的，是一束束黑色的头发。它们的长度大多超过30厘米，来自中国的各个角落。
过去3年多，有7756名蓄发者，他们一点点等待头发变长，然后剪下，无偿寄给一个名叫“青丝行动”的学生公益组织。
他们的头发，从家里漂流到这个小小的咖啡馆，经由一群大学生的手，寄往假发工厂，经过筛选、制作和等待，在癌症病人的头上得到重生。被送到这里之前，这些头发飘扬在风中，它们的主人，是幼儿园小朋友，是爱美的姑娘，有些时候，还是勇敢的男生。
像这样一束30厘米以上的“纯天然头发”，至少需要蓄两年。这两年中，头发的主人不能染颜色，不能烫卷或拉直，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它变长。
第129号假发
2018年3月26日，“青丝行动”的第129号假发有了新的主人。她叫张智蕴，今年58岁，2015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
收到假发时，她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试着戴了戴，非常合适，是她想象中的样子，齐耳，带一点栗色，和自己化疗前的发型几乎一模一样。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发丝软软的，一缕风吹进来，它们在随风轻摆。
不到一分钟，张智蕴就取下假发将它包好，放回盒子里，她说，要回家把头洗干净，再照着镜子戴好它。
而之前化疗不到3个月的时间，张智蕴的头发陆续掉光了。没有头发以后，她的生活圈子渐渐缩小，她主动减少了和朋友的联系。她不想告诉别人自己生病了，也不想得到别人的安慰。现在常联系的朋友，基本都是病房里认识的病友。
春天，沪西大宁郁金香公园里的花开了，几个病友约着一起踏青。她们拍了很多花儿的照片，没一个人拍自己。“没头发，不拍照了，现在连镜子都不照了。”这是病友间的默契。
她买了很多顶帽子，草帽、布帽、绒线帽，只要踏出病房，就戴帽子。
在病友的建议下，她去过假发店。中意的那顶，摸起来柔软，用纯真发制作而成，标价3600元，她舍不得买。最后买了一顶500元的，戴起来闷闷的，像一个薄头盔。
3月26日这天，她非常开心——医生告诉她，她体内的病灶变小了，从5厘米缩小到2.2厘米，又收到了心仪的假发。她心里都盘算好了，等化疗结束，要戴着假发出去走走。
3个大学生的善举
送张智蕴假发的，是一个叫“青丝行动”的大学生公益组织。如果把捐发比作一次旅程，“青丝行动”在旅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像个爱心旅店。
一束束头发从捐赠者的头上剪下，被寄到这里歇脚，经过简单的筛选后，在假发工厂相遇，发丝被打乱重组，拥抱在一起，成为新的头发。接着陆续回到“青丝行动”，等待病床上的主人。
这个组织的最初建立，缘起于3个大学生。
点子来源于留学美国的韦彦尔，她家有捐发传统，家中前前后后已经有3位女性剪掉了自己的长发，通过公益组织捐赠给美国的癌症患者。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天有1.2万人新患癌症、7700人死于癌症，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涨。
2014年8月，韦彦尔想在中国进行捐赠，发现国内并没有类似的捐发组织。
她拉上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李嘉文，另一个是在美国的朋友王苏若，3个人计划着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命名为“青丝行动”（以下简称“青丝”）。
从零到一无疑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他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申请了学生社团，招募了20多位学生志愿者。没有办公室，便在食堂、咖啡馆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丝”的收件地址填的都是志愿者的家庭住址。
韦彦尔做了“青丝”的第一位捐发者，将自己的齐腰长发剪短，并写了一篇捐发日志作为推广。
李嘉文家境不错，家里每个月给他近万元生活费，他会拿出一半垫付在“青丝”里。为了得到合法身份并拉到资金支持，李嘉文常常带着宣传册，从上海西南边的松江大学城坐两个小时地铁到上海东边的浦东新区，去“磨”上海市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2016年，“青丝”正式签约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项目。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提供财务、行政、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指导。
由于捐发概念在中国尚未普及，刚开始收集头发时，常常有人亲自将头发送过来，顺便“暗访”一下，生怕“青丝”骗头发去卖钱。
让李嘉文觉得意外的是，捐发者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2014年成立“青丝”时，他大二，到他大四毕业离开学校时，已经有3000多位捐发者捐出了自己的长发。
每一天，“青丝”都能收到近10束头发。“在中国，知道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里，还要头发没烫染过，一个人要蓄好几年的头发，剪完还要自己寄过来。就算是这样，还有那么多人在捐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捐发小朋友的留言（罗芊摄）以美换美，何足惋惜
头发的寄送地址，几乎囊括了中国的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捐赠者除了中国公民，还有来自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外国友人。
拆开快递包裹，“青丝”的工作人员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捐发者的用心。
有人用保鲜膜包好头发，做得像个寿司卷，生怕把头发弄散了；有人留下小字条说，头发是用姜汁洗完才剪的，易于保管；有人发量较多，特意分了好几缕剪下；常有人给头发编好麻花辫，绑上蝴蝶结，底下垫很多软装，包装得像从商场买回来的礼物。
拆包裹，就像拆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有时候拆出一包糖；有时候拆出明信片，画着笑脸、星星和一只写着“fighting”的轻松熊；还有人随头发寄来一件手工织的毛衣……
“青丝”的工作人员崔文佳贺说，她拆到过的最长的一束头发，超过80厘米，看到是从家乡江苏寄过来的包裹，她觉得特别感动。
在近7000张捐发者留下的字条上，书写了许多故事。
建筑师宋亚堃是已婚男性，因为他家楼下一个阿姨患了癌症，让他忽然觉得癌症离自己很近。他看到国外一个小男孩给患癌儿童捐发的故事，便上网搜索中国有没有捐发的机构，就这样找到了“青丝”。
刚蓄发时，他的孩子才出生，他用发卡别头发，蓄到后来，孩子渐渐学会走路了，他改用头绳扎头发。走在路上，常有别的小朋友指着他问大人：“为什么这个叔叔的头发比妈妈还长？”由于头发柔顺，很多人甚至给他介绍为洗发水代言的业务。
两年过去了，他剪发捐发，同公司几位建筑师的夫人受他的影响，也开始蓄发准备捐赠。在寄来的信件中，刘楚君写道：“很多人说医务人员见惯了生死，迟早会麻木，我很庆幸自己还是会心酸，会难受。”
一位匿名的朋友，她的好朋友帆在2012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并发症，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在ICU抢救了一个星期后，最终还是走了。由于做了开颅手术，帆的头发全都被剪掉了。从那时起，她就想把头发留长，“本来是想送给帆，帆却永远定格在了19岁，现在把它送给其他需要的人吧”。
这7756束头发，每一束背后，都沉淀着至少两三年的时光。蓄发的人说，自从开始蓄头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一些期待。
一位写信的朋友说，剪头发时，心里不是滋味，3年的时间不到15秒就没了，会有不舍；但剪下来的头发就像水一样，还会流到远方去，在另一个人身上得以重生，“以美换美，何足惋惜”。
捐发者的留言和小朋友的画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在“青丝”，许多工作人员都做过捐发者。
崔文佳贺大一就捐过头发。她承认，走在路上会很注意别人的头发，有时候也很想去烫个好看的发型，“但蓄发、捐发对我来说是比烫头发更酷的一件事情”。她想趁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多捐一点，“以后可能因工作需要，没办法像现在这样‘黑长直’了”。
像崔文佳贺这样的“青丝”工作人员一共有近30位，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每天除了完成学业，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青丝”。就像其他的学生社团一样，韦彦尔这些创始人毕业后，就把“青丝”交给下一批学弟学妹继续传承。
为了让捐发者放心，“青丝”尽力将整个流程透明化——公开负责人的手机号，定时更新收到头发的数量以及送出去假发的数量，并要求运营“青丝行动”微信公众号的伙伴尽量回复每一位咨询者提出的问题。
“青丝”负责人徐思涵每天会接到四五个电话，电话那头问的问题都差不多：“这活动是真的吗？”“这活动是不是还在做？”“这个申请表怎么填？”这类问题，她已经回答了无数次。有时碰到上课和考试，她会挂断电话，给对方回复短信。
尽管如此，还是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许多人好奇，为什么“青丝”收集了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送出去100多顶假发。
徐思涵解释，由于头发的质量参差不齐，制作一顶假发往往需要好几束真发作为原材料。按照现有的合约，“青丝”提供10束真发，假发公司将无偿提供一顶假发。也就是说，这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能制成700多顶假发。
许多癌症患者对网络平台不熟悉，不知道有“青丝”的存在。迄今为止，申请假发的患者只有100多位。
这100多位癌症患者多是女性，她们更愿意选择短发类的假发，“因为短发看起来比较精神。比起时尚，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费了这么多心血，只帮到了100多个人，有意义吗？”“青丝”成立之初，李嘉文便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他去医院看望过受捐者，收到假发时，患者眼睛里有光。“一个人买一顶假发和收到一顶用好多人的头发做成的假发，感觉是不一样的，后者有一种来自大家的温暖，是源自支持。”
“一顶假发也许并不能延缓死神的脚步，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看起来像一个健康的正常人，让他们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为了躲避周围的目光而囚禁自己。”
（檬男摘自《新京报》2018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