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所有寓居蜀中的人的心境。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几十公斤未托裱的画回到杭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改变的何止是朱颜——旧居花园别墅已经变成日本人的兵营，院子中的花园变成日本人的马厩；他那曾经震动世界的几幅巨幅油画，被日本人用来做养马的帐篷，此时只能看到一些碎布屑，其他都荡然无存了。他把妻子阿丽丝、女儿林蒂娜从上海接到杭州，无处栖身，只好住在岳王庙里。林风眠去上海接妻子和女儿回杭州时，有一位中文名字叫马国维的男子住在他的家中。马国维是犹太人，当时遭纳粹分子迫害，就逃到上海，以牙科医生的职业谋生，和阿丽丝有亲戚关系。几年之后，马国维和林蒂娜结婚了。但是，林风眠很不喜欢马国维，并不赞成女儿和他结婚。待房子修好之后，他们全家搬入花园别墅旧居。花园别墅又恢复了昔日的幽雅，但别墅的主人已不是昔日风华正茂的最高美术学府的校长，而是一位孤独寂寞的画家。他仍超然尘外，埋头在他的创作中。
林风眠的绘画道路，正是但丁的道路。他的个人画史，就是一部《神曲》。1929年，他画了一幅轰动世界的油画——《痛苦》。那时他不只画痛苦，也画地狱，画十字架上的耶稣。画家必须尝遍黑夜与创伤，才能把黑夜和痛苦搬到画面上。20年后，痛苦没有了，地狱、十字架没有了，成千上万个黑夜变成一片光明洁净。画家已通过但丁的地狱，到达净土，再升往天堂。画家终于找到他最后也最灿烂的风格，这是他牺牲了过去20年的光荣和地位，在寂寞与孤独中获得的。这时候，他刚好走完从东方到西方的路，返身由西方回到东方。
经过初期的翎毛、走兽、虫鱼，中期的山水风景，1944年开始进入人物画的林风眠，东归杭州后，更是勤奋不已。经过千百次的尝试，终于，第一张带有希腊风格的女像出现了。但是，他并不满意。希腊味有了，但不够浓厚，于是他继续画。他白天画，黑夜画，10张，100张，1000张……在画了几千张以后，他的“蓝衣女”“黑衣女”“绿衣女”以及“红衣女”相继出现了。这是一个现代奇迹，让我们又看到一个希腊，一个盛唐。这时，作家无名氏从重庆东归杭州，和林风眠做了邻居，经常出入林风眠的画室。他曾描述自己走进林风眠画室——花园别墅时的心情：
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当这个乖谬世界笼罩着如此普遍的黑暗与骚乱时，这个画室却洋溢着巨大的光彩、宁静。一种极度灿烂的美拥抱我的视觉，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认识的世界。但我错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我认识的——这正是明天的世界。这并不是画，而是生命本体的象征，明日信仰感觉的源泉。画家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另一个世界，下一个世纪——人类不再像今天这样自相残杀的世纪。
后来，又有几次，作家默默走进画室，奇迹同样出现了。作家发现两个黑衣女从画里走出来。她们再忍不住画纸的关闭，要向他飞过来，扑过来。另一张睡着的黑衣女，也在挣扎、张臂，要坐起来，踱到画外。那幅杰作《红衣女》，简直以雷霆万钧的巨响包围着观者，一蓬红彤彤的大火，又热烈，又空灵。火是西方的，空灵是东方的。这是东西方美术最伟大的结合。画者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水墨的束缚和压力，绝对自由地把心头最高灵感投射在画面上。
林风眠的风格形成了，他艺术中的鲜明个性，使他成为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分水岭——中国画从此分为林风眠前的中国画和林风眠后的中国画。林风眠的水墨与色彩相融合的绘画形式，虽然不能说是中国画，它对中国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时还难断定，但它使中国画再也不会回到文人画的老路上去，可以说今后的中国不可能再有传统的文人画了。
林风眠给我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情调，在孤寂中有热情，在壮美中有沉静，在萧瑟中透露出生的气息，在怀旧与向往的交织中，又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这正是生活在历史峡谷中的人们极为复杂的情绪。有的人可以学他的色彩，有的人可以学他的线条，但很难把握他那微妙的艺术情调。
（李金锋摘自中华书局《画未了：林风眠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