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为什么司马光要从这年开始写呢？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三家分晋。
晋国曾经是春秋时代的庞然大物，占据今天山西、河北一带的形胜之地，俯瞰中原，堵住了秦国东向的扩展，压制了楚国北伐的野心，并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周朝仅存的领土洛邑就处在晋的三面包围之中。假以时日，可以想象，最后一统天下的很可能不是后来的秦，而是晋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诸侯国，却在战国时代还未拉开帷幕之际便早早退出竞争舞台，这是为什么呢？
三家分晋的根源要从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说起。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立自己所生的奚齐为太子，驱逐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但是几经波折，公子重耳重新回到晋国，成为春秋一霸，是为晋文公。从晋献公开始，晋国便不再分封公子、公孙为贵族。不过政权总要有人执掌，不分封宗室，就只能分封外姓。于是赵家、魏家、韩家、范家、中行家和智家逐渐地架空了晋国国君，掌握了晋国实际的权力，称为“晋国六卿”。
晋国可以看作历史车轮从封建时代向皇权时代行驶过程中的一次失败尝试：封建时代以血缘为纽带，天子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亲戚为大夫，等级的高低意味着血缘的亲疏。这样的优点在于无论怎么政变，政权总是在同姓的手里，而缺点也很明显，任人唯亲毕竟比不上任人唯贤，在这种血缘的传递中，国家逐渐衰落的可能性很大。
相比之下，后世的皇权时代则大多优待宗室但是不赋予其实权，朝廷采用推荐或科举等方式来选拔职业官僚，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任人唯贤。可这样做的缺点是太有能力的大臣可能会造反，于是，皇帝们把权力切割得很细，让这些官僚相互制约，从而减少挑战皇权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惜晋献公之后的晋国统治者防住了宗室，却分封了异姓卿大夫，等于把自己国家一部分的治权、军权和财权交给了外人。久而久之，卿大夫之间便通过合纵和吞并的方式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晋国国君这一系却得不到支持，反而沦为卿大夫家族的附庸，最终导致三家分晋。
分晋的三家也就是后来战国七雄里面的赵、魏、韩。公元前403年，三家的“掌门人”分别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即赵烈侯、魏文侯和韩景侯。这一年也被司马光作为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界点。又过了半个世纪，韩和赵瓜分了晋国最后的领地，韩国的相国韩玘杀了最后一任晋国君主晋静公。至此，晋国彻底灭亡。
三家为什么要分晋？政治上的好处自然无须多言，成为诸侯的一员毕竟名正言顺，手下的“从龙之臣”也可以各自高升。从经济上讲，三家分晋之后，和一个晋国有什么不同呢？探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可以将此与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的决定相对比，因为两者都是从一个大的联盟中分离的行为。
首先，三家各自划定疆土，就加强了对自己属下民众的约束权。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如今这样完善的签证和边境管理制度，但是在两国交界的重要关隘处，“分晋”后便有重兵把守盘查，无形中增加了人员和资本流动的成本。如此，虽然不利于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但是有助于保有本土的人才。如果进一步分析，大商人和游说列国的策士并不会被国境线挡住，但是小商人和底层劳动者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同样，脱欧于英国而言，高端的人才流动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但对欧盟国家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恐怕英国的工作许可门槛就提高了——其实英国对欧盟的劳动力流动政策不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东欧的蓝领移民不受控制地增加，导致英国不得不减少欧盟外的移民配额。
更深层次上来说，三家分晋也好，英国脱欧也罢，都开启了制度竞争的大门。在三家分晋后不久，魏国率先开始李悝变法，成为天下诸侯的翘楚，后来韩国也有申不害变法，赵国则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应的政策，以吸引更多人才。欧盟内部，因为劳动力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在吸引来有用人才的同时，也会吸引来很多享受福利的内部移民。久而久之，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所创造出来的繁荣就会被蜂拥而至的福利移民对冲掉，故而国家也没有太大的动力进行制度创新。现在分开了，虽然贸易上的摩擦多了，但是国家也有动力开始着手“制度竞争”了。
其次，独立的国家拥有完整的货币发行权。三家分晋之前，尽管韩、赵、魏的大夫已经掌握了实权，但是要发行货币还得商量着来，并且得使用统一的货币。如果魏国经济发达一些，韩国经济低迷一些，在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很难施行一碗水端平的货币政策。现在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各个国家就可以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改弦更张。英国在脱欧前虽然并没有使用欧元，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很多时候依然要与欧盟总部相互妥协，显而易见，脱离了欧盟的英国在政策上会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再次，分家之前，在“国际社会”上晋国仍然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其他诸侯打交道的，尽管三家的利益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对外以一种声音说话，出兵的时候也是三家共同出兵，签订“国际合约”的时候也是以晋国的名义共同签署的。但是分家之后，再签署战、和条款的时候，就是各顾各家了。晋国是强国，合三晋（后世把韩、赵、魏称为“三晋”）之力，在面对秦国、楚国时往往拥有更好的谈判筹码，单独的韩、赵、魏是不是就不行了呢？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确实如上所说，三晋合力肯定比其中任何一方都要强大，更能得到对方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分开后3个国家各自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性也增加了，比如魏国和秦国一直在抢夺河西之地，如果三晋在一起的话，赵国显然不可能和秦国保持多么友好的关系。但是现在分开了，魏国和秦国继续打，而赵国的发展方向是向东打中山国和燕国，那么就可以在战略上单独与秦国建立起更加积极的关系。
在英国公投脱欧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诚然，英国的6000万人口无法与欧盟5亿人的大市场等量齐观，但是之前中国和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迟迟没有结果，未尝不是因为欧盟内部关系错综复杂，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因素。如果英国单独和中国进行投资协定谈判，所谓船小好掉头，或许讨价还价的地位没有在欧盟时那么高，却有可能制定出更符合双方利益的条款，达到双赢的目的。在三家分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三晋依然同气连枝。终魏文侯一世，三晋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上依然保持着高度一致。直到魏武侯当政的时候才第一次爆发三晋内战。如同英国脱欧一样，英国和欧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相互需要，德、法、英三国的轴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会因其不在欧盟而有根本上的改变。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脱欧带来的震荡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被打上一个或者多个团体的标签。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与非成员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消费者通过缴纳年费成为会员，然后获得一张会员卡，会员卡给会员带来以下特权：每次打球只需要支付较低的费用。在这里缴纳会费是团体成员需要承担的义务，而打球费用的折扣则是其所能享受的权利。
那么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消费者说：“我不愿意拿你们俱乐部的会员卡，但是我希望单独签一个合同，每年交给俱乐部同样的费用，然后可以享受和会员一样的折扣，如何？”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成为不是会员的会员，和正式的会员承担相同的义务，也享受相同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英国虽然脱离了欧盟，但是这仅仅代表英国扔掉了欧盟的“会员卡”，英国要和欧盟商讨的“离开条款”才是实质性的内容。
可以设想这么一种极端的条款：英国作为欧盟外国家，承担所有之前在欧盟内所承担的义务，缴纳所有之前在欧盟内缴纳的资金，同样也享受所有之前在欧盟内所享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将成为实质上的欧盟“编外成员”，除了名分，欧盟诸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当然，上述情况只是一种极端的假设，事实上很难发生。在英国最为看重的移民问题上，英国肯定不会追随欧盟的步调，而欧盟也不可能给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时的所有优惠。但是“离开条款”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总会让英国和欧盟之间互相妥协，从而使得英国脱欧给英国自身和欧盟带来的震荡尽可能降低。因此，从长期来看，脱欧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和名义上的。
（拉克丝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穿越历史聊经济》一书，本刊有删节，邝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