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上讲台的第一件事，是用慧黠的眼睛把台下的同学扫一遍。直到每一个人都安静下来，他才略带调皮地笑着说：“现在我们开始上历史课。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让我照历史课本上写的讲，还是要听我讲真正的历史？”
台下都是刚刚上了台中一中的高一新生，开晨会时，我们才见识到高二、高三的学长如何用集体的嘘声把校长嘘下台，此刻又来这么一个带劲儿的老师，简直太令人兴奋了。我们异口同声说：“要听真正的历史！”
“好，那你们把窗户关起来。不关也没关系，校长来巡堂的时候，你们就说是我要这么上的。”他微笑着说，“那我们先来讲一讲，秦始皇这个私生子，是怎么变成皇帝的……”
在那威权高高在上的戒严年代，皇帝等于领袖，领袖即权威，敢说皇帝是私生子，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却自自在在、毫无忌讳地说起故事来。从先秦诸子、孔孟圣人到秦始皇，都一一破解，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那是何等震撼的启蒙。蒙昧的历史、神圣的伟人、被神化的圣人，像被阳光照亮般还原他们本来的、凡人的面目。
整个中国历史，那些枯燥乏味的人物姓名，那些无聊的战争地点，那些莫名其妙的朝代更迭，在他活灵活现的描述之下，突然都生动起来。
那是1973年的秋天，大陆正在搞“文革”，台湾还在“戒严”；大陆还在抓“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还在“反共抗俄，光复大陆国土”。高中的教科书充满教条、口号和“伟大领袖的神话”，例如讲蒋介石小时候看着水中的小鱼力争上游，就懂得立志向上的虚假故事。
这个叫齐治平的老师，用语言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知识窗口。不仅是知识，还有看世界的方法。我们学会不迷信体制，不相信权威，反抗教条，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那是“人本精神”的回归。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不只是他讲课的内容，还有那一双充满批判精神、永远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睛。
他总是在讲完历史故事后，略带不屑地扬一扬桌上的教科书说：“你们看，这种课本，简直教人当傻瓜！”然后顾自笑了。
孤独离乡的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流亡，有东北汉子的傲骨和豪爽，也有流亡者永恒的沧桑。每天中午吃饭，他喜欢喝一杯高粱酒，来上课时往往还有些微醺。他会喝上一大口茶，打开向北的窗户，让寒冷的风吹进来，再松开领口，迎着风说：“啊，北风，北风，你再吹，吹得多凉爽！”然后呵呵地笑了。偶尔他会讲起抗战的故事，讲起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他几岁开始流亡，国人如何抵抗日本鬼子。说到民间抗日者的英勇，他还会唱上两句《大刀进行曲》。
有一次，他和朋友吃饭，喝得多了，有些醉意，我们不想上课，就起哄要他唱歌。
“好，这种天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北方的历史。在讲北方的历史之前，先唱一首北方的抗战歌曲吧！”他以一种专业艺术歌曲的唱腔，用嘹亮的声音唱起了《松花江上》。
那歌声完全是专业歌唱家的水平，高亢、嘹亮，唱得隔壁班的学生都无心上课，纷纷跑来我们班的窗口偷听。他们也不敢打扰，只是静静地，有如看见神人般地睁大了眼睛站在窗边。
齐老师唱得入神，径自闭上眼睛，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然而，我们都听得出来，那高音如此孤独，如此苍凉，仿佛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却找不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一个永远流浪的灵魂……歌声结束时，我们都不敢出声。他的眼角湿润，泪水静静地流淌下来。他用大衣衣角拭去泪水，羞赧地微笑起来，说：“唱歌要用感情，可是太用感情，也不太好啊，唱得都想家了……”
他成了同学们眼中的一个传奇，一个谜一样的人。
据说他是音乐才子，因有歌唱才华，本要保送他出国去学声乐，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当时中国最急迫的是救亡图存。要救亡图存，就得像医生一样探究病因，研究中国历史，搞清楚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把病原从身体里消除，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考入了北大历史系。
然而，抗战结束，内战开始，他流离迁徙，最后来到遥远的海岛。一代才子，空有一身学问，却没有哪个大学可以栖身，也去不了“中研院”，只有到台中找一所中学落脚。据说他还有一个曾是北大校花的妻子，来台湾后，因觉得没什么出路，就去香港当影星。两人没离婚，但分开了。听说他有一个女儿，很漂亮，有爸爸的潇洒、妈妈的美丽，已经去台北读大学……他寂寞教书，喝酒浇愁。
那一年我15岁，一个台湾乡下的少年，从未看过北地风情，未曾了解战争的残酷，也未曾想见离别的忧伤、思乡的漂泊，却因为他的歌声，仿佛可以触摸到家国的忧思、战乱的流离。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在大历史的悲剧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才华，一种人文的风度和魏晋人物式的狂放不羁。
多年以后，每一个台中一中的学生说起齐治平，都印象深刻，无法忘怀。因为在我们人生的启蒙阶段，是他开启了我们心中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理性、人本的精神。
（珠珠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暗夜传灯人》一书，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