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栋1895年建造的木屋，光“厅”就分客厅、餐厅、游戏室等。1929年，马丁·路德·金在这栋木屋里出生，一直居住到12岁。导游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大家“这是金博士的外公家”。我以去年在国内跟装修队大战的经验，一眼看到当初自己舍不得用的实木护墙板和华丽墙纸在这里被用得何其妥帖。而另一位同学则敏锐地注意到其他设施：电烤箱、洗衣机、抽水马桶、浴缸……那时美国黑人已经过上这么好的日子了？
导游说，屋里的陈设都是金博士小时候的原物，唯一新添的东西是厨房的水槽。一群中国学生陷入了沉默。
以为自己了解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但稍一接触，固有的知识在现实面前像墙灰一样纷纷剥落。
我亲爱的牧师同道们：我在伯明翰市监狱里阅读你们最近的声明，它把我现在的行动形容为“不明智，也没把握好时机”……鉴于你们看起来深受“外人来多管闲事”这种观点的影响，我想我应当说明一下，我来伯明翰，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公平正义”本身的威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马丁·路德·金投身民权运动已经8年，坐牢不止一次，还没得到机会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那篇让他留名青史的《我有一个梦想》。他是一个个子小小的黑人牧师，不光住得好，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举行婚礼的时候，新娘科丽塔穿的蕾丝长裙、戴的头纱与薄纱手套，看起来都优雅考究。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纪念中心后我才知道，那时候，美国当局遵循的原则是“平等而隔离”，从理论上说，不管什么肤色的人，都是“平等”的。黑人逛动物园的时候，门口也会挂上牌子：白人禁止入内。
展室里播放着20世纪60年代一些白人怒吼的镜头：“为什么黑鬼非要来读我们的学校？他们在自己的学校也能接受顶尖的教育，为什么非要跟我们凑在一起？”
下一次课上，带我们去参观的老师挨个问学生，在金博士的故居有什么想法。一个土耳其学生的话引起了老师的共鸣：“没想到金博士和他家人能天天一起吃晚饭、聊天。我的3个儿子啊，每逢去上足球课的傍晚，连坐下来正经吃饭的耐心都没有……”而我却想不明白：马丁·路德·金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从小就不愁吃穿，他怎么会愤怒到要去争自由呢？
你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直接行动？为什么要静坐、游行，把事情干得这么出格？谈判难道不是更好的方式吗？”……有些人也问过我：“为什么你不给新一届市政府多一点时间？”……从过去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自由从来不是压迫者自愿施舍的，它需要被压迫者去争取。坦率地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能被普通人认定是“时间点把握得刚刚好”的直接抗争运动。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听到别人说“再等等”。
从这些文字里，依稀能看到马丁·路德·金遭遇的质疑。可是身在21世纪美国的老师似乎不大明白我的问题。“我想，他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当蒙哥马利罢乘运动开始的时候，金博士刚好是当地黑人社区的牧师，也就是说，他是社区的领导人物，他必须站出来。”
道理我都懂，但有很多话我没有办法对老师说。
我突然就问不出口——金博士出生在亚特兰大这栋维多利亚式小木屋的时候，距离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就60多年。会不会有人这样对他说：你们这些人，60多年前还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奴隶，现在能住上小洋房、开上小汽车，还当着黑人社区的领袖——你咋不知道感恩？为啥知足呢！
我没法问她，马丁·路德·金怎么就没被“平等而隔离”那一套说服呢？他完全可以安然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公交车上黑人被司机要求给白人让座的遭遇，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当他投身黑人抗争运动之后，家被炸了，自己被FBI（联邦调查局）监听，还有人拿着FBI窃听到的婚外情录音给他发威胁信，说他会身败名裂。来自黑人同胞的批评也没断过：有人觉得他坚持“非暴力”原则是软弱，也有人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与极端分子无异。
他伟大的地方，是不是在这两条路中选择了抗争，并坚定地走到头呢？
老师看起来还是不大明白我在问什么。倒是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同学说：“看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因为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时间可以过滤掉很多杂质。你可以看见当年有人理直气壮地拥护着种族隔离制度，也可以听到马丁·路德·金充满爱的话语。一对比，前者的荒唐、自私再清晰不过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马丁·路德·金中心影片里节选自《伯明翰狱中书信》的话。也许是展览馆的视频做得好，他的这几句话，现在还总在我脑海中浮现：
也许对于没有身受种族隔离之痛的人来说，“再等等”是很容易说出口的话，但是……当你结结巴巴没法跟自己6岁的小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去电视上介绍的公园里玩，当你必须组织一个答案去面对5岁儿子的问题“爸爸，为什么白人对我们那么嫌弃”……当你的名字在别人嘴里变成“黑鬼”“小子”（不管实际上你几岁）或者“喂”，而你的妻子或母亲永远不能被人尊重地称呼一声“夫人”……那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等待”是那么艰难。
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合理且难以遏止的渴望。
（伯仲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