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是那样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对我微笑。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罢了。于是，我在好好学习上下了一些力气，而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我也是扮演了不怕脏、不怕累的上进的角色。
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我也不会忘记乘机把入团申请书交到老师手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炽热而真诚。可是，时隔不久，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有的竟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之所以不甚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装得没有我的高满，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的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一样日日围着他们飞来舞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他们不仅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有入团的希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还有彼此恩爱的人生可能。这哪是一个充满妒忌心的少年能容忍得了的？不做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是可忍，孰不可忍。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的种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的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般，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让这些人入团，无异于给团旗抹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反复看了那封检举信后，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是了结。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如往常。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同时也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诫。
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对他们所做的恶行。他们连看我的目光，都充满了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萌芽状态。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贫寒的家境，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到部队当兵。回家探亲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已经结婚成家，誓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俩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到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我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打别人的报告。
我为此感到欣慰。
（若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人的三条河》一书，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