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他直到五十一岁才初入仕途。尽管为官甚晚，但他官运亨通，五年内完成了从中都宰到司空和大司寇的三级跳,并连续烧了四把火。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虽满腹经纶，但一生运乖时蹇，直到五十一岁（鲁定公九年）才初入仕途。尽管为官甚晚，但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五年内完成了从中都宰到司空和大司寇的三级跳,并连续烧了四把火。
第一把火烧于鲁定公九年。那年，孔子初仕，任中都宰。尽管中都只是个小小县城，中都宰也不过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县长也是官，而且是主官，况且孔子已年过半百，满腹抱负待以实现，满脑蓝图急于勾画，于是，上任伊始，孔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制养生送死之节，忧贫民百姓之苦，结果民风淳朴，法无动用；德化大行，夜不闭户；路无拾遗，道无饿殍。不到一年，四方诸侯纷纷效仿。初为仕，孔子这把火烧得及时，烧得得体，初步展示了孔子的治国理念，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声望，也为他的未来升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孔子治理有方，政绩突出，一年后，鲁定公将孔子提升为建设部长。从县处级连升四级到正部级，从小小县城一跃进入京都，主管土木工程，此时，孔子有点飘飘然了，开始酝酿第二把火。
第二把火是针对当时的名门望族。他选中了季桓子。季桓子当时任鲁国卿大夫，先父季平子是鲁国权臣，曾摄行君位近十年。鲁昭公去世时，季平子将其葬在了鲁国王陵墓道的南面，孔子以悖礼为由(古人以北为尊)派人在中间挖了条沟，将昭王的墓和先王的墓连在了一起，并当面训斥季桓子说“你的父亲以此来贬损君王，却也因此彰显了自己的罪行，这是不符合礼的。现在我将他们连在一起,是为了掩盖令尊不守人君之道的罪名”。身为建设部长，本无需管葬礼之事，但孔子却偏要多管闲事，而且当面训斥身为卿大夫的季桓子，并指责其先父。可想而知，尽管季桓子当时俯首听训，但私下一定恨得咬牙切齿。无需多言，孔子在根基尚未十分牢固的情况下烧起这把火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自己为政主张的实现，也为后来的“隳三都”的有始无终和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三把火是孔子在任司法部长时所烧，即杀害少正卯。少正卯当时是鲁国大夫，被称为鲁国“闻人”，与孔子同时办私学，既是孔子的“教敌”，又是他的“政敌”。在教学水平上,少正卯明显高于孔子，曾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在政治思想上，少正卯属于改革派，理论水平不亚于保守派的孔子，并且能言善辩。孔子对他十分嫉妒，在任司法部长的第七日，以五条罪名，即“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将少正卯杀害，并暴尸三日。不可否认，少正卯有自己的缺点，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有过，也不至于把他列为类似于尹谐、潘正和管蔡之类的“奸雄”，不杀不快吧?孔子的这种发泄私愤的行为遭到了时人的鄙视，其中就包括他的得意弟子子贡(曾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杀害少正卯一方面暴露了孔子不容异端的狭隘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孔子政治上的不成熟。
54岁那年，孔子烧了最后一把火。当时他是司法部长，并代理总理。周制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高不得超过18尺，但是，鲁国三位国相“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掌控着国家大势，不理这条规定。孔子对此看不顺眼，于是说服鲁定公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隳三都”行动，但由于三桓的极力反对以及齐国在境外的虎视眈眈，行动半途而废。考虑到当时鲁三桓势力坚如磐石，孔子上任司法部长不久，就想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无疑是“蚂蚁撼大树”，考虑欠周，不自量力。“隳三都”使孔子与三桓成为了敌人，也把鲁定公逼到了死胡同，暴露了孔子缺乏政治头脑，也使孔子的短暂仕途戛然而止，从此孔子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永远丧失了亲自实施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也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孔子初为中都宰，小心谨慎，勤勤恳恳，从小事做起，从低处着手，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将中都县治理得有声有色，受到了上至国君下至庶民的爱戴。但在被授司空、司寇之后，不能审时度势，结果将国君逼到窘境，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摘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