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 年
时间：2024-11-07 09:02:54
一记忆中的那座院落，幽深而空寂。空中飘动着柳树发芽顶出的绒团，轻轻柔柔，飘忽不定。我想逮住绒团，可绒团太轻，我伸过去的手，带起的风把绒团刮走了。不过，我没有放弃，全身心地在追逐绒团。我追着绒团，出了院子，在村道上疯跑。我没有注意村道上的人，村道上的人也不会注意我这个小人物。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当天，也许是过了几天，我再次回到院子，看到的景象与先前迥然不同：匆匆忙忙的人影，还有大呼小叫的说话声。几只鸡也像凑热闹似的，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一边觅食，一边叽叽咕咕地鸣叫。靠墙角的羊圈里的几只小绵羊，也骚动起来，望着人们，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唤声。我迷迷瞪瞪地站在院子中央。有人叫我让开，好像我碍了他什么事。院子还是那座院子，空寂的时候我是主角，热闹的时候我成了障碍。我攀上了墙头，骑在墙头上，看着不晓得为什么事忙忙碌碌的人们。王家二婶颠簸着小脚，出现在院子里，说道：“徐明的婆姨坐了，是个女子。”我明白，坐了就是生了孩子。其后的一个月时间叫坐月子，忌风忌响声还有很多迷信的忌讳。随后王家二婶双臂抬起，噔噔噔地跑出了大门，然后站定，手搭凉棚，巡视着天空。那天天气晴好，好像是春季，因为空中飘浮着绒团。王家二婶为什么要在大门外看太阳，多少年来我一直疑惑不解。我最后一次走进那座进过无数次的院落，从早晨流连到傍晚，才发现，坐北朝南的院落，早晨和前晌，院子里洒满了阳光，后晌太阳西斜，院子里的阳光也移走了，只有北小房顶上才能照上些许的阳光。徐明的女子是王家二婶接生的。王家二婶要核实女子出生的准确时辰，院子里没有阳光，她只有走出院落，才能看到太阳挂在什么地方。那个时辰肯定是后晌了。徐明的女子取名为艺艺，大名叫徐艺。那天的情景是我最初的记忆。我和徐艺仅仅相差四岁，也就是说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二没有天，没有地，周围苍苍茫茫，看不到景致动物，昏暗空洞。我的身子在苍茫的空中飘移，头重，脚轻，脚在向上浮，头却在向下沉，是令人难受的飘浮。在那无边无际的空中，突然有一只温热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额头。我不晓得这是哪里来的手。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父亲说：“头不热了。”母亲说：“他还没有醒来，咱们走不成啊。”父亲叹息了一声。眼前突然亮了起来，窑顶映入了眼帘，接着，我看到了父亲和母亲。同时，我感觉到自己身下是稳稳的土炕。原来，我不是在空中飘飞，是躺在炕上。父亲高兴地说：“醒了！盈盈醒了！”我两眼生涩难受，迷迷瞪瞪地望着父亲。父亲伸手抚摩着我的头颅，慈祥地望着我。母亲也伸出了手，握住了我的右手。父亲温和地问：“难活不难活了？”难活是很重的病，我不难活，只是浑身有些难受。难受算不了甚事情。我说：“不难活了。”飘浮了那么长的时间，太疲惫了，我不想多说话，又闭上了眼睛。母亲惊慌地叫道：“盈盈，你怎么啦？”我又张开了眼睛，微笑了一下，说：“眼有些发困。”院子里传来叫父亲的声音：“冯兆年，快走呀。”父亲没有应答外面的催叫声，而是一声长叹，说道：“这世道，造怪！”母亲说：“你走吧，我留下来侍候盈盈。”父亲说：“他们说了，十五岁以上的人，一个都不能少。正在风头上，不管哪个头头脑脑不高兴了，我们一家子就倒霉了。”“那怎么办呀？”母亲声带哭腔地说。我再次睁开了眼睛。父亲问：“我和你妈出去了，你一个人敢不敢在家里住？”我说：“有甚不敢的？我常一个人在家里住着哩。”父亲说：“你病了。”我说：“没事。我浑身一点都不难受了。”我说着，就坐起来了，显示自己身体已无大碍。父亲双手搂住我，把我轻轻地按倒了。母亲说：“不要再起来了，躺着养养身子骨，妈回来给你做好饭吃。”父亲对母亲说：“我们走吧。”然后又对我说：“那我们就走了？”我“嗯”了一声。随后，父亲和母亲出了门。父亲刚出门，又返回家中，好像忘了什么似的。他走在炕棱边，摸了摸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面额，然后才慢腾腾地走了。父亲闭上门的时候，我的头脑一亮，突然彻底清醒了。我翻过身，怔怔地望着门窗，期望着父亲再次回到窑洞里。时间在慢慢地消逝，父亲却没有回来。好长时间，窑洞里除我以外，再无任何声息。我感到孤独无聊。我坐起来了。浑身软绵绵的，不过，我挣扎着下了炕，走出窑洞，走出院子。四周空旷，看不到一个人影。这人都到哪里去了？我向那座院子走去。这是一座吸引着我的院子。院子里的女主人白白净净的，不像乡村的女人，衣着破旧，头发散乱，脸额上经常会有流过汗水的痕迹，她更像公社的女干部、学校里的女教师、医院里的女医生。可是，她经常出没在院子里。我不曾在公社的机关里见过她。她的身份是学校老师徐明的婆姨。学校的老师徐明我没有见过。也许见过，只是我四岁以前没有记忆，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徐明的婆姨。徐明的婆姨举止文雅，文静柔和，说话的声音甜美纯正，悦耳动听。我明白，她肯定不是我们村的人。她是哪里来的，怎么就住进了这座院子，我自然也不会知晓。大门大开，我走进去了。院子里空无一人。我走到第一孔窑洞的门窗边。门上挂着锁子。我走到第二孔窑洞门窗前，见门上还是挂着一把锁子。那个温和的、文静的女主人呢？看不到女主人，我失望地坐在了地上。大门敞开，所有窑门上却挂着锁子，院落里没有人影，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平时，锁大门比锁窑门更要紧。我环视着院子，院子乱糟糟的，散落着破碎的瓷碗片，还有几件揉皱了的衣服。靠墙角的羊圈里的绵羊不见了，栅栏散了架，横七竖八，有些栏杆都断了，一看就是什么人有意砸断的。我突然看到了墙边的地上的几滴血迹。我站起来。地上的血迹不是几滴，几滴前边还有几摊。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恐怖。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这一年我是五岁，我懂得害怕了。先前，我似乎什么都不怕。我浑身有些发抖，觉得头发端竖起来了。我“妈呀”大叫了一声，就跑出了院子。我们居住的地方叫沙坡，在村子北头，我拼命地在沙坡上跑来跑去，可是就是见不到一个人影。村里的人都蒸发了，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绝望地坐在地上，感到孤独无助，觉得灭顶之灾随时会降临到头上。“吱——”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由高到低，接着传来“喂”“喂”的声音。这是高音喇叭发出来的声响。我明白了，公社正在准备开什么大型会议。王家寨村是由沙坡、前岔、高庄、房寨四个居住地方，也就是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四个地方之间相距大约一公里。公社和主要机关、学校都分布在王家寨的核心地方高庄和前岔。公社的会议通常就在位于高庄的学校的操场上召开。我明白了，父母到学校开会去了。我向学校跑去。学校的操场上、四周围坐满了人，就是那种人山人海的阵势。好多人臂戴红袖章，背着步枪，走来走去。满操场上气氛严肃，是一种杀气腾腾的氛围。我傻眼了。在这片人海中，我哪里能找到父母？然而，找不到父母，在这陌生的人海中，我去往何处？我在校外徘徊了几圈，忽然心想只要站到高处，父母就会看到我的，就会来接我的。我爬上学校一侧的山坡上。山坡上，有几个人趴在地上，身边架着机枪。机枪我在电影中见过不知多少次了，真正看到机枪这是第一次。我再看看四周，四周的山上都架着机枪。这阵势太大了。他们要干什么？没有人会告诉我，我也弄不明白。我累了，浑身软弱无力。我坐在了一个土坷垃上，等待着父亲来接我。高音喇叭响起了洪亮严厉的声音：“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一行十几个人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在了主席台前边。那十几个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写着黑色的大字。突然，我看到那十几个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徐明的婆姨。她是反革命分子？甚是反革命分子？我搞不明白。我想往明白弄甚是反革命分子，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思绪纷乱了，眼前阵阵发暗。头疼、发烧、呼吸困难，我体力不支，身子一歪，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三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我睁开眼睛时，看见父亲和母亲守在我的身边，满是惊慌的神情。我醒来了，他们并没有松口气，满脸依然是焦急的、紧张的、愁苦的表情。尽管当时医生说我没事，可他们还是担心我挺不过去。如若我挺不过去，他们就没法活了。后来父亲告诉我，我昏迷后，基干民兵把我送进了医院。大会的主持人在高音喇叭上发出了通知：“谁家的孩子病倒了，请到医院里看孩子去。”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被送到医院的孩子是我。他们散会后回到家里，才发现我不在了，就跑到了医院。父亲说他们着急得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父亲恨恨地说：“这世道，造怪！”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了些过头话。你看是甚下场？”我问：“甚是反革命分子？”母亲说：“小孩子家，不要多问。”我突然问：“徐明的婆姨是反革命分子吗？”母亲叹息道：“她是让徐明连累了。”含含糊糊，谁都不想告诉我真相。四徐明一家子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次见到徐明的婆姨，是五年后了。我已经是十岁的少年了。徐明的婆姨重新回到我们村里，依旧是贤淑的模样，只是脸颊瘦了，些微地发黄，也没有光泽了，满脸笼罩着忧悒的神情，时常挂在嘴角的微笑，好像是勉强挤出来的。她带着艺艺，还是住进了那座院落。不过，没有多少人在她面前再叫她徐明的婆姨了，都叫她周老师。周老师？一个不习惯的称呼！那个丽质俊俏的女子，那个被五花大绑站在大会上的女人，那个消失的徐明的婆姨，怎么能和庄严的周老师合在一起呢？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周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心里就好像压上了什么东西，感到紧张和沉重。周老师讲课的声音清纯甜美，悦耳动听。周老师的声音像磁铁般吸引住了我。不过，我又不愿意与周老师正面接触。我从来不在她的课堂上提问题。见了面，也不向周老师打招呼。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叫过周老师“周老师”。五周老师回来的时候是夏季。黄土高坡上的庄稼正在劲长。我们这一帮十来岁的孩子，野蛮的行径也像庄稼一样劲长不止。我们常常会走进庄稼地给羊拔草，也在寻找着能吃的野菜。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往豌豆地里跑。豌豆秧子每长高一点，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喜悦。豌豆秧子开花了，是那种小白色的花朵。豌豆秧子长出了小角角，我们就四处跑动，看哪里的豌豆角先能吃了。嫩豌豆角太好吃了，真是浑身都是宝。剥开豌豆角，嫩豆子水分很大，甜津津的，再把剥开的豌豆角皮的根部从里折下，放在食指上，大拇指压住往后一扯，豌豆角的里边的硬皮就撕掉了，外皮也是甜津津脆生生的，非常好吃。我们把豌豆嫩皮和嫩豌豆放在凉水里，喝水吃豌豆皮豌豆，水淋淋甜津津，我们百喝不厌。这种豌豆水成了我们最可口的饮料。六后晌放学，时间尚早，我吃过饭就提着筐子给羊拔草。我刚走出大门，孝根就走过来了。我和孝根都是沙坡的孩子王。孝根性格好，又圆滑，总是笑眯眯的，是那种以柔克刚的人，在孩子中很有亲和力。孝根的父亲又是干部，家境好，是我们孩子羡慕的家庭，所以他不用使用暴力，就当上了孩子王。而我则是靠暴力征服了许多孩子才当上了孩子王。人常说，一山不能容二虎。我们两人却相处得极好。我和孝根一刚一柔，很少闹矛盾，把沙坡的十几个孩子都统治住了。孝根说：“后山武家峁村的那片豌豆地的豌豆角能吃了。”我惊喜地睁大眼睛，问：“真的？”我们只盯着我们村的豌豆地，竟然忘记了那里也种着豌豆。孝根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舅舅早上到我们家来了，给我了一堆豌豆角，说是在那里摘的。”我大声叫道：“好！”武家峁的那片庄稼地，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一群孩子，常常到这片庄稼地拔草、玩耍。地里的庄稼，也遭殃了，被我们踩得东倒西歪。在我们村的庄稼地糟蹋了庄稼，村里的人知道了，就会唾骂我们的，有时也会给我们的父母告状。可是在外村的地上瞎折腾，往往没有人追究责任。他们不会因为踩倒了庄稼，跑到我们村来兴师问罪。我和孝根走在村道上，一路呼喊着我们沙坡上的孩子们。买定首先跑来了。我讨厌买定，不高兴了就拿买定出气，可买定只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往我们跟前跑。我和孝根、买定几个孩子几乎是一路小跑，向武家峁的地盘跑去。武家峁和我们村相隔不过五里路程，两个村子的好多地接连在一起。武家峁的豌豆地里的豌豆秧子旺盛葱绿，翠绿的豌豆角挂在豌豆秧子中。我们疯狂地摘豌豆角。我们吃了许多豌豆角，心满意足地跑到旁边的白杨树林里休息。过了一会儿，上边传来了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哪方的好汉，我们会会。”我说。大家跟着我向上走去。三四个孩子正在摘地吃豌豆角。这几个孩子好像是武家峁村的，他们是在吃自己村里的豌豆角。我引着几个孩子走过去。那几个孩子看见我们，住手了，想跑，又觉得太迟了，跑不了了，所以傻愣愣地看着我们。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村周围的村子里的大人孩子大都认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些很霸道的家伙。买定首先揪住一个孩子的胸衣，质问道：“谁让你偷吃的？”这个孩子怯生生地说：“这豌豆是我们村的。”我大声说：“豌豆是集体的，你们村的你们也不能偷着吃。”我话刚说完，买定一拳打在这个孩子的脸上。这个孩子惨叫一声，跌倒了。别看买定常常在我跟前挨打受气，在比他弱的孩子面前，或者是我们和外村的孩子打架，他绝不心慈手软。买定挨个把每一个孩子打了一拳。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和根孝是从来不动手的。再怎么惩罚他们？买定向孝根请示，孝根又问我。这不是程序。买定常挨我的打，自然一直向根孝靠拢。孝根为人随和，在打架的事上从来不做主，所以他就征求我的意见。没有反抗，再打下去也没意思了，我说放了他们。那几个孩子走后，我们又坐下来吃豌豆角。弱者受压迫没有反抗，并不等于心里没有恨意。那几个孩子见我们在吃豌豆角，偷偷地跑到山那边给正在锄地的大人告了状。糟蹋地里的庄稼，打架斗殴，欺负小孩子……村里村外的人，都说我们这帮孩子是十足的浑蛋。武家峁村的人，对我们糟蹋他们村的庄稼，早有怨怼，还扬言只要逮住了我们，就扒我们的皮。他们早就想整治我们了，只是逮不住。这次他们终于有机会了。他们悄悄地包抄过来。当我们发现时，他们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近了。我们提起筐子就跑。我们毕竟是孩子，哪能跑过他们。就在他们快要追上我们时，我们遇到了王保胜、王保忠几个大人。其实，我们知道村里的人正在那边锄地，我们有意往他们跟前跑。打狗还看主家哩。武家峁村的几个人见到我们村的大人，火气一下子消了。大人追打小孩子，本来就犯了大忌。我们村又是公社所在地。我们村的人比武家峁村的人有威势。武家峁村的几个人不自在了，一个个不好意思地傻笑。武家峁村的一个中年人说：“你们村的这些孩子，常在我们村的地上瞎折腾。不吓唬吓唬他们，他们就闹翻天了。”王保胜看看我们几个孩子，以怜爱的口吻说：“日怪，这些孩子，在我们村的地上从来没有瞎闹腾过。”王保胜长着络腮胡子，三角眼睛中的眼珠子黄得骇人，平时一脸的凶相，胆小的孩子见了他躲着走。他有时故意扮鬼脸装凶相，吓唬孩子们。好多孩子被他吓哭过。他今天的口吻让我感到惊讶。王保忠也见不得我们这帮孩子，可是他的口气更强硬：“是不是你们村的风水不行？！”这话把武家峁村的几个人给噎住了。他们竟然不知该怎么退场，傻愣愣地站着说不出话。还是王保胜圆滑，王保胜说：“来，坐下抽锅烟吧。”武家峁村的那个中年人说：“这地还没锄完呢。”随后，这个中年人一挥手说了声“走”，然后自顾自地走了。看来，这个中年人是个头儿，那几个武家峁村的人跟着他走了。我们几个孩子得意地笑了。我高举起拳头，准备高喊一声“我们胜利了！”王保胜突然转过身，瞪大了三角眼，咧嘴露出两排大黄板牙，嘴向我们伸了伸，好像要吃掉我们。王保胜的脸说变就变，这一副骇人的神色，吓住了我们。我们一哄而散了。王保胜吼道：“再糟蹋人家的庄稼，我就替他们扒你们的皮。”我们跑了几步，就站住了。我们明白，大人们并不会追过来打我们。我们逃跑只是不想看到王保胜那种凶神恶煞般的模样。我们向后瞭望时，才发现买定并没有随着我们一起跑，而是悠然自得地迈着八字步。他是王保忠的养子，王保忠和王保胜私交甚密，所以他不怕王保胜。这时他更想显示自己优越的地位。他的这种显示往往会换来我们对他的责骂和毒打，可他还是时不时地会优越一下子。我想：这小子又快挨打了。我突然明白，王保忠今天为什么为我们撑腰噎武家峁村的人，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帮孩子中有他的养子。如若今天买定没来，他说不定会帮着武家峁村的人责骂我们，出他对我们特有的怨气。我们出来给羊拔草，可是筐子里还没有一把草。我们赶紧去拔草。天很快就黑了。我们扯下了几根树枝，架在筐子里，把草架在上边。回到家院，母亲看到我提了一筐子草，高兴地说：“今天这筐子草够羊吃了。”母亲回到家中，我把草倒进了羊圈。第二天早上羊咩咩地叫个不停，母亲在草房里找草时，发现草没有了。母亲问：“你把草全倒给羊了？”我“嗯”了一声。母亲又问：“那咋羊还饿得直叫唤？”母亲有疑问了。不过，我每次拔不到草，就用树枝架草筐子，把草驮在上面，母亲却一次都没有发现。七春夏秋冬，不管是什么季节，都会有我们喜欢的地方。夏季我们爱到豌豆地里跑，到了秋季，我们首先是往枣树林里跑。沙坡大部分人家的脑畔上，都会有一大片枣树林。初秋时节，枣树上挂满了红枣。其实，这时的红枣还不红，是青色的。可是，我们一有机会，就往脑畔上跑。枣树林里往往长满了青草，人们先把小草锄掉，然后再用耙子耙。地耙过了，人们害怕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树林里，不敢轻易进去摘红枣。枣树的主人也能看出自己不在枣树林里时有没有人偷过红枣。从这个时间开始，我们就盼望着红枣快快地变红。红枣红了才又甜又香，好吃诱人。我们经常围着枣树林转。只要照看枣树的人不在枣树林里，我们就会扑进去，不管留没留下脚印，不管枣红了没有，摘一大堆。大人们看见，往往会说糟蹋世事哩。那些年月，家里除了能圈养猪和羊外，大牲口驴、牛等家畜都只能由集体喂养，树木归公所有，个人的枣树也收回归公所有了。我们等不到分红枣的时间，所以只能偷偷地摘红枣。有几年时间，照看这片枣树林的都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子。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她是随着改嫁的母亲来到我们村的，不几年就嫁在他乡了。这小女子人很老实，一天几乎不离开枣树林，我们下不了手，只好天天围着枣树林边转。有一天，我看见她把地上的红枣捡起吃，就对孝根说：“这是集体的枣树，她照看枣树挣着工分，也不能随便吃集体的东西。她能吃枣我们也能吃。”孝根眨眨眼，说：“对呀，是这么个理。”我们一下子就涌进了枣树林。小女子大喊大叫着跑过来了。我们几个孩子没有逃跑，理直气壮地面对着小女子。小女子质问道：“谁让你们往枣林里跑哩？”孝根笑眯眯地说：“我们要吃枣呀。”小女子说：“这是集体的枣，你们不能随便吃。”我说：“集体的枣，人人有份，你能吃我们也能吃。”小女子说：“我是看照枣林的。”我说：“你照看枣林挣着工分，又不是白照看哩。你不能占两边的便宜。”小女子说不过我们，急得哭了起来。我们疯狂地爬上枣树，开始摘枣。我们每个人摘满了两口袋枣，然后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扬长而去。小女子把我们抢摘红枣的事向大队报告了，大队罚了我们每人五毛钱，当然，钱是家长出的。这事闹大了，我们咽不下这口气。我们把学校的篮球借回来，有意抛在枣树林里，再跑进去捡。耙过的枣树林留下了乱七八糟的脚印，那女子费好长的时间才能重新耙好枣树林。我们折腾了几次，那女子就说她要向周老师告状。周老师？我才不怕周老师哩。周老师把我们沙坡的几个孩子叫到她办公室。周老师的办公室不大，涌进来几个孩子，闹哄哄的。周老师坐在椅子上，用她那甜美的声音给我们讲道理：什么宝贵的集体财产呀；什么偷吃东西不光彩呀。我不想听。我突发奇想：要是周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偷吃豌豆角，那才热闹哩。我开始想象着周老师摘豌豆角的神态：苗条的身子弯下去了，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笑容，修长灵巧的手指触摸到了豌豆角……周老师已吃上了嫩豌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不由得发笑了。周老师质问道：“你笑什么？”我无言以对，只好装着老实的样子，低下了头。随即，我又偏着头，眼睛向上看着。我站立的姿势是稍息。我开始颠动着冒出来的右脚。我在表现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周老师看着我的右脚，突然笑了。她笑起来更迷人了，面色柔和，两眉弯弯，像两轮月牙，嘴角向上翘起，嘴巴也像更大的弯月。周老师所有的表情，散发出能把人感染起来又裹进去的氛围。周老师收敛住笑容，又说：“爱护名誉要从小做起，养成一个好习惯，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品学兼优？从小做起？那么你为甚坐牢啊？周老师的声音不具有威慑力，我的思想又游走出规定的范围。我们都是懒散的神态，根本没有把周老师的训导当回事。周老师有些气愤，站起来了。她只是站起来了，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服我们。我们这帮野孩子，只有使用体罚的方法，才能管束得住。不过，周老师从来没有体罚过学生。我们看出了，今天她也不会体罚我们。突然，周老师不耐烦地说：“你们走吧，走吧！”我们拥挤着跑出了周老师的办公室。周老师没有管束住我们，不过，篮球我们是再借不到了。我们和小女子较上劲了，想着法子整她。我们派人轮流偷偷照看她。只要她离开枣树林，我们就会跑进枣树林，不是摘枣，就是在枣树林里乱转，只要小女子捉不住我们，我们是不会承认进枣树林的。我们和小女子的较量直至红枣下树，分给各家各户。这时我们游走进另一片天地。八那是一个深秋的后晌，我们放学的路队一出校门，我就发疯地跑开了。校坡是下坡路，因为我跑得太快，身上的重量都传向脚尖，脚指头用力向前顶去，顶穿了右鞋头帮子，右鞋松了，从脚上脱落出去，摔在了下坡上。我赶紧收脚，可因为跑得太快，惯性太大，还是又向前跑了几步。我下去找到了鞋。右鞋头子顶开了一个大窟窿。我突然明白，那天我在周老师办公室时，我颠动着脚尖时，周老师为什么发笑，原来她已经看见右鞋头子磨烂了，只是她不好意思提醒我。我沮丧地望着鞋，真想把它摔到沟里去。这狠还真不能发。把鞋摔了，我明天就要赤脚片子上学。如今是深秋，天地都在发凉。我试着把鞋穿上。鞋大了，趿拉不住，走不快路。我又把鞋脱下来。脚底下冰凉冰凉的。我感觉到身后有人，掉过了头。是周老师。她手拖着艺艺。她正在观望着我的举动。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后边的同学跟上来了。有些同学正以嘲笑的目光望着我。周老师温和地问：“碰疼了没有？”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周老师又问：“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往我们家里跑。怎么现在见了我就躲起来了？”那座院落，很少有人光顾了。我听大人们说，周老师坐了五年禁闭，才回到我们村当老师的。她的丈夫还在坐禁闭。这样的人家没有多少人愿意交往。我和大人的想法不一样。五年前，那座院落的主人突然消失了，我看到破烂的羊圈栅栏，还有那些血迹，还有锁上的窑门敞开的大门，感觉到那里笼罩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就再没有走进那座院落。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主人是怎么消失的，羊怎么就不见了，那血迹是怎么来的。我张了下嘴，欲说又没发出声音，垂下了头。突然，周老师语气沉沉地说：“你走吧。”周老师的话音刚落，我就转身跑开了。进了家门，我找出了父亲的旧鞋。父亲的旧鞋头子也穿洞了，皮匠给鞋头钉上了皮子，可鞋底子也磨穿了，父亲的旧鞋不能再穿了。我将钉在父亲鞋头子上的皮子拆下来，把皮子浸在水里，皮子就软了。我找到针和细麻绳、锥子，开始钉鞋。我的鞋子每次破烂了，母亲总是这样给我钉鞋。孝根推门闯进来了。“快走，快走。”孝根催促道。“鞋穿不成了。”我说。孝根说：“再迟了就看不成打场了。”我总不能赤着脚到场上去呀。再说了，我明天还要穿鞋哩。我还在钉鞋。孝根没话说了，凑在我跟前，看我钉鞋。我钉好了鞋，孝根忙说：“快走。”我还没有吃饭。我揭开锅盖。锅里的饭是黑豆糊糊稀饭。我拿起勺子舀了一碗，一口气就吞灌下去了。我又拿勺子舀了一碗，又一口气吞灌下去了。两碗稀饭，我用了不到三分钟，就吃完了。吃罢饭，我和孝根一起向场上跑去。场上就是打谷场，实际上叫场，为了叫得顺口，我们往往叫场上。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大沟深，很少有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平整土地，所以场是人工修筑起来的。场往往会修筑在离村子近的地方，比村子高的地方。要么是在脑畔上边的小山头上，要么是在脑畔上边的小山上边的大山头上。夏天或初秋雨后，是整修场的最佳时机。大人们赶着一群羊去踩旧场。踩场时先把场面像翻地一样用铁锨翻一遍，把羊赶在场上踩踏，然后将新土撒上，再把羊赶进场上进行踩踏，踩实后再撒一层新土，再赶着羊去踩踏，往复几十次，场才能踩好，再用锄头锄去浮土，就是一盘崭新的场。羊踩过的地方又瓷实又没有坑坑洼洼，经久耐用，比老土还坚硬结实。对场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不是连枷打谷时的力量，而是我们这帮孩子。少年时代，我们盘踞玩耍最多的地方，就是场。我和孝根来到场上。已有几个孩子到了场上。他们看见我和孝根，跑了过来，围在了我们身边。今天打场是在打高粱。高粱成熟后，人们就地用剃头刀割下穗子，然后捆住运在场上，过后将高粱秆砍下，直接背到了家里。大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双手握着连枷，一排起一排落，打场上的庄稼穗子，整齐、有气势、有节奏，真是太好看了，我们这群孩子百看不厌。我们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加入打场的行列。场边放着谷垛子。割谷子的时候左手抓谷穗下的细秆，右手或拔或用割谷镰割，这样谷穗子好往齐并，不管是割谷子还是拔谷子，都带着秆子，然后捆成一大捆，运回来，用铡刀一铡，穗子就和谷秆分离了。打场打什么是有次序的，还没有到打谷子的时间，谷子一捆一捆地码在场边。我们骑在谷垛上，看打场。我们刚骑到谷垛上，大人们就停止了打场，开始用木杈或者是铁杈把草木挑出去，再将粮食扫成堆，然后用木锨铲起，高高一抛扬起来，经过风，就把粮食中的碎柴草刮出去了。有人扬场，有人会在头上披上布袋，用扫帚轻轻地把还没有刮出去的柴草扫出去。扬下来的粮食落在扫场人的头上，由于有披在头上的布袋护着，钻不进衣服里。干净的粮食就是经过这么一道又一道的工序剥离出来的。我们是看着打场长大的，当初不明白场为什么就要修筑在山头上，其实就是为了山头上四面无阻挡，有风，风顺畅。山头上经过的小风最适合扬场。没有风，是扬不成场的。有时没有风，大人们就打口哨，说打口哨能叫到风。打口哨真的能叫到风吗？不管相信不相信，世世代代打场的农民都是这样叫风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扬过粮食，粮食干净了，就堆起来。大人们点上马灯，开始分粮食。这时大人往往不会注意我们。因为他们要监视分粮食是否公平。分粮食是有奥妙的。扬场时，比如说是东风，那么西边的粮食颗粒就不好，因为风是一样的，刮得远的粮食肯定颗粒不饱满，比较轻。早早落在扬场人身边的粮食分量重，自然颗粒饱满。粮食推拥成堆，风这边和风那边的粮食也就不一样了，打场的人清楚哪边的粮食好。他们也大都在参与分粮食，他们是不会吃亏的。吃亏的人就是没有在场上干活儿的人家。所以分粮食时很多人都在盯着打场人在什么地方分粮食，自己也找种种借口，要么要求早分粮食，要么要求迟分粮食。大人们一心为分粮食斗心眼儿，我们可以任意玩耍了。其实，我们早就盯着糜草架了。糜子是簇不是株，穗子又七高八低，太散，不能用铡刀铡穗子，所以只能铺在场上，穗子与穗子码在一起，铺成一排又一排，用连枷打过糜子后，人们把糜草搂在场边。人们害怕糜草堆在一起发霉了，就用木棍垒成三脚架，然后把糜草驮上去，三脚架下成了空洞，能通风，所以糜草就不会发霉。钻进糜草堆里，尽管会沾上一身糜草，糜草还会钻进衣服里、头发里，浑身极不舒服，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往糜草堆里钻。在糜草堆里可以隐藏起来，也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对方扯一把，那真是太好玩了。我不管玩什么，都有拼命三郎的劲头，正因为我玩得疯狂，靠暴力征服了大多数孩子，才当上了孩子王。我首先上了糜草架，孝根也上来了。接着又有几个孩子上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上了糜草架，然后又跳了下来，再上去，再跳了下来。突然糜草架摇了几摇，倒塌下来，我们一惊，滚出糜草堆。大人们看见糜草架倒了，叫骂着跑过来了。我们几个孩子一哄跑了。我听到有人说不要骂了，看有没有把孩子压住了。头天出了乱子，我们接连几天不敢去场上了。不几天，父亲就到城里卖骡子去了。那头大红骡子忙活了大半年，刚到了休息的季节，就被人们往出踢了，颇有些卸磨杀驴的意味。这头骡子本来挺有力气的，可后来不知哪根神经有毛病了，时不时地伸嘴咬人，所以小队长王保胜派我父亲和饲养员去卖骡子。父亲不在家，母亲打发我拿着布袋到场上分谷子。分谷子开始，王保胜说：“先给冯兆年家分，分好了派人给他们送回去。”小队会计报了给我们家分的谷子数量。王保忠拿起斗和升子，走在谷子堆南边，放下，表示在那里装谷子。负责往斗里装谷子的人用簸箕把斗装满了，王保忠用手往平抹斗上的谷子。抹斗的人手高，粮食就凸起来，手低，就会凹进去。王保忠用手一抹，斗里的粮食凹下去了。王保忠右手提起斗，半蹲着放在左大腿上，准备往我拿的布袋里倒。这就是看人下菜，欺我太小。我心里有些不舒服。这时，王保忠喊了一声：“快，死眉瞪眼，没一点出息。”王保忠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出这么恶毒的污辱人的话！我的脸红了，气粗了，胸膛里的心直蹿。此时，我真想扑上去，扒王保忠的皮，抽王保忠的筋。我依然没有动。王保忠看着我没有动，又叫了一声我身边的金锁，让金锁帮我装粮食。金锁夺过我手中的布袋，撑开布袋口子。二斗谷子装进布袋，又量了三升。升子小，十升才是一斗，可是，王保忠用同样的手段，用手抹升子上面时，凹进去了。分罢我家的谷子，会计叫到了王保胜的名字，王保忠竟然转了半圈，走到北边装谷子。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常常听大人说起风头风尾粮食好坏的事情。我看出王保忠给我家分了秕谷子。母亲让我分谷子，一是为了送装粮食的布袋，二来是看分的粮食够不够数，好不好。可我这看和不看一个样。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人小吗？！我是又气又恨。这谷子我不能要了。我一扭头就走了。我听到王保胜说金锁快把谷子给冯兆年家送过去。金锁帮着母亲把谷子倒进瓮里。母亲抓起一把谷子，拿在灯下，展开看了看，又用手指搓了搓谷子，问：“今年庄稼长势不错，怎么这谷子都是些秕谷子？”金锁笑了笑，说：“王保忠分的谷子。”金锁是不想让母亲误会自己，才这么说。母亲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没有说什么。金锁走后，母亲说：“王保忠真是个没儿和尚。”好多人背地里骂王保忠时，都会骂一句：“没儿和尚。”王保忠夫妇不知是谁有问题，没有生育，直到人到中年才抱养了买定这么个儿子。他也不能算没有儿了，但这种骂法还是流传下来了。父亲回来，母亲把分了些秕谷子的事给父亲说了，父亲说了一声吃亏是福，没再吭声。父亲的脾气挺大的，可是遇到这种事，却没见他发过几回脾气。土地都由集体种，每一户都分一点自留地。我们的自留地总会被挨我们自留地的人家占一点。父亲发现了，也总是说地界有讲究，他们挪地界对他们的儿女不利。我认为父亲自欺欺人。所以，我没有对父亲说一言半语场上分谷子的细节。然而，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九冬天，场上的营生做完了，场上不再出现大人们的身影，只有我们这帮孩子在挣命造怪。我们玩花招、干坏事，大人们都会说那些老家亲又在挣命哩，又在造怪哩。我一直以为挣命和造怪是土话，细深究，却发现挣命和造怪形容调皮的孩子，简洁而形象准确，内涵丰富。就是老家亲的叫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很老的家族亲戚，再干什么不得体的事，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调皮的孩子，你只能当老家亲看待了，因为无可奈何。秋天场上有成堆成摞的糜草干草，我们经常玩捉迷藏，冬天我们在场上玩的最多的项目是打仗。我带几个孩子，孝根带几个孩子，成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在场塄这边，一支队伍在场塄那边，互相摔土疙瘩打对方。一支队伍准备下的土疙瘩摔完了，另一支队伍就会上了场面，向对方的阵地冲。有时对方的土疙瘩摔出来得太慢，一方就会判断出对方快要弹尽粮绝了，几个人摔土疙瘩做掩护，几个人爬上场面，匍匐着向对方阵地爬行。只要到了对方的阵地上，就是胜利了。久攻不下对方的阵地，我们两方的司令就会站出来谈判。我和孝根站在场中央，双手叉腰，威严地向对方谈条件。我从衣袋里拿出了“纸烟”。孝根也拿出了“纸烟”。我们叫香烟就叫纸烟，可我们的“纸烟”与纸烟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将细高粱秆截成纸烟长短的短杆，剥掉皮，然后用细铁丝在高粱秆中竖穿开细孔。高粱秆的芯秆质地松软易燃，又有细孔，所以就能吸着了。我们经常特制这样的“纸烟”。这“纸烟”比真正的纸烟呛人多少倍。我们吸上两口，就要咳嗽两声。可是，在一些威严的场合，我们经常吸这样的“纸烟”。我们各自点燃了自己手中的“纸烟”，神态极其的威严。在谈判时，我们互不相让。孝根提出暂时停火。我知道他们准备下的弹药快用完了，就来个缓兵之计，然后补充弹药。我说你先提出停火，等于你们招架不住了，要么你们投降，要么接着打。孝根说那还谈甚谈。孝根不回自己的阵地，我也不能回去接着打。谈判陷入了僵局。有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我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把你们的人给我一个，可以暂时停火。”他们给我一个人当人质，等我们把土疙瘩准备充足了，再放人，互相才可以接着打。要不，主动权回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想什么时间开打就会什么时间打。作为胜利者提出这个条件不过分，孝根想了想，问：“你要谁？”这时，我想到了买定。买定到了我们这边，就是俘虏，我可以随意惩罚俘虏。“你怎么总是要欺负买定？”孝根问。孝根不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自己的真实意图。我说：“谈判是对等的。不能只有你提条件，我不能提条件。”“行。”孝根答应了由买定当人质。我想大便，所以想到了惩罚买定的绝招。我跑到一个土渠里，蹲下大便过后，把屎埋了起来。我又把我手下所有的孩子叫来，说：“这里是我们取弹药的地方，买定先挖。”买定两手刨了几刨，就刨到了两手屎。买定突然哭叫道：“你这是欺负人哩。”我们一群孩子大声笑了。这次战斗结束，买定把自己刨到屎的过程给孝根说了：“我再也不当俘虏了。他们成心整我。”我说：“我们不整俘虏难道整好同志？”买定知道我在有意欺负他，第二天提出要分在我们的队伍里。我同意。战斗打响，对方的火力正猛的时候，我要买定向对方阵地冲。买定哭丧着脸不想冲。我说：“你不冲，就是临阵脱逃，我要用军法处置你。”军法处置，就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买定无奈，只好爬上场塄，在场面上匍匐着向对方阵地爬去。见有人往过爬，对方的土疙瘩一齐向爬行的人扔来。而我们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火力压制对方的火力，可这时我偏偏下令停止攻击。对方的土疙瘩打在了买定的头上身上。买定抱着头退回来了。刚退到场塄，买定哇的一声大号。我们围过去，看见买定鼻子里正往出流血。我站起向对方喊话：“不要打了。我们的人挂彩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买定不和我们一起玩耍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最终他还是凑在了我们跟前。这一次他不再听我的话，叫他冲锋他不冲锋，叫他刨土他不刨土。我终于亲自动手了。我一把把他摔倒，然后骑在他身上，大声骂道：“老子不用军法，这天下不乱套了？”我用拳头狠狠地打买定的臀部和大腿。买定一边挣扎着反抗，一边大声叫骂。我越打越狠，直到买定停止了叫骂。我竟然把买定打得腿瘸了，回家走路时一拐一拐的。我欺负买定，买定好像从来不给父亲告状。这次他好像回去给父亲告了状。这还了得！王保忠就上我们家找我。我正准备去给二婶家还一个瓷盆，刚走到硷畔上，和王保忠狭路相逢了。我从小就觉得王保忠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他对我们还有我们那些姓王的小家族的人，成见甚深，就是他们自家小家族的两三家人家，他都说三道四，一口一个不成器。村里有那么几家人家，日子过得一般，在村里也没什么势力，可是他对那几家人家特好，见了他们的孩子，就抚摩着孩子的头，亲昵地问长问短。有时，他身上有几颗红枣或者花生什么的，就掏出来给那些孩子，受他歧视的孩子，他一概看都不看一眼，更不要说给吃东西了。村里在给孩子们吃东西的事上有讲究：要吃给在场的孩子都吃，不给吃一个孩子都不要给吃。大人馋孩子是有罪孽的。他不讲这一套。所以有人说他是坏心肠子人。他爱那些孩子，或许有道理，可是我们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憎恨我们呢？有人认为，他没有生养过孩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心理变态了。后来，他收养了一个孩子，给他开门。门，就是指一家人家住的地方的门。住的地方有人开门，说明这家人家有后代，就是有根种，也叫开门；哪家人家没有后代了，不开门了，一说是断根，再就叫黑门了。所以门用在家族中就是传宗接代的意思。王保忠一手紧紧攥住我的一只手，黑着脸，嘴上叫骂着谁的候老子，你看你把买定打成甚样子了。看就看，我不怕。我心里有些胆怯，却表现出心横气壮的样子。不过，我并不是情愿跟着他走，是他拽着我走。我一边走一边想，只要他对我动手，我就把手中的瓷盆摔在他的头上。他把我拽到他们家的大门边，质问道：“说，你再打不打买定了？”我看出了，王保忠并非真的要打我，就是想吓唬我的。他毕竟人到中年了，明白大人是不能打孩子的道理。我没有吭声，不过拧了几拧脖子，显示出不服气的劲头。王保忠气咻咻地说：“你要是再欺负买定，我不扒了你的嫩皮才怪哩。”我大声喊道：“你给我们家分秕谷子。”王保忠一怔，骂道：“这狗日的有出息了，会记仇了。”有人出现在了我的身后，王保忠愣住了。我掉过头，是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