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并决定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
“老师”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或传授学术的人，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人们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古代，教师一直是备受尊重的职业。既然如此，我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教师节一说呢？回答是肯定的。只是“教师节”的日期不同于现代。古代的教师节和孔子有莫大的关系。在汉、晋时期，每到孔子诞辰日（农历8月27日），皇帝就会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还会请教师们吃饭。当时虽没有确立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但教师已开始享受节日休假、会餐等福利待遇了。唐宋时，每到这一天，国都和各州、府、县都要举行孔子诞辰祭典，当时的祭典非常隆重。
民国时，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人于1931年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发表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并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这个教师节没有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认，但在中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公历8月27日为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当时未能在全国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曾恢复6月6日为教师节。教育部通告各地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庆祝活动。
1981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的日期及活动内容。提案指出，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1983年3月的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18位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政协一次会议方明等同志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2月，由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和方明共同签发的教育部党组及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央宣传部。
1984年12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撰文，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等教授联名，正式提议设立教师节。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在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发出了《致全国教师的信》，向全国的教师表示祝贺和慰问。
1985年，邮电部决定，拟于第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发行一套纪念邮票。这套邮票的策划和设计，正赶上邮电部对我国邮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当口。1985年，邮电部对中国邮票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将中国邮票总公司原有的职能一分为二，即邮票发行管理部门和邮票经营部门分开，组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邮电部对政企合一的中国邮票总公司第一次做出带有政企分开性质的重大调整。新组建的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为正局级单位，主要负责邮票发行等政府职能。中国集邮总公司为邮电部直属正局级企业，主要负责集邮业务经营工作。邮电部在这次改革中，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决定，即在邮票发行局的领导职数中，增加了一名专业领导干部。1985年7月3日，邮电部部长杨泰芳签署了（1985）部任字31号文件，任命邵柏林为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
邵柏林1930年生于天津。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著名的邮票设计家、杰出的摄影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所设计的一系列经典邮票已经成为后辈邮票设计者的范本。邵柏林所设计的优秀平面作品，不仅限于邮票，大家熟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徽、中国电信回字纹“中”的LOGO、中国集邮总公司标志等，均出自他手。所以，当时邮电部将提高邮票设计质量的重任交给邵柏林，是看对了人、选对了人。
邵柏林没有辜负邮电部党组对他的信任，在他任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将近5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用他的聪明才智去发现邮票设计人才，用他几十年的设计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去扶持和指导初入邮票设计大门的晚辈。正是这些机会，以及在设计关键时刻的点拨，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豁然开朗，设计水平陡然见长。这期间一批有志于邮票设计的青年才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邮票设计图稿诞生了。
邵柏林作为一位老知识分子，深知这套“教师节”邮票对于全国数百万教师的分量。他决定要通过征稿，在征集的过程中好中选好、优中选优。首先，他希望发行局设计室的专业邮票设计师全部参与这套邮票的设计。同时，他也希望北京几所艺术院校的学生能参与到这套邮票的设计中来，一是学生们对老师非常熟悉，二是他们都受过美术与设计的专业训练，二者的结合肯定能碰出火花。
在邵柏林的字典里，从没有拖泥带水一说。1985年已年满55周岁的邵柏林知道时间对于他有多么宝贵，时间不允许他有一丝一毫的喘息。他亲自拜访了他的母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而后又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向学校介绍了征集邮票图稿的意图，并分别向学生们介绍了邮票设计的要求和规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荟萃了国内一批极有设计潜力的在校生。王虎鸣、袁加、张磊、李芳芳……他们在学校已经开始显露艺术的才华，谁能想到30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成为国内平面设计的扛鼎之才。
正在上大二的张磊，参与了这套邮票的设计，其邮票图稿在几百幅征集的作品中独占鳌头，最终获得通过。
张磊回忆说：“当时我正在念大二，邮票发行局来我校联系，征集‘教师节’邮票的设计图稿，学生、老师都可以参加设计。我当时很兴奋，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邮票是国家名片啊，没有这种机会，我们不可能进入国家名片的设计行列中去啊！邮票属于平面设计，又是平面设计中的重要领域，与我所学的专业吻合。所以，参与的热情非常高。那时还没有电脑，完全靠画，当时手头的工具都用上了，尺子、画笔、水粉等。时间不长，我就设计出了三个方案。其中一幅图稿画了一支蜡烛，灵感来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个讲台，上面放着一束花。我把三幅图稿都交上去了。那次征集来的图稿有几百幅，筛选出了几幅比较好的作品，报当时的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评审。其中就有我的那幅讲台与鲜花的图稿。在评审中，张仃先生提出，这幅图稿为什么没有黑板呢？有黑板不是更好吗？
“评审会后，邵柏林向我传达了评审会上的意见和建议。我当时对画黑板还是有顾虑的，总觉得邮票代表国家的形象，不敢大面积用黑。增加大黑板虽然好看，可过去从来没有过。所以，张仃先生提出的这个建议，实际也是‘文革’后老艺术家们大胆突破旧框框、思想获得解放的一种反映。
“后来我按照张仃先生的建议，在图稿中增加了一副大黑板。可以说，这是一次大尺度的突破。这幅图稿还有几个特点，一是讲台，不是传统的近大远小的透视方法，我采用的是反透视方法：近小远大。看起来有一种现代感。另一个是花，这一束花，既不是月季、牡丹，也不是百合、蔷薇。没有花名，是一束广义的花。可以说，是广大学生心中的那一束花。
“黑板在这幅图稿中所占空间较大，大块的黑板上又很空，所以当时我想把‘9月10日’写到黑板上。邵柏林看后，认为不妥（邵柏林先生后来向我介绍了关于黑板一处的修改情况，他觉得在黑板上用‘9月10日’太直白了，不好，故建议张磊在黑板上做特殊处理，做出用黑板擦擦去粉笔字后留下的痕迹，既弥补了空白，也让明眼人一看就觉得这是老师刚刚上课用过的黑板——笔者注）。”
这一点小小的改动，也成为这套邮票设计上的一个亮点。我对“教师节”邮票的设计非常喜欢，原因就在于设计者用最简单的设计语言，清晰明了地将教师的工作岗位以及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爱戴，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上没有出现老师，也没有出现一个学生，但观者都能从画面理解其中包含的意义。亚洲不少国家也发行过教师节邮票，画面上几乎都是一种模式——学生围着老师送花。而中国第一套教师节邮票的设计明显要技高一筹。
邮票的设计语言不同于绘画，也不同于其他艺术作品。在方寸之间留给设计者的空间不大，这就要求设计者要用最凝练的设计语言去诠释复杂的邮票命题。做到了，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