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喻建章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出版家。他热爱出版事业，从业七十余年；他求真务实，高度重视图书质量，勇于开拓创新；他爱才、识才，大胆扶植支持新人；他带头从事出版科研，是当代出版工作者的楷模。
［关键词］喻建章自学成才开拓创新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我是于1977年11月，参加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厦门召开的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上认识喻建章同志的。他当时已是72岁。刚见到他时，高高的个头，白白的面庞，面容俊秀，两眼炯炯有神，体态健壮。他在会上宣读自己的论文时，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会下，我俩又进行了交谈，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生酷爱出版事业的“老出版”。
200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和刘小敏同志合编了一本《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向喻建章同志约稿。他热情应允，过了一段时间，他将撰写的《亲历江西出版六十年》寄来。成书后，我们将样书寄他。他热情回信，并谈了对当时出版工作的一些想法。不久，他又将他写的《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一书寄我。之后还时有书信来往。不幸的是2014年8月，他因病突发与世长辞。回忆与他几次交往，拜读了他的《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往事萌发，终日萦绕脑海，辗转深思，不得不把对他的思念写出来。
一、自学成才的出版家
喻建章（1925-2014），江西南昌人，幼小丧父，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三年私塾，上过四年小学。1937年12岁时，考入中华书局南昌分局当练习生，从此踏上了出版的漫长之路，终生从事出版工作七十余年。其间，当过书店营销员，管过书库，做过图书监印员，此后又当过书刊编辑，担任过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晚年又担任过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科研组长等。他从事出版始于新中国之前，后续于新中国成立后，亲历新中国传统出版业与改革开放后出版事业欣欣向荣的双重过程。
喻建章一生勤奋工作，在做好出版工作的同时，热心出版科研。著有《十年春暖百花开》《南国书苑六十春》，主编有《编辑工作与编辑研究》《江西出版科研论文选》（1~8卷）等，发表论文40余篇。
进入出版业之始，喻建章深知自己文化低、底子薄，要做好文化内涵丰富的出版工作，在这个行业有立足之地，只能是以勤补拙，边学边干。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涉猎各种有关出版的图书资料和理论文章，充实自己。即使在抗战时局动荡之时，他在书店的工作地点屡屡搬迁，每当图书公司发来一箱箱的新书，他总是先读为快。到出版社工作后，他坦言：“编辑部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大学学历比比皆是，我仅仅是小学的学历，没有真功夫就难以服人。所以我审稿子特别仔细，特别是疑难稿子比别人多看一遍，手头分类笔记本有好多本，遇有不懂或疑问字句，即笔录下来，查阅字典，弄个明白……凡是有生字、生词，我必翻查字典、词典，《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是我案头必备之物……它使我避免了许多尴尬和错误。我铭记一句座右铭：‘我不怕别人无情，就怕自己有错！’刻苦学习是我的老师，长期的工作实践是我人生的大学。”［1］靠自学成才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长期坚持、积累，久久为功。多少年后他回忆道：“回顾我的青少年主要时期（12~27岁）是在中华书局度过的，特别是在抗战八年，我随中华书局在战乱中频繁转移，为读者服务，中华书局成了我的生命之舟，以一个刚启蒙的孩子在那里‘半工半读’，它又成了我的‘先生’和‘学校’，让我后来有机遇到出版社承担书稿审阅和社长工作。”［2］长期的出版工作实践，使他认识到出版工作尤其是图书出版，具有精神文明的内涵和长久的生命力。这使他回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我亲见大批青少年学子在向大后方逃难途中，一肩背个衣包，另一肩挎个书包，顽强行进。此情此景，七十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新。还有当时湘赣边区的农民，挑着两个竹篓，翻越罗霄山脉，跨过崇山峻岭来到遂川县替子女买课本，不使文化教育中断”。“真善美的出版物，犹如经过高温制造的砖块，具有较长久性的存在价值”。鉴于这样的认识，在编辑工作中，他坚持的出版理念是“宁缺毋滥”。在精的前提下，求多而精。“没有质量的东西，是走不远、飞不高、活不长的。一本高文化含量的书，其内容散发出去，所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由这些人又可能影响到其他一些人”。［3］
功夫用到终有成。由于他学习刻苦、文化积淀深厚，在编辑岗位三十多年，他曾编辑、复审、终审的出版物约1400多种，计9000余万字，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自学成才的出版家。
二、勇于创新的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喻建章着重做图书管理和发行工作，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主要从事新闻出版的行政管理工作。1964年，他到江西人民出版社主要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被撤销并入江西省新华书店，成为一个编辑组，编辑出版工作困难重重。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出版人的喻建章敢于担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勤勉的工作态度，发扬勇于创新创业的精神，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干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经过思考，明确了的事情，自己就敢于大胆地去干，想一事，干一事，成一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端困难之时，他重点抓好重大选题并取得成功就是一个证明。
“文化大革命”期间，旧的出版物被批判为“封、资、修”，读者无书可读。喻建章认为出版社应想法编辑出版一些满足读者需要的图书。当他得知省文联下放干部杨佩瑾曾想写有关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的打算，就把这个选题上报有关部门，但却遭到拒绝，他据理力争，终获通过。后来作者以《剑》为名写出了长篇小说，1973年出版后第一版10万册很快售完，加印10万册又售完，后列为“农村通俗读物”，又印了80万册，还被译为英、日文出版，作者从此一举成名，20世纪80年代被选为江西省文联主席。
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这方面的出版资源十分丰富。作为当时编辑组的负责人，喻建章善于汇群智，聚众力，发挥编辑的创造力，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认为“编辑工作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把那些分散的、隐性的、粗糙原始的文化资源，经过耐心寻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而成为精品，使之传之久远”［4］。为此，他决定组织革命史料的出版工作。1977年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十周年，三个纪念日集中在一起，编辑组同志经过研究列出有关题材的图书三四十种。他们白天调查、组稿，夜晚编稿审稿，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四十来种图书如期出版。其中“革命历史资源丛书”，系统反映了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挖掘了大量珍贵史料，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出版局和专家的好评。
喻建章长期在出版战线工作，是一位出版工作的热心人，凡对出版事业发展有利的事，他总是挺身而出，热心去做，即使在工作中遇到阻力，也力排众议，多方沟通，直至办好为止。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撤销后并入江西省新华书店，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许多困难，编辑被拆散，组稿困难，与书店之间关系不协调，加上领导忙于其他工作，恢复出版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出于工作考虑，喻建章一方面向江西省委起草关于恢复江西人民出版社建制的报告，另一方面主动去找主管文教的省委领导，陈述恢复江西人民出版社的意义和种种理由，经过多方努力，江西人民出版社终于在撤销十一年后，于1979年恢复，为江西省提高出版物质量，争取进入全国出版业先进行列创造了条件。江西人民出版社恢复后，仍遇到一系列困难，如资金短缺，没有办公场地等。喻建章又不辞劳苦，迎难而上，不屈不挠，寻求解决途径。出版社“由于原址被占，特别是为了寻求一个有发展前景的良好环境，在无经济积累的困境下，他千方百计，攻克重重难关，终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征购了一块二十七亩的土地，新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出版办公楼、宿舍、仓库、食堂和图书资料楼，克服了多年来一再被迫搬迁、居无定所的被动局面。出版社从此有了一个较安定的工作平台、生活环境，全社职工干劲倍增，由此深得社内同志们的交口称赞”［5］。出版社恢复后，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支持下，喻建章作为该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团结带领全社职工，齐心协力，策划出版了许多好书，开创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新局面。
三、扶植新人的好园丁
在长期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中，喻建章深感，要做好出版工作，必须依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懂出版的编辑队伍。他识才、爱才、荐才，把优秀的编辑人才视作发展出版事业的推动力，把发现、培养优秀人才作为领导者的头等大事。他通过调查，发现有用之才就想尽办法调入出版社当编辑。“桂晓风原在某县工作，专业不对口，要求到出版社当编辑。喻建章专程到基层寻访，前后联系三年，将其调入出版社当编辑。熊向东原在南昌教育部门工作，因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过编辑，要求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喻建章欣然接受将其调入当编辑。桂晓风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熊向东后担任江西省新闻出版局长。他二人后来的发展有多种因素，但进入江西人民出版社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点”。［6］再如一个名叫丘玮的美术编辑，原为一个县的插队知青，自学绘画。喻建章发现他画技高超，有培养前途，就设法调他到出版社，为其提供条件，让其搞美术创作，使绘画水平得以提高。为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喻建章还亲自到上级领导机关设法为他办理破格录用手续，后提升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室主任。
无私才能无畏。喻建章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有才之士，能客观、历史地全面看待，本着“人弃我用”的原则大胆起用。1968年，画家丁世弼被批判为“黑线画家”和“现行反革命”被下放改造。喻建章敢于冒政治风险，于1972年把他调入江西省新华书店的编辑组从事美术研究与创作。丁世弼在《远见卓识，知人善用的喻建章同志》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我还是编外人员，没有正式收入，妻子又处重病中，亟须住医院手术治疗，真是困难重重。但在喻建章同志同情关心和鼎力帮助下，竟都得到了全面妥善解决。无论从行政和财务制度上讲，这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事，感激之下，我这个早已心灰意懒的人，从内心又有了对生活的光明感并决心以自己一技之长来报效社会。”在以后的创作中，丁世弼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压力。“喻建章同志以他远见卓识，知人善用，全面而客观地待人待事，热情地帮助我提高认识，放下思想包袱和顾虑，并以鲜明的态度表明了对我的信任”。后来，在喻建章的支持下，丁世弼到山东沿海深入生活，创作了《渔岛怒潮》连环画册，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达300万册。丁世弼在文章最后说：“只要在领导干部中，多一些像喻建章同志这样的人，不说空话，多干实事，具有卓见和胆识，有公正和爱才心，能全面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此，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建设，特别是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更多更广地积聚财富。”［7］
为了发挥这些编辑的积极性，喻建章对这些人才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依靠、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作者是出版者依靠的对象，没有作者提供稿源，就无所谓出版。“著作家编稿子，写稿子，翻稿子，他们的脑力劳动是做好出版工作的决定因素。著作家的成绩好比米，不依靠著作家，出版业没法做无米之炊；著作家的成绩好比泉源，不依靠著作家，出版业就成为无源之水。惟有从著作家方面尽量的拿过来，才可以向读者方面尽量的送过去。”［8］喻建章在编辑出版工作中高度重视发现作者、扶植作者并依靠作者、善待作者、爱护作者，这样的事例屡屡可见。
前述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剑》，作者是应喻建章之约为江西人民出版社所写的。作者杨佩瑾动手写作不久，当时驻社的军代表就表示不同意写这类作品，说什么“现在尼克松都到中国来了，中美建交，还写什么抗美援朝，写这样的书与中央步调不一致”。喻建章据理力争，认为这类题材的政治方向没错，让作者打消顾虑，并表示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才使作者写下去。“小说定稿后，那些反‘文艺黑线’的斗士们又控告不少我的罪名，力图阻挠此书出版。又是喻建章同志组织人力进行调查研究，作了有力的驳斥和澄清，这才使书得以出版”。出版后，“这又引起了包括上海在内的‘文革’斗士们的痛恨，他们写信给省‘革委会’文化组，批判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又是喻建章同志向省有关负责人据理力驳，才未掀起大风浪……回想此书出版的坎坷过程，我始终感念喻建章同志不畏风险，不惧权势、有胆有识，敢于为作者撑腰，敢于为党的文学事业和出版事业‘铁肩担道义’的精神”。［9］
喻建章特别关心自学成才的青年作者。只要发现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他就竭力关怀扶植。著名作家萧乾的儿子萧铁柱，原是从北京下放到江西一个县的农村知青，其父当时尚未落实政策，萧铁柱一人在农村，过着孤苦伶仃的困难生活。喻建章发现他喜欢写诗，就主动关照他，鼓励他写些反映苏区红军斗争生活的诗歌。后来萧铁柱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写出了长篇叙事诗《罗桃莲歌传》，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助推这位青年走上文学之路，并由此进入高校，继续深造，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喻建章如此重视发现新人，被好多作者称为伯乐。
四、出版科研的带头人
开展出版科学研究，对扩大编辑视野、捕捉出版信息、提高编辑素质、搞好出版工作都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喻建章在工作岗位期间，就担任出版社出版科研组长。为了搞好科研活动，推动出版工作，他带头写出版科研论文，凡有关全国出版科研研讨会，他都积极赴会并带论文出席。他撰写的《出版发展战略问题管见》曾获1992年首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他不但自己带头写论文，还组织出版社的编辑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不少有水平的优秀论文。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原来曾处于后进的江西省的出版科研活动，赶上了全国的先进省份。通过积极开展出版科研活动，江西人民出版社既出了科研成果，又锻炼提高了出版队伍。
为了活跃学术风气，促进江西省的出版科研活动，喻建章还和有关部门协作，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出版专业会议，如1989年文化部在庐山召开的省市文化局长会议；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喻建章带领出版社的有关人员承担会务工作，同时在会议期间学到了不少外地出版部门的先进经验，对本省的出版科研和出版工作起了推动作用，真正做到了“以外促内”的作用。
喻建章退而不休。他从领导岗位退下之后，受江西省出版局委托，担任江西省出版局出版科研组长。为了推动全省的出版科研活动，他组织出版社的一些老同志，吸收一部分热心出版科研的青年同志，定期（每年一次）召开小型的专业性的研讨会，形成制度。从1991年开始到2004年全省共召开了十三届研讨会，入选论文906篇，出版论文集8集240万字，每届研讨会论文集均由喻建章自己负责主编。老出版家王仿子在给喻建章的信中称赞他的成绩时说：“这是阁下多年努力的结果，全国很少有你处那样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你至今没有脱离实际，这是十分可贵的。”［10］
喻建章从青少年时代起，即具有强烈的出版情愫。自他走入出版之始，七十余年矢志不移，始终在出版战线坚守前进。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务真求实，勇于担当，大胆开拓创新；他善于发现扶植使用新人；尤其可贵的是他崇尚实干，不谋虚衔，不计名、不图利、不求官。他一生有多次机会可以到别的单位当个什么官，但他都婉谢了领导的好意。他认为出版是一种文化工作，并无所谓“黄金屋”“颜如玉”那些官本位追求者的幻想。如果计较官阶，就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去做好出版工作了。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出版事业。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格值得后人永远铭记。正如一位编辑所说：“作为一个在出版界谋食的后来者，每当自己为职业忙忙碌碌而内心无处安顿的时候，遥想当年老出版人为志业而追求的画面，我常常许久都无法平静下来，长使前辈留遗风，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历史的接力中，精神是最为不朽的，是最有力量打动后来者的。”［11］愿当今的出版人，继承老一代出版人的遗志，为开创出版业的新局面做出更大努力。
注释：
［1］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24-225.
［2］喻建章.我在中华书局十六年（1937-1953）.出版史料，2011（4）：82.
［3］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48-249.
［4］喻建章.咬定主业不放松——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慧荪.中国出版年鉴，2003.
［5］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62.
［6］宋木文.其文有用其人可敬——喻建章著《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代序.出版史料，2008（4）：70.
［7］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91-294.
［8］叶圣陶.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开幕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505.
［9］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55-257.
［10］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323.
［11］张国功.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喻建章的《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编余札记.中国编辑，2010（3）：92.（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