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刘杲
林穗芳因病逝世已经4年。他生病的时候曾几次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见面谈谈。我说不急，等你身体好些再谈，现在你安心养病。没有想到，他竟一病不起。我们谈话的约定落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后悔当时没有抓紧去看他。
我和林穗芳没有直接共事。我们的接触缘于编辑学研究，他对编辑学研究的执着和贡献给我印象很深。大家公认，他是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带有为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基础的重大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编辑理论研究迅速兴起。一大批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编辑，投身编辑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推动了编辑理论研究的开创和发展。林穗芳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当时，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学术探讨，各抒己见，思想活跃，争论激烈。林穗芳陆续写了不少论文，通过大量的充分的考证和严谨的科学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回答了若干重大问题，在编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编辑学的性质，开宗明义，需要回答。
1986年，林穗芳提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综合性、边缘性和应用性学科，主要从属于社会科学。”“编辑学的综合性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各种不同学科的书籍的编辑工作，二是编辑工作本身包含各种成分——科学（专业）编辑、文字编辑、技术编辑、地图编辑、美术编辑等。所谓边缘性，一方面指编辑学运用各种学科的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同一对象——编辑，另一方面指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同各种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交叉。”“编辑学是直接为图书生产和培训编辑人员服务的，所以属于应用科学。”“编辑学虽然也使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主要还是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1］林穗芳直接讲的是图书编辑学，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他对图书编辑学的分析，包括对“综合性、边缘性和应用性学科”的分析，揭示了普通编辑学具备的共性元素。
1998年，林穗芳作出进一步解释：“编辑学就整体说来不从属于出版学，但图书编辑学是从属于出版学的。”“如果把编辑学归入文化构建和传播研究领域，或简单地说，归入文化传播学，则可把编辑的基本社会职能——参与精神产品的准备和传播一一显示出来，同时可表明编辑学理论的应用范围，也有别于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有纵向（时间）的和横向（空间）的，包括文化的创造、积累、继承、发展和普及，编辑在其中都起重大作用。”［2］林穗芳明确认定编辑学属于文化传播学。
2001年，林穗芳更加充分地解释了他的意见：“编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学界有不同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揭示各种编辑活动的共性，认识编辑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把编辑学归入文化学太笼统，也不宜归入大众传播学。《编辑学理论纲要》认为：编辑学在总的学科体系中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它和文化传播学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是文化传播学的下属分支学科。我觉得这样定位符合编辑学的性质。有学者提出是否存在‘文化传播学’这样一个学科可以把编辑学归入其属下的问题。这个顾虑是不必要的。树木没有主干，就没有分支。学科的发展则不一样，主干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关系是不分先后的。学科的发展史表明，分支学科比主干学科先出现、后出现或两者同时创生都是可能的。例如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语法学，它的出现就先于主干学科语言学。”［3］
林穗芳阐述了编辑学从属于文化传播学的道理，给了阙道隆有力的支持。
关于编辑概念。这既是历史的起点，又是逻辑的起点。涉及古今中外，不同意见最多。
1986年，林穗芳在研究国内外关于“编辑”概念的多种解释之后，提出：“现参照各家的说法，试提一个很不成熟的‘编辑’释义方案，供讨论”。这个方案是：“收集和研究有关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针制定并组织著译力量实现选题计划，审读、评价、选择、加工、整理稿件或其他材料，增添必要的辅文，同著译者和其他有关人员一起通力协作，从内容、形式和技术各方面使其适于出版，并在出版前后向读者宣传介绍。”［1］说实在的，这个论述涉及的内容相当完整，只是还需要更加概括。
1994年，林穗芳给出了新的概括。“笔者在提交1993年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的文章《明确基本概念是出版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第四部分《编辑学和编辑概念》中对涉及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的‘编辑’一词的涵义曾试作如下界定：‘对主要是别人的作品和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释义突出编辑‘选择’和‘加工’这两个特征，其中‘选择’是第一位的，选题、组稿、审稿等工作环节是为稿件（作品和材料）的选择作准备，‘加工’是使被选用的稿件符合复制传播的要求而必须做的工作。……‘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说明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出版媒介的编辑目的。”［4］应该说，这个新的概括相当到位。同年，林穗芳还有更新的概括：“现代各种传播机构的编辑工作的基本内容为：依照一定的方针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稿件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5］这个表述更加精练。
林穗芳对古今编辑概念的演变及其异同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所谓的两种“编辑”进行了大量的考査，对之作出了明确的界定。1995年，林穗芳提出：“两种‘编辑’的基本区别在于：第一种编辑是著作方式的一种，编辑主体是作者，对所编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第二种编辑是出版工作的一部分或一种专业工作，编辑主体是编辑工作者，对所编辑的稿件（作者交来的作品）无著作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地位。两种‘编辑’的区别主要在于性质不同，而不在于时代不同。”［6］林穗芳把编辑活动和著述活动加以区别，对这个长期争论很大的问题，给予了科学的回答。
关于编辑规律。探讨编辑规律是编辑学的主要任务。
1987年，林穗芳提出：“社会主义图书编辑工作的基本规律试表述如下以供讨论：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以准确而全面的评价为基础，组织、选择、加工稿件以供出版。”“稿件的组织、选择、加工三者的关系是：以选择为中心，组织为选择作准备，加工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提高。”［7］这个概括明显带有早期的痕迹，而且限于图书编辑。
2002年，林穗芳对编辑基本规律进行了再探索。他说：“编辑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编辑规律。”“编辑规律有基本规律、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之分。”“十几年来陆续读了许多有关编辑规律和原理的文章，感到对提高认识很有帮助。本文依照自己目前的肤浅理解把编辑的基本规律试表述如下以供讨论指正：在为作品的内容向公众传播作准备的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用户之间的供需关系的矛盾在全面而准确评价的基础上依照质量第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加以调节和解决。”他解释：“作品泛指图书、报刊文章、新闻报道、乐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等各种形式的作品。”还说：“研究编辑规律先从图书编辑入手，再扩大到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在内的出版物编辑，然后进一步扩大到各种传媒的编辑，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的。”［8］林穗芳的这些分析很重要，因为直接涉及普通编辑学的建设。编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完成普通编辑学。
关于编辑学的国际用语。
林穗芳凭借他通晓多国语言的深厚功底，经过比较研究，确认了与编辑学一词对应的英文词和法文词，解决了编辑学的国际用语问题。中国编辑学会正式接受了林穗芳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通过这个研究，林穗芳还澄清了一个历史事实：在世界上，首先提出编辑学的是中国。这个判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意见。
我侧重说明林穗芳在编辑学研究上的贡献。事实上，林穗芳还对出版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编辑工作和出版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文字规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所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为一方璀璨的文化宝盒。这是林穗芳留给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面对林穗芳的心血结晶，我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林穗芳自称为“外语编辑”，显然是过谦。林穗芳是一位在出版界、翻译界享有很高声望的资深编辑家、出版家。他经手编辑的重要书籍包括翻译书籍，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书单。他又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编辑学家、出版学家，是学科带头人。在他身上，编辑学、出版学的理论和编辑工作、出版工作的实践，实现了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紧密结合。一方面，收集、考证古今中外的大量实例，为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结合实际进行严谨的、细致的分析研究，完成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因此，林穗芳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林穗芳生前拟定了自选集的目录初稿，还撰写了编选说明。全书约70万字，煌煌大著。然而可惜，生前未及出版。经编辑学界王华良、刘光裕、邵益文及叶新等努力，蒙林穗芳的哲嗣林梅村认可，并得到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支持，此书得以安排出版。
《林穗芳自选集》的问世，有特殊意义。一则，保存这一段历史，保存这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二则，实现林穗芳的遗愿，表达同仁对他的深切怀念。我相信，林穗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传播，必将对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深化和编辑出版工作质量的优化，提供新的推动。
2013年7月22日于北京时年八十有二
注释：
［1］林穗芳.关于图书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出版与发行，1987（2）：4-9.
［2］林穗芳.撰写和完善《编辑学理论纲要》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出版科学，1999（1）：17-19.
［3］林穗芳.对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深化的重大贡献——喜读阙道隆《编辑学理论纲要》.出版科学，2001（4）：24-27.
［4］林穗芳.“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编辑学刊，1994（1）：36-42.
［5］林穗芳.试论独立的编辑职业的形成.编辑学刊，1994（6）：11-15.
［6］林穗芳.做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奠基工作.编辑学刊，1995（6）：13-16.
［7］林穗芳.图书编辑工作的本质、规律及其他.出版发行研究，1988（1）：8-12.
［8］林穗芳.编辑基本规律新探.出版科学，2002（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