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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农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机关刊物。在长期的出版实践过程中，该刊经过不断地探索与改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编辑理念，即以政治思想来指导办刊实践，以田野调查来彰显刊物特色，以学术争鸣来探讨农村问题，以激进策略来开展思想批判，以通俗实用来吸引广大读者，从而在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中国农村》出版历程编辑理念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何谓编辑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指编辑出版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活动。“理念”一词来自希腊语，英语形式是“idea”，通常指思想。尽管“理念”现已被广泛使用，甚至滥用，其含义扩展到概念、意念、观念、学说、理论和意识形态等，但作为“思想”的基本含义仍然未变。故在研究和论述编辑理念时，必须从思想的角度出发，分析编者的心理过程、思维方式与理想追求，绝不能以分析过程、效果来取而代之，否则就不能做到名实相符。从分析方法来看，既可以通过出版计划、发刊词、编者按和编后语等来进行归纳，也可以通过编者的日记、回忆录、谈话记录等来加以考察，甚至还可以采用古人“以诗逆志”的方法，从出版物反过来加以推断。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注意选择属于观念性的词语来加以表达，而决不能用反映事实、过程与效果之类的词语来代替。
《中国农村》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期刊，主要刊发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文章，对解决“三农”问题建言献策，为农村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通过对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道路等问题的论战，对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庸俗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农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其编辑理念的成功体现，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中国农村》的出版历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中共开始转入土地革命战争，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此同时，为了救济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广大农村，以梁漱溟、晏阳初和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农村社会的改造工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及其机关刊物《中国农村》，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了。
农研会的发起者和《中国农村》的创办人，就是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他早年留学欧美，获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李大钊牺牲后，陈翰笙被派往苏联，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他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但不久后辞职。他邀集原来的同事钱俊瑞、王寅生、孙冶方、薛暮桥、张锡昌等，以及学者吴觉农、孙晓村和冯和法等人，于1933年年底在上海发起组织农研会。次年，农研会获准成立，陈翰笙任理事长。农研会从成立到1951年解散，鼎盛时期有会员千余人，工作重心以农村调查为主，因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为了建设理论阵地与宣传平台，农研会于1934年10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中国农村》，由蔡元培题写刊名，先后由黎明书局和新知书店发行。主要栏目设有《专论》《都市和农村》《农村调查》《农村通讯》《世界的农村》《农村文艺》《通讯讨论》《读者论坛》《书报评论》《编后记》等。既有专家学者的专题调研报告，也有国内外农村资讯，还有农村经济常识介绍，以及读者园地和文艺漫画等。栏目设置非常丰富，并在不断改革中逐步完善。
由于《中国农村》创办于内忧外患、外敌入侵的动乱年代，从编辑、出版到销售都历经艰难，其中多次停刊和复刊。该刊的发展历程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海时期，共出版月刊第一至三卷。第二阶段为华中时期，先后移至南昌、长沙和汉口进行“游击式的编辑”，并自第四卷起改为“战时特刊”半月刊。第三阶段为桂林时期，第五卷移此出版，并自第六卷起恢复为月刊。1943年6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委员会桂林分会禁止出版而休刊。《中国农村》前后历时九年，共出版八卷近百期，先后由孙晓村、冯和法、薛暮桥、千家驹和张锡昌等负责编辑工作。由于读者对象主要是农研会会员、乡村工作者与学校师生等，创刊两年后销量才达到五六千份。尽管发行量一直不大，但读者量却远远大于销售量，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二、《中国农村》的编辑理念
《中国农村》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编辑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政治思想来指导办刊实践，二是以田野调查来彰显刊物特色，三是以学术争鸣来探讨农村问题，四是以激进策略来开展思想批判，五是以通俗实用来吸引广大读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并被载入中国出版的光辉史册。
1.以政治思想来指导办刊实践
《中国农村》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对办刊宗旨作出明确说明：“本会为谋全民族独立全世界和平，而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但我们人数太少，能力太薄，假如不和全国研究界的同情者有交换知识，相互讨论和批评的机会，断不能得到强有力的正确的进步。本会月刊的创立，就是要希望具体地造成这样的一个机会。［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办刊宗旨就是通过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社会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全民族独立与全世界和平，从而实现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的伟大理想。后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从事农村经济研究，还是批判乡村改良主义，以及为抗日救亡建言献策等，《中国农村》始终充满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体现出深厚的民本情怀，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
2.以田野调查来彰显刊物特色
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社会动荡将农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认识农村现状、了解农民疾苦和探索救济方略，中国农村派的进步学者和青年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大量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调查材料和数据，归纳总结出新的观点和认识，然后撰写成调查报告、工作通讯和研究论文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从而使该刊成为当时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农村研究刊物。正如何万成所言：“直到现在，能够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农村问题的定期刊物，似乎还只有一个《中国农村》。”［2］
除此之外，该刊还发表了有关研究农村调查方法与体会方面的文章，如张锡昌的《怎样做农村调查》、王一青的《如何准备战事农村调查》和华青的《我是怎样做农村调查工作的》等，用以指导农村调查工作。张锡昌在论述调查方法时指出：“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3］这种立足于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求益、求实的调查方法，对开展农村调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以学术争鸣来探讨农村问题
《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村派对于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探索，除了广泛开展农村调查之外，还通过与其他学派的学术争鸣和思想论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与中国经济派的论战最为持久，并最受关注。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二是农村社会性质问题，三是农业改造道路问题，而农村社会性质则是“论战的核心”。中国经济派以《中国经济》杂志为中心，代表人物有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和韩德章等，其政治观念属于右倾托派性质。中国农村派以《中国农村》为阵地，主要人物有薛暮桥、钱俊瑞和孙冶方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阵营。
中国经济派首先发难，批评中国农村派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认为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力，主张实现从生产关系向生产力的“方向转换”。中国经济派的观点，立即遭到中国农村派的驳斥。钱俊瑞指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4］并批评中国经济派混淆了农业经济学和农业科学的概念范畴，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从而掩盖了地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实质。薛暮桥认为，中国经济派把生产力视为“人对自然的技术”的观点，从根本上抹煞了生产力的社会性，并强调自然因素与技术因素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发挥出征服自然的力量，从而得出结论：“决定社会性质或是阶级关系的直接因素不是生产技术而是生产关系。”［5］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社会的问题，中国经济派认为，农村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占有优势地位，而且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此，中国农村派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农村有一定发展，但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控制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广大农民不得不受地主、富农的剥削，而且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紧密结合，残酷地统治着农村。因此，陶直夫认为：“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在那里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因此是剥削方式）乃由帝国主义维持着，半封建的势力与国内资本乃在外资的支配之下，结合地存在着。”［6］中国农村派认为农村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结论是比较正确和符合实际的。
中国农村派与中国经济派的争论，归根到底是农业改造道路的分歧，即要不要废除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派不仅否认农村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而且否认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从而取消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钱俊瑞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4］并认为土地问题主要是土地分配问题，主张实行土地革命。陶直夫强调：“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主要地是在铲除封建的秩序；同时因为这种封建残余是被帝国主义所维持，所以反对封建主义跟反对帝国主义变成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任务。”［6］中国农村派主张土地改革与反帝反封建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高度一致。胡绳认为，中国农村派“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7］
4.以激进策略来开展思想批判
中国农村派在开展学术争鸣与思想论战的同时，还对资产阶级学者与乡村改良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中国农村》创刊伊始，就在第一、二期发表钱俊瑞的长文《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这是继陈翰笙发表《中国农村研究之发轫》之后，对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农村经济理论的又一篇批判力作。卜凯通过两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后，认为农村衰败的原因主要是人地矛盾与耕作技术落后，从而否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钱俊瑞指出，卜凯的研究并没有把握住农村社会的本质，其调查对中国这样的病人是“按错了脉”，其结论“非但是颇见薄弱，而且是异常有害的”［8］。中国农村派对卜凯的批判，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农村经济思想的影响。
对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改良主义思想，中国农村派从左翼的激进的立场出发，同样予以强烈的反对与批判。孙冶方总结乡村改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教育农民着手；二是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三是组织乡村自治。然而，对于改良主义的性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孙冶方指出：“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底实际工作是从那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9］
千家驹在评论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时，将其批评为“中国的歧路”。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由于丧失了“法制礼俗”的“治道”而“至于无救”，必须通过“乡学”与“村学”的“新治道”来加以拯救。千家驹指出：“‘新治道’表面上看来虽然好似尽善尽美，仿佛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10］晏阳初认为，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的四大病害，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新民”。千家驹认为，这只看到了社会现象的表面病态，而没有进一步追究根源，“根本不了解埋在这‘愚穷弱私’底里的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与封建残余的剥削，才是‘愚穷弱私’的原因。”［11］中国农村派的批判，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击中了改良主义的软肋，可谓一语中的。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变骇为习”的主张，主张通过“极端之义论”来吸引大众和引导舆论。《中国农村》同样采取“极端化”的策略，选择梁漱溟、晏阳初和卜凯等名人进行批判，其中有不少激进、偏激的观点，以及人身攻击与讽刺挖苦的言论。李紫翔曾尖刻地讽刺乡村建设者们躲藏在温情的改良主义的幌子下，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做“续命的忠臣”和“效忠尽力”。这种人身攻击的言论，显然是不可取的。
5.以通俗实用来吸引广大读者
从办刊宗旨来看，《中国农村》最初的定位是学术交流期刊。为了吸引读者、增加销售和扩大影响，该刊对办刊思路不断地进行调整，形成了通俗实用的风格。鉴于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该刊自第二卷开始改版，力求减少“道学”色彩，着力向“通俗化”与“现实化”转变，以期成为“大众的读物”。《中国农村》在大众化的改革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是关注现实问题，二是加强工作指导，三是注重形式多样，四是运用交流互动。
在市场化的社会中，学术刊物通常都面临着学术性与通俗性两者兼济的难题，而《中国农村》在这方面的重要探索和成功经验，就是高度重视内容的现实性与实用性，密切关注农村的现实问题，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切忌空洞枯燥的理论说教。例如在创刊初期，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土地革命，论证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批驳托派否定土地问题的观点，《中国农村》选取土地制度、土地分配、地租形态等问题，通过实践案例和调查真相来进行阐述，既客观具体，又真实生动，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指导实际工作，也是《中国农村》的预定目标与积极追求。在抗战期间，该刊改为“战时特刊”半月刊，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与救亡工作，并利用研究农村问题的有利条件，就建立农村抗日救亡战线、战时乡村工作、武装自卫、农村教育与妇女训练等问题开展研究和出谋划策。该刊尤其注重对青年的教育和指导，强调要把青年当作“最重要的对象”，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素质和改进乡村工作。
在编排形式与风格方面，《中国农村》非常注重栏目、版式、装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力求做到生动活泼，突出农村特色。自第二卷改版之后，增辟了《农村文艺》和《农村漫画》等栏目，刊登反映农村社会生活的诗歌、民谣、故事、漫画和木刻等作品，既短小精悍，又生动活泼，为刊物增色不少。
此外，《中国农村》还非常注重与读者的双向沟通与交流互动，开辟读者专栏，刊登读者来信，解答各种问题，并向读者普及经济学常识。同时，发表多篇《怎样写农村通讯》之类的文章，对读者进行写作指导，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农村》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既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又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问题紧密相连，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见证。在实现中国梦、建设新农村的今天，《中国农村》的思想体系与编辑理念，仍然具有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可以为现代媒体的改革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发刊词.中国农村，1934，1（1）.
［2］何万成.介绍革新后的《中国农村》月刊.世界知识，1936，4（3）.
［3］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1936，2（4）.
［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1935，1（6）.
［5］薛暮桥.答复王宜昌先生.中国农村，1935，1（6）.
［6］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1935，1（11）.
［7］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19.
［8］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中国农村，1934，1（2）.
［9］孙冶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国农村，1936，2（5）.
［10］千家驹.中国的歧路.中国农村，1935，1（7）.
［11］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1936，2（1）.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XW016）和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2RW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