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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报刊出版活跃，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撰稿人。在他们与报刊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报刊寻找在场域关系上契合报刊理念和定位的撰稿人；另一方面，撰稿人在为报刊撰文的实践过程中，认准自身定位，与编辑进行沟通，且考虑读者的需求。文章以张恨水与《旅行杂志》的关系为例，探讨民国时期撰稿人与报刊的互动过程，即两者积极寻找共通的需求点和平衡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共赢，以期对当代报刊与撰稿人的互动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撰稿人报刊编辑《旅行杂志》张恨水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撰稿人”，他们是支撑报刊发展的重要力量。华罗庚之于《科学画报》，沈从文之于《语丝》《新月》，陶行知之于《生活教育》，张爱玲之于《紫罗兰》，皆成为一时佳话。民国时期，出版气氛活跃，图书报章在知识和市民阶层都广为流通，为撰稿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批撰稿人个性独特，并且与他们供稿的期刊和编辑有着密切关联。本文选择商业化报刊《旅行杂志》与其撰稿“台柱子”张恨水，探讨民国时期报刊编辑出版与其撰稿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旅行杂志》与其撰稿人张恨水
1927年，民国银行家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后，创刊《旅行杂志》，即为中国的第一本旅行杂志。中国旅行社经理朱成章在《旅行杂志》第1卷春季期上写下发刊缘由：
我国地广人稠，交通素感不便。在昔闭时代，尤以远行为苦。唐诗人李白咏蜀道难，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古人于旅行之苦，诵此诗而尽之矣。海通以远，梯航云集。贸迁有无，商贾毕至。而我国之情势，亦因以骤变。轮轨络绎，舟楫四通，昔之视行旅为畏途者，今乃舟车栗六。昔之不出国门一步者，今且远涉重洋。交通事业，日渐发达，此吾人所引以为乐观者也……
今更刊行旅行杂志，登载关于旅行之事件。凡能为旅客谋一分利益者，靡不全力以赴之。本部志在服务，适应社会需求。凡兹所举，尽其荦荦大者。语云：其始也简，将毕也巨。本部规模未备，发扬光大，窃有待于毕日。当代君子，幸进而教之。
20世纪20年代，由于中国经济贸易的逐步繁荣和交通方式的愈加便利，社会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人们的旅游文化消费需求增加。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敏锐地预见到旅游行业的发展前景，促使旅行社创立，并创刊《旅行杂志》传播旅游文化，促进旅行业务的开展。杂志由庄铸九主办负责，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掌管编务，画家张振宇主理美术。《旅行杂志》初期按季发行，季末出版。从1929年第3卷开始，改为月刊，月初出版，直至1942年12月，共计16卷。因战事影响，曾迁至桂林、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复刊，1954年在北京终刊。因《旅行杂志》的发行途径广，如读者直接订购、由中国旅行社及各分支社零售和设立经销处等，在品质上以其精美外观和丰富内容而受到读者好评，销量超过当时国内的一般刊物，最多时每期发行3万余册，并能远销至香港、南洋。［1］
与此同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张恨水早已于1919年来到北京，开始他的“报人”和撰稿人生涯。他担任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京通讯记者，之后应成舍我之邀合作创办《世界晚报》。相比其通讯记者生涯，他的编辑成就更加引人注目，不仅编辑过上海《立报》的副刊《花果山》；还先后主编过世界报系副刊《夜光》和《明珠》、《新民报》副刊《北海》；自己创办《南京人报》，并主编副刊《南华经》等。1931年起，张恨水开始为《旅行杂志》撰稿，共计52篇，包括《似水流年》《赛金花参与的一个茶会》《西游小记》《神密谷》《平沪通车》《滕王阁渺不可寻》《所望于旅行杂志》《白门十记〔上〕》《重庆旅感录》《蜀道难》《如此江山》《潜狱引见录》《一路福星（长篇小说）》等，其中以连载小说为主。虽然张恨水为《旅行杂志》所撰的稿件中并未有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家喻户晓的作品，他也并未参与杂志的编辑和发行经营工作，但观其作为《旅行杂志》的撰稿人与刊物本身、刊物编辑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写作场域契合刊物定位、与编辑良好交往以及满足读者需求中，张恨水与《旅行杂志》的关系为我们研究当代报刊与撰稿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很有意义的个案。
二、报刊与撰稿人的场域关系
20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埃尔·布尔迪厄等提出了“媒介场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架。”［2］根据其“场域”理论中的“资本”和“惯习”的概念，每个场域都存在其特定资本和惯习，媒介场域即是由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掌握着文化资本并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传播者来主导；另一方面，“惯习”是传播者在客观场域里形成的内在化调试，对于场域关系的主观思考对其场域行为也产生影响。因此，笔者期望分析撰稿人的写作场域来探讨其与报刊的关系。
民国时期撰稿人一方面存在于文学生产场域，另一方面与当时政治权利场域之间有着深刻联系。古代作家受“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所影响，立志于修齐治平，较少有文学创作之求；近代开始，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大力宣扬小说救民救国的社会作用，自办小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在公职外，也开始为报刊撰稿；而随着文化出版市场的发展和稿酬制度的确立，民国时期文坛从事商业化写作、以稿费为生的撰稿作家越来越多。从整个民国时期撰稿人群体来看，在商业型基础上追求启蒙式写作的撰稿人一般在卖文为生的过程中，他们不屈从于文化市场的诱惑和政治权利场域的压制，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精神追求，其中以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为代表。从事纯粹商业化写作的撰稿人主要是积极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从而获得生存空间，其中就有张恨水、张爱玲和张资平。
尽管张恨水的《八十一梦》《纸醉金迷》等作品与现实社会政治有着紧密联系，但他的报人生涯主要以副刊写作为主，并且不标举自己的政治立场，大多都是与现实政治无关的言情小说。在其回顾文学创作的《写作生涯回忆》中，他未曾讳言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赚取稿费。从《旅行杂志》的“投稿简章”可知其稿费标准，“文字每千酬现金二元至十元”。而当时，鲁迅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报酬是千字六元。优厚的稿费当是张恨水选择为商业性刊物《旅行杂志》撰稿的原因之一。
对于《旅行杂志》的编辑发行而言，能约到张恨水为其撰稿是很值得的。首先，张恨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深受读者喜爱。老舍曾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其读者呈现出跨越阶层的特点，拥有“上至鸿儒、下有白丁”的庞大读者群，不仅有广泛的市民阶层读者，还有文化水平很高的专业人士、大学教授，如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陈寅恪、茅盾、张爱玲等。其次，张恨水写作内容和风格与《旅行杂志》的编辑出版定位颇为契合。创办人陈光甫认为，要提倡旅行事业，一方面要“辅助交通、服务旅客”，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名胜之阐扬风土之绍介”。［3］《旅行杂志》的编辑出版目的是传播国内交通信息，宣传旅游事业，让读者了解旅游行情，属娱乐生活类的报刊。张恨水曾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无论是散文写作，还是小说、诗词创作，都能从张恨水作品中感受到山水景观和风俗民情，文字间充满着鲜明的民俗色彩，兼具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
1934年9月至1935年7月，张恨水为《旅行杂志》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系列散文《西游小记》，以及连载小说《似水流年》《如此江山》，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到地方风景风俗，相比于专门的旅行游记，其中也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民俗资源和人文意味。张恨水自己也曾在《旅行杂志》十周年特大号（第十卷第一期）的《所望于旅行杂志》一文中谈到为杂志撰稿的想法：
职是之故，愚以为记旅行之文，虽以描写山水胜景为尚，而各地人情风俗，殆亦不容忽略，尤其舟车价目，物产品级，有介绍之必要。盖山川胜景，古人已先我言之，山犹是山，水犹是水，虽以各游历家各个眼光之不同，分别申其意以成文，然后人言之者，究无以大异于前人。若人情风俗，则古人游历之文，向所不取。即徐霞客洋洋巨著，亦仅以简练之文，记山谷形势而止。使能将其足迹所经，闻见所得，尽付篇章，则有助于后人经济文章者，宁可估计？故今人作游记之文，正可于泉石之外，另有所取材。如游四川兼叙其物产之富，游广西写其建设之速，游甘肃曰其人民之苦，即可避免陈腐，而亦有益于社会国家。旅行杂志，不仅为供给游历家之读物，似可自兹以后，略略偏重于此。即专为供给游历家得读物，是项记载，亦游历家所不厌弃也。至舟车价目，旅运宿食，虽为末节，而正为征人所欲知。言之不烦，亦颇感奇趣。
张恨水在为《旅行杂志》的撰稿中坚持本土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艺术创作方向和风格，并努力契合杂志宣扬旅游之旨，坚持对杂志和读者负责。另外，张恨水的写作以社会言情为主要内容，并且注重读者感受。其章回小说在故事选择与情节安排上、在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大众化的审美趣味，既吸引读者关注，又有利于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发展其成为忠实读者。
故此，《旅行杂志》的理念和定位在张恨水写作场域和为其撰稿的作品中能够得到体现和张扬。
三、撰稿人与报刊编辑、读者互动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风云变幻、日本入侵等社会现实，使得当时的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十分特殊，多种思想文化并存，新旧文化相互碰撞。与此同时，随着商业的发达，文化出版市场的繁荣，涌现出的“撰稿人”也在积极寻找其合适的谋生之路。作为报刊撰稿人，最直接面对的就是报刊编辑和读者。
1.撰稿人与报刊编辑
民国时期，文人的社交范围通常是集中在与其职业相关的群体中，并且文人本身兼具撰稿人、编辑、出版人、教员等多重身份。虽然民国时期文人之间存在相互排斥的“文人相轻”和相互扶持的“文人相亲”的情况，但就一份报刊的撰稿人和报刊编辑而言，他们之间通常是交好的。譬如，鲁迅对后辈的扶持被传为佳话，“《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埋没了他。”［4］
张恨水的写作生涯里，也有此般际遇。比如，他和编辑大家成舍我的交往。1924年，张恨水受成舍我的邀请，在《世界晚报》担任副刊《夜光》的编辑，并连载小说《春明外史》；1925年2月，成舍我新创办《世界日报》，张恨水又受邀担任副刊《明珠》的编辑，发表了《新斩鬼传》《金粉世家》等十多篇小说。还有他受上海《新闻报》主编严独鹤的邀请，在1929年任副刊《快活林》主编，连载小说《啼笑因缘》。张恨水除了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对读者的强大吸引力，其文字的高产尤为人称道。办《南京人报》时张恨水甚为忙碌，除在《南京人报》上撰写的《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两部小说外，他还撰写了《新闻报》的《燕归来》、《旅行杂志》的《如此江山》、《申报》的《换巢鸾凤》、《立报》的《艺术之宫》和南京《中央日报》的《天明寨》，共7部小说。［5］
《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在《编辑室十年记》中称：“我们在创刊时，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稿子。”并详细谈到《旅行杂志》在征集稿件时对稿件的严格要求：“然而有许多投稿的先生，很不容易对付，第一个通病就是抄袭。记得有一次收到一篇××山游记，读其文颇有古意，用的字眼，也很别致，仔细一研究，可没有勇气的去登，后来请人一看，果然是抄的文章。”同时，他也谈到对撰稿人的态度：“我应该先向为我们执笔的先生们道谢，这十年来，费了无数人的心血，总把这本小小的刊物，灌溉培养到现在。”［6］
张恨水在《所望于旅行杂志》里也曾谈到自己为杂志撰稿的渊源：
在宇宙间言之，万年犹等于一刹那，而在人生言之，则十年一位最悠久之岁月。因吾人持事涉世，平均不过十年之五六倍耳。赵君豪先生主持旅行杂志，今次已届十年，其持之以恒，殊劲朝三暮四之文人，闻风兴起。去冬莅沪，先生谓将于一月出特大号，嘱愚预为一文。愚不才自知不能有所贡献，但为友谊故，谨勉述其感想焉。
愚读旅行杂志，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邮到，即置百事于不顾，忽忽展读一遍，以当卧游。而明窗净几，偶作遐思，亦辄于书架上抽取一卷读之，而解枯坐之苦闷，由是言之，可知旅行杂志，不仅为旅行家备之，正亦可为居家者备之。因居家者，旅行未得，可读此书以神驰于宇内也。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也曾在《我的父亲张恨水》中的“北华美专与西北游”谈及，张恨水在西北行中，怀有忧患意识去了解民间疾苦，并搜集小说素材。为《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写下长篇小说《快活林》，为《申报》副刊《春秋》撰稿写西北生活的小说《小西天》，之后，应《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西北游记《西游小记》，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他在《西游小记》的序言里写道：
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从而可知，张恨水在《旅行杂志》稿源稀缺的时期，通过孜孜不倦的写作和编辑互动，与《旅行杂志》的编辑出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2.撰稿人的读者意识
商业化写作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读者的认可。在张恨水的报刊编辑写作生涯里，可发现他深知文学生产场域的各个环节，了解报刊版面特征和连载小说的卖点，思考报刊定位，在创作中保持清醒的读者本位意识。他注重消遣娱乐的功用，抱持为市民阶层消遣服务的写作立场。
一直以来，《旅行杂志》的定价较为稳定，“对比1930年16开、100页的《旅行杂志》的售价为大洋三角，而同期的一本16开、24页的《生活》周刊的售价仅为三分五厘”［7］。根据《旅行杂志》的定价，读者对象基本定位在城市中产市民。张恨水的写作内容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集合了社会见闻、军阀、底层知识分子、江湖侠情、言情恋爱等丰富内容，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他还特别注意反映处于社会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和悲苦生活，而对社会黑暗不公之处进行揭露、讽刺和鞭挞。张恨水的小说也以悬念丛生著称，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他经常收到普通读者来信，也成为高官政要希望结交的对象。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政要都向他伸出橄榄枝，而张恨水性情洒脱，与权贵交往并不多。他强烈的平民意识和正义感，使得其赢得读者喜爱。
一方面，张恨水也敏感于时代和社会风尚变迁，对写作小说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积极改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旅行杂志》撰写了一篇连载的国难小说《如此江山》，以社会和言情为重要卖点。他留心世事变迁，曾经写道：“抗日胜利以后，各报纷纷复员，《新民报》社派我到北平任北平版经理，我和三四位同事一同从陆路动身，由重庆到贵阳、衡阳都是坐汽车，由衡阳到武昌坐铁篷子火车，没有火车头用汽车拉了火车走，可算今古奇观。一共走了三整天，到了汉口才乘船到南京，已是胜利后度第一个春节的时候了。我回到故乡，看望了我的母亲后，就匆匆北上了。我把路上见闻写了小说《一路福星》给《旅行杂志》。”［8］另一方面，他在创作中积极改良章回小说，力图使自己的写作不落后于时代。他早期的小说《春明外史》连载时，被认为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并带有相当明显的当时报章小说结构上的松散、以社会和言情为题材、使用伤感、柔美的诗词章句和对主人公富有时代感的刻画等共同的特点。
虽然张恨水在追求商业化写作成功的同时，在文学界留有令人诟病之处，但其强烈的读者意识给其所撰稿的报刊的编辑出版形成一定的影响。对于《旅行杂志》的编辑发行而言，他成为台柱子式的撰稿人。
四、结语
民国时期撰稿人处在相对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变迁之中，相较于当时中国媒介场域情况，政党混战、民族危机、城市发展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等因素，对于无论是出于对社会政治的抱负，还是经济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都为撰稿人的创作提供了特殊场域。因此，民国时期撰稿人与民国时期报刊之间所呈现的互动关系尤为个性化和特殊化。一方面，报刊在选择长期的撰稿人时往往追寻相同场域，从理念、定位到内容、形式上的契合，从而促进报刊本身的精准定位和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的政论和商业报刊较为活跃，表现出鲜明的办刊诉求，对于其撰稿人的要求自然有所特殊。另一方面，撰稿人在办刊撰文时，认准自身的写作目标，既要保持对报刊的了解，与掌握办刊整体理念的编辑进行沟通，更要深切考虑读者需求。民国时期文化界呈现出学术研究和思想的多样化，报刊的创办者和撰稿人基于社会现实和自身诉求，其报刊和写作活动本身折射出民国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场域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的博弈。因此以张恨水与《旅行杂志》互动为例，考察撰稿人与报刊的互动过程，即两者积极寻找相互共通的需求点和平衡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共赢，对于当代报刊的编辑出版与撰稿人的互动是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1］黄芳.中国第一本旅行类刊物.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
［2］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中国旅行社档案.卷号：368-1.上海：上海档案馆馆藏.
［4］陈明远.20年代知识阶层经济状况——上海的作者群体.社会科学论坛，2000（7）：27-32.
［5］袁进.张恨水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6］旅行杂志：第10卷第1号.上海：中国旅行社.1936.
［7］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第十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二十四卷（总第69—7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本文得到广东省新媒体与品牌传播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3WSYS0002。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