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编辑不应随波逐流做信息泡沫的推手,而应坚守不变的价值观,依托逻辑判断力、辩证思维力和历史观察力,成为众声喧哗中的稳压器。这不仅是新闻编辑的个体问题,更是专业新闻机构存在的理由和进路。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编辑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一、编辑:从“声音最大”到“最容易犯错”
在报社等传统新闻机构,编辑总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人:他忙着打电话给记者核实细节,协调拼版人员和美术编辑设计版面,督促校对的进度……由于编辑往往在一个领域工作多年,他对于自己分工的版面熟悉并敢于担责,始终处于新闻生产的中枢。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当新闻编辑平台变成《人民日报》式的“中央厨房”、《广州日报》式的“开放编辑部”,甚至《纽约时报》式的“新闻实验室”时,编辑就成了“最容易犯错”的人:需要处理的稿件来自四面八方,有报社记者发来的新闻稿,更多则是网上传播的未经核实信息;面对的任务不再是截稿时间必须完成的一块新闻版,还要不断通过新闻网站、APP产品、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发布动态,以免落在竞争对手后面;既要负责自己熟悉的领域,又要随时处理完全陌生领域的信息。“声音最大的人”,现在变成了压力最大甚至是被指责最多的人:漏发重要新闻、错发虚假消息、慢发最新动态……
在融合发展的热潮下,新闻质量正在出现严重滑坡,这已成为业内外共识。居于关键位置的新闻编辑自然成为各种失误、差错的重要当事者。2016年4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了15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其中,由于编辑工作失误、把关能力不足造成的失实报道超过一半。更严重的是,编辑普遍流露出新闻质量难以把控的疑虑。据调研,目前北京市主要新闻单位均已开设大量自媒体账号,其中一些著名账号如《北京日报》的“长安街知事”(同时运营同名APP产品)、《北京青年报》的“团结湖参考”,《新京报》的“政事儿”“剥洋葱”等已成为网络新闻重要转载源。考察发现,这些自媒体账号的运营主体其实都是编辑个人,内容往往根据资料整合发布,编辑个人能力决定了运营质量。由于人手有限,媒体官方微信、微博编辑普遍没有具体的领域分工。比如,《北京晚报》新媒体部三名编辑负责每天更新全部微博、微信、APP、头条号、搜狐自媒体平台的新闻,一名值班编辑在工作时间内需要面对近百名不同领域的记者,同时要监控网络热点。
高负荷下,新闻质量的稳定甚至成为苛求。《人民日报》检校组组长、主任编辑卢玉华介绍,尽管近几年报社新招检校人员全部为重点大学毕业生,但只能“管好”报纸版面,没有力量应对处理海量信息的“中央厨房”机制和以人民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APP责任编辑表示,其个人每天要负责全部稿件的内容质量审查,因为报社没有相应的编制来增加人员。
二、新闻编辑生产要素的三个变化
作为新闻质量的主要责任人,新闻编辑面对的质量风险,隐含着这一新闻生产关键岗位的要素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
(一)劳动对象:从面对半成品到直接面对原材料
新闻编辑的基本劳动是处理信息材料。《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认为,所谓材料就是“事物和事实的各种形态、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表象、表现、反映和记载的总称”[1]。它既包括第一性的表象材料,也包括事实的叙述、转载、记载等第二性材料。过去,这些材料到编辑手上时,已经初步具备新闻的一般要素,他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取舍、核对、加工。现在,编辑要面对大量来自网络空间、未经专业核查的原材料,信息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准确、态度是否客观,以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判断。
以2016年北京“雷洋案”与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报道的比较为例。2003年,各媒体的国内新闻或者深度报道版的编辑上班时面对的,是来自成熟报纸(《南方都市报》)近乎完美的新闻成品:专门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在有经验的责任编辑帮助下,从选题开始全程合作,稿件一方面尽可能翔实地还原了被收容者孙志刚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以极大克制抑制了个人情绪在报道中的渗透,保证了事实“第一性”。[2]其他媒体编辑在转载、评论、布置记者跟进报道时,也就有了基本可靠的出发点。后续报道虽经多层次扩散,但主体事实始终清晰,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形成。
十几年之后,媒体编辑面对北京“雷洋案”时发现,始发报道来自“知乎”网帖,事实与情绪、猜测与臆想混杂其中,之后的跟进报道只能根据猜测或者片断展开,舆论迅速走向情绪化、片断化、极端化,甚至造成了由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对立,事件本身的真相则被抛进了舆论的暗沟。
两例报道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可以看出,编辑的“劳动对象”十几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报纸的式微,舆论场中专业、可依赖的内容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络的泛滥,却产生了大量无序、待查证的碎片化原材料。
(二)劳动关系:从面对熟悉的人到面对陌生人
过去,编辑所接触的对象,主要是记者、通讯员和可信赖的信源(如新华社、重要合作媒体等);现在,他需要和社交网络的匿名人士、微信上据称可靠的“内部人士”、APP弹窗援引的“外国研究人员”打交道,这些陌生人可靠吗?编辑们怎样才能确认自己不被欺骗?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他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了解、熟悉这些“陌生人”。同时,过去需要核实信息时,编辑的第一反应是给记者打电话,由后者找到跑口单位的负责人求证。现在,当他希望记者向有关部门深入了解信息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有表态。这就把编辑直接推上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前线。
(三)劳动者:从“稳定的时空感”到“紧迫的时空感”
“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3]在传统的报社,以截稿时间和发行范围为标志,稳定的时空感使编辑工作有条不紊。现在,编辑要同时面对两张编辑台:一张台前,他继续着有节奏的版面编辑工作,把新闻插进习惯的时空格子;另一张台前,他则在不断打破这种节奏,接收并处理突然到来的网络信息,许多时候,消息上网之后,他才发现标题中还有错字。
《人民日报》北京分社社长朱竞若这样形容这种变化:“现在的编辑压力巨大。过去我们就服务于《人民日报》,报纸以二十四小时为周期,内参以一周为周期;现在,人民网以分钟更新;《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更以秒速更新。”她形容这种状态为“疲于奔命的紧张。”[4]
正是在“疲于奔命的紧张”中,越来越多的编辑放弃了新闻价值底线,把传闻作为新闻,猜测作为结论,个人观点作为官方声音,成了“信息超载”的职业推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三、编辑:变与不变中的坚守与前行
新闻编辑面临的困境是新闻机构现状的缩影。应对新挑战,媒体需要从各个方向重新出发。在重新出发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意识到,新的挑战更需要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价值观坚守。曾担任《时代》周刊主编、现任美国次国务卿的理查德·斯坦格尔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交流后,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写道,这是一场“关于(变化的)新媒体与(不变的)价值观”的精彩对话。[5]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郭庆光则概括说,新闻人需要坚持的核心原则不会变。[6]
关于新闻编辑的价值观,有各种表述,普遍强调要追求新闻的真实准确,推动公众知情和社会进步。那么,“编辑人”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才能坚守住“不变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坚守首先取决于对新闻编辑的定位:究竟是大编辑还是“新闻民工”?大编辑是媒体强调的一种理想化编辑角色,它要求编辑不局限于文字、版面、形式处理,而应该居于新闻的采集、整理、发布中枢,统筹各方资源。与之相对应的,是“新闻民工”。进入新世纪,中国媒体编辑发展轨迹掉头向下。在编辑思想上,网络造成的“鼠群效应”使过去稳坐中军帐的编辑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热点快速扩散迫使媒体急于表态,而不是拿出力量深入调查。在组织架构上,报纸纷纷取消深度报道部,转为跟踪网络快速报道的多媒体中心或机动团队。具体到编辑个体,则反映为对编辑能力的要求从主要强调策划、判断、组织信息转为快速复制、粘贴的执行力。
编辑的“新闻民工”定位不是优化了新舆论场的传播,而是不断吹大网络营造的信息泡沫。当噪声无处不在、新闻精品鲜见时,人们开始在良莠不齐的传播丛林中重新寻找那些具有判断力、分析力的大编辑。以“Curation新闻”(精选新闻)为代表,出现了雅虎新闻摘要、《纽约时报》“NYNOW”等一批致力于精选精编的新媒体,其操盘手多是资深编辑,在编辑思想上重新开始强调专业判断力。
这是理解今天新闻编辑定位的起点:回到重视自身价值和能力的大编辑理想,而不是沉沦于简单重复劳动的新闻民工现实,有了这个判断,才有从以下三个方向重新出发的可能。
(一)编辑的循证力:用逻辑和常识的力量核查新闻
近年来,关于事实核查类新闻的实践与讨论日益增加。美国杜克大学新闻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2月,全球共有96个事实核查类新闻项目,其中多数以独立网站形态存在,比较著名的“Politifact”网站还推出了自创的真实性测量仪。一些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循证新闻或者求证新闻,认为这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技术以及实证方法的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7]
这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更可以理解成是对编辑循证能力的再强调:能否科学地使用演绎、综合、推理等逻辑工具和方法,在复杂的碎片信息时代开展有效传播。分析国内外事实核查新闻的基本模型,无论是利用大数据还是云计算,最终的核查仍然以编辑为中心。所谓的测量工具也是由编辑主导。在“真实性测度仪”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三人以上编辑评议小组,在审核记者提交的初步意见时,它依据的标准主要来自逻辑和常识——当事人前后说法的一致性,类似报道的真实性记录等。美国“卓越新闻项目”的负责人更把标准细化为编辑“怀疑性认知方式”的六步:识别自己所接触的是什么内容,识别一篇报道是否完整,评估信源,评估证据,确定证据和结论的关系,寻找到真正的新闻。[8]
(二)编辑的思辨力:用哲学原理还原割裂的事实
新闻工作者总在追求经得起考验的事实性真理,然而,“事实必须从整个事件的混乱状态中被挑选出来,然后才能编撰成故事以便以某种视角来讲述”。[9]
事物之间总有必然和偶然的联系,新舆论场的传播却越来越以割裂事物联系的面貌出现,新闻事件变成了脱离实际场景的片断、标签、流行语。轰动一时的“我爸是李刚”案中,最初的消息将事件定性为“公安局长儿子仗势行凶”后,媒体蜂拥而上,直到近一年后才有报纸还原现场发现,这是嫌疑人被抓时“求情”的话,而网络语境下的传播却“有意识”地将嫌疑人说话的内容与情境分割,为事件贴上了“官二代”标签。
如果说面对虚假不实报道,编辑需要利用常识循证,那么,面对被割裂的新闻碎片,编辑的责任在于重建事实与观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个别事实与整体事实的联系,以使新闻处于它自身所处的联系世界中。
(三)编辑的判断力: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当代
1917年,蔡元培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时,即提出“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也”。[10]作为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者,甘惜分教授晚年也提出“新闻与历史同一论”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懂得这一点,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将会懂得今天的事件的来源,他将懂得他的笔下非比寻常。他自己就是一个当代史家,他将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当代,他的观察就会深刻得多。[11]
只有站在历史高度考察新闻,才能使新闻报道从对一家一户的起居关注变成时代风貌的记录者,使新闻的“内容有远的东西、大的东西,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气息”。[12]可惜的是,快餐化新闻消费方式正在侵蚀对编辑的这一要求。今天,人们已经很难从媒体上看到如范敬宜当年所写的《两家子公社干部开始睡上安稳觉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这样“用事实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怀疑、抵触的同志”的报道了。相反,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基本判断,许多报道像哈哈镜一样惹人发笑。
历史观对于编辑价值判断更起着基础作用。“新闻界有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的呈现与阐明的责任”。[13]“报社、记者都有各自的立场,或者说是历史观,这和他们的关心方向和对新闻的价值判断紧密相关。”[14]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把握世界新闻发展规律,看清今日各种现象的本质:网红新闻如同“黄色报纸”时代敏感主义新闻的翻版,而对于严肃新闻的社会期待,正推动网络时代“纽约时报”的出现。
总之,新与旧总是相对的。“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基辛格在讨论互联网时代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时引用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的诗句后说,“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15]新闻编辑在今天遇到的所谓“新”挑战,其实是新闻世界里的旧问题:信息与噪声、表象与真相、事实与判断……编辑的任务仍然是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只是任务更加艰巨,既要在回归中坚守,又需要在分析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中与时俱进。
注释:
[1]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29.
[2]陈峰.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2005(3):28-29.
[3]PresidentoftheBritishAssociation,1934.CitedbyF.M.Cornford,“TheInventionofSpace,”inEssaysinHonorofGilbertMurray,London,1936.
[4]详见2016年4月11日朱竞若在北京市人大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5]详见2016年6月14日RUC新闻与传播公众号。
[6]详见2016年5月2日作者对郭庆光的访谈。
[7]傅华.论循证新闻的方法与意义——一种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生产方式创新.中国记者,2016(6).
[8]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恬,孙志刚,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9]汉娜·阿伦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38.
[10]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1.
[11]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80.
[12]李普.记者甘苦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89.
[13]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
[14]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崔保国,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10.
[15]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7.
(作者单位:北京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