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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技术背景下的传统文化教材研发对策

时间:2024-11-08 02:38:23


    囗张金桐李云龙

[摘要]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推动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建设和教材研发进程。做好传统文化教材研发,须密切关注教育背景下的课程边界和技术背景下的研发生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甄选、课程特性、内容安排、导学与教学辅助系统设置、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等方面寻求创新。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到十八大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做出战略部署,再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方针得到了系统连续的体现。随着教育部于2014年3月26日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建设和教材研发进程得以推动。有研究机构将于2015年在国内首次推出覆盖我国25省、共500册省级版中小学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这应该是支撑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动作。[1]教育图书的研发,不仅要顺应国家政策的规范和支持,还需要系统考察和贴合相应要素。关照教育与技术背景,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研发在振奋和激情之外,富有更多规矩和创新的质地。

一、教育背景下的课程边界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管在教育界还是新闻出版圈,都是很长时间以来的重要命题。单就教育而言,语文课本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则更为大众广泛接受,读者总能在各个时代的文章里翻检到强调文学、语言关乎传统文化价值挖掘的论述。语文课本担负的这一功能,还被郑重地写进了不同版本的语文类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早在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即规定,“讲解经文宜从浅显,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2]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说得就更明确了,“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3]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在2014年教师节前夕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交流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是他对语文课本所负大任的定向阐述。[4]

与各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相应,教育部印发的《纲要》,则全面加强了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发布的这部《纲要》,超越了凭借语文等单一课程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限制,而是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5]教育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抓住了“开设专题课程”这一表述,在《纲要》印发后立即开展了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研发工作。

开设专题课程,强调的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立性,然而因为语文课程与传统文化课程在载体、目标取向和教育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材研发实践中往往未对二者进行有效区隔。对课程研发而言,不同课程选择相同载体资料有时无法避免,譬如《论语》这部古代儒家经典,可以同时成为语文和历史学科的教学素材。然而,同一课程载体在达成教学目标、教学策略选择、辅助学习系统设置等多个层面,却不会有更多交叉和重叠。单就《论语》而论,传统文化课程规范下的学习,不会像语文学科一样,去更多关注语言文字的理解、艺术风格的探究,而是会将孔子思想的挖掘、时代生活的体察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作为研习重点。

为此,如果不顾及传统文化课程与语文课程边界的差异,这样的传统文化教材研发会干扰学校的有效教学,这在引进版我国台湾《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上有体现。《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依据台湾地区《普通高级中学选修科目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纲要》编写,目的是“在使学生汲取经典的生命智慧,思考个人与当代迫切的议题,并结合当地特色,将现代生活的具体经验与经典相互激荡,继而关怀生命,省思文化,以达继往开来的目的”,当大陆一些重点高中试用该教材的时候,却在“如何研究出适合学生‘消化’的教学方式上”“让教师们感到有些棘手”,据实验老师介绍,“与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相比,这套国学教材的内容更深、更难”。[6]忽略该教材的独立课程背景、以语文课本的文言文简单对比,这套教材的内容当然更深、更难,因为它本就与借由文言文学习基本的词汇和语法知识、培养古籍阅读能力的大陆文言文教学目标不合。同样是《论语》选读,该教材的课后题目是,“你是否见过、听过越挫越勇的人物故事?是否知道善于从挫折中学习的范例?”其脱开语言学习的价值取向与上文所述的课程理念正好相合。传统文化课程具有不同于语文课程的本体地位,《纲要》对此有明确表述,它要求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着眼于传统文化课程的本体地位,是该类教材研发的基点。

二、技术背景下的研发生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与“文化”二词,准确地体现了它的突出特点,一是世代相传或相沿已久,二是深具精神气质。具有这两个特点的事物,往往会成为出版领域的观照对象,多家古籍出版机构的平稳发展即是明证。与基础教育有关的古籍出版,并非大部头的经史典籍,这与民国以来经学退出学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之后,政体由专制走向共和,教育宗旨亦随之而变,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说,“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及至壬子、癸丑学制办法出台,经学退出学堂体系。[7]不过,立意于培养一般古典文学素养的常见普通典籍的出版却未受太多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古诗、古文编选、注译读本大量涌现,而在今天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书店中,随便输入类似“学生(或儿童)必备古诗词”的关键词,搜索到的结果绝对不会低于万种。受作者水平、读者需求的双重限制,此类图书虽然数量庞大,但在内容开掘上却已无太大空间。如果只是从中选择一些不同于语文课本中的篇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对学生恐怕鲜有新意可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开放搜索平台的壮大和专题知识网站的涌现,无疑为上述内容开通了更加快速、便捷的传播渠道。可以想象,学生在校的拓展学习和家庭内的课外自学,与这些这些内容的接触该是何等容易和频繁。

移动互联网技术所具有的优点不只是快速和高效,它同时还能满足海量集成和交互运行的功能诉求。传统的纸质教材在移动互联网技术面前似乎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一个只具文字和图片、信息有限的书本,与综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漫等各种内容的新兴载体,好像根本无法比较,读者只需一个小小的移动终端,便能实现对上述资源的应有尽有式获取。即便是针对其中某一方面而研发的非书产品,也已经显示出了独特的创意、满足了别样的需求。2014年的《中华经典资源库项目》,即遴选了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佳作,邀请当代名家以诵读、讲解、书写的方式录成视频资源。[8]由于普及化的智能终端实现了人机之间的一一对应,这让基于交互方式的订制消费成为获取资源的潮流。学生不仅可以即时进行资料查询、学业评价,当他需要针对某些静态资料无法提供而要向某些特定对象展开求助时,只要以一定条件(比如付费)发出请求便可以根据其认可的方式得到回应。移动互联网技术虽未颠覆传统的教师和教材价值,但已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发生了翻转。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互之间的嵌套、裂变,具备一个共同的发展基础和优势,那就是海量、便捷的信息提供。这种在信息提供量、速方面远超传统出版的优势,带给普通教育领域的却未必全是利好。首先,针对学生开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绝非以实现学生最广泛的传统文化信息接触为目的,它的开设目的是使学生系统认知传统文化,重点落实对学生的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海量的信息提供,对于普通传统文化教育而言不仅没有必要,并且因为数量过于庞杂,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了慎重识别和甄选的困难。其次,移动互联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的快捷、方便,造成的是以视觉性、浅表性、即时性、娱乐性、平滑感、跳跃度等为特征的浅阅读,[9]而普通传统文化教育则需要学生投以专注的有意注意,通过较为复杂、辛苦的知识、能力、方法、习惯、情感等的获取、加工、培养过程,最终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生成和提升。试想,当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轻易获得相关信息时,他是否还有经由深度阅读完善个人修养的兴趣和动力?

移动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思考,对于涉及教育与出版两个领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研发来说,并不简单限于技术的浸入与融合方面,教育涉及信息提供,但哪怕只是知识一端,也必须考虑它的接受、生成、巩固、强化过程。技术与教育、出版的结合,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的研发新生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发对策

国家各个层面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已经成为一种推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这种推动对于教材出版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要求教材的研究和使用必须在课程规范的约束下进行,同时亦须顾及新的形势、要求,特别是技术要素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这对传统文化教材的研发提出了创新性要求。对于教材研发与出版机构而言,在遵守基本教材编写原则之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掘创新思路。

第一,严格甄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以博大精深著称,然而其中不免良莠并存,对其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倡导,很长时间以来多有人在,鲁迅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然而去粗取精说说容易,实际落实起来却很难,鲁迅曾在《二十四孝图》中发表过一些中肯的看法,“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虚伪和残酷。[10]反观今天的一些学校中,“走廊里,二十四孝图,诉说着经典故事”。[11]毋庸讳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来的传承并不理想,基于这样的现状,存在先天不足的教材编者更须系统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辅之以当代视野,慎重甄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

第二,确保同相关学科的课程差异。正如《纲要》规定,“在中小学德育、语文、历史、艺术、体育等课程标准修订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应结合教学环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传统文化课程与德育、语文、历史、艺术等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传统文化课程不是融入上述学科之内而要独立时,须明确体现传统文化课程的本体地位。传统文化课程当然不只是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但同时也不是将科技发明、名胜古迹、民俗节庆、书法绘画、戏曲音乐、医药卫生等简单拼凑列入其中。譬如,书法是传统文化,但当教育出版机构依循《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研发出相应课程之后,与之并列的传统文化课程便无必要对其再设专章,一门综合性课程在某一专题的丰富和深入程度上永远无法与专门课程相比。最应避免的是某一与之相关课程的简单平行移植,传统文化课程并不直接落实相关课程的教学目标。譬如,同样的古代经典,传统文化课程传播的是经典所承载的义理,它不能像语文课程一样,成为文言学习的载体和工具。传统文化课程须定位在结合学生的成长过程、心理演进、生活经验、问题挑战等,由近及远、循序渐进,实现传统文化智慧解读、个人与传统文化碰撞、加深自我认识、强化人文修养。

第三,科学设定课程内容系统。与传统文化课程有关的教材,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最为科学规范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即已独立的艺术、体育、书法等学科。对于狭义上的国学,现状是各地各校各自为政,即使是已经成型的教材,也没有做到课程意义上的成熟和系统,经常见到的情形是篇幅大小不一的原典的摘编,至于小学与中学、不同年级之间原典的安排依据,一般只有篇幅大小和语言理解难易两点,至于某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以及展现文化特质的载体则鲜少关注。即便是在国学氛围尚且浓厚的民国时代,课程内容系统的设置已经是个问题,胡适曾以“整理国故”为名,发布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书目问题上,梁启超与之争议颇大,他在随后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开列了另一书目。通过原典接触、研究传统文化可行,但若揆之以现代教学理念,其手段和效果还都单一了一些。科学设定的课程内容系统,须突破原典文选的简单罗列,而应囊括古人对于经典的多元解读、反映经典义理的古今人事、中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评述、传承的手段与方法等多维的内容。

第四,设计富有针对性的导学题目。导学资源是课程理念和目标在教学层面最为直接的体现,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基本依凭。理想的传统文化教材,在课后题目的设置上,须避开一般的词义挖掘、文法疏通、读写迁移、知识记忆层面。至于一般的记诵,则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目标更远。叶圣陶先生于1933年9月在一篇《读经》的文章中写道,“‘读经’,怎样读呢?当然还是照传统的方法,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读了之后感到一种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过量的酒。于是写起文章发起言论来,无不如从前应制的经义;或者作一字一名的钻研,走到所谓‘雕虫小技’的‘牛角尖’里去”。[12]导学资源的指向,应是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体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导学要结合现代视角予以关照,从而领会它对启迪个人智慧、完善人性修养、探索人生之道的意义,十几年来《论语心得》等图书所受到的关注,以及上文所引《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题目设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同步提供教学辅助用书。教学辅助用书是落实课程目标、确保课程价值实现的重要参考资料,成熟的课程实施必须同步推出配套教学辅助用书。不过,与传统文化课程有关的教学辅助用书的研发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融在德育、语文、历史、艺术等学科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但与所融入的其他学科在辅助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仍考虑了更多的共性。教学辅助用书解决的是教师“怎么教”的问题,它除了具有指导教师教学以使学生高效达成教学目标的目的,同时也是缺少传统文化专门教育、没有独立学科从教经验的教师的职业教育和提升指南,因此它必须在如何落实传统文化课程本体地位上予以充分的关注。独立课程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课程教学辅助用书,应着眼于教师引导教学的整个过程和具体环节,将传统文化课程内容详细融入激发导入、文本解读、活动开展、总结提升等一般教学环节的设计,规范教学重点,设定教学目标,提示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质量,设计考评方式。

第六,引入移动互联网技术切记有所不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教育的深入结合,是超越电子书和单一软件平台的创新数字系统的出现,它融解决方案、内容、服务于一体,能够让使用者获得全方位的学习解决方案,获得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这个优势的发挥,是基于云计算技术,通过海量信息的提供,以学习者为中心、最大限度地促进学习者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主动地建构意义。[13]值得警惕的是,提供各种可能的学习资源,通过互动的练习、测验和作业以助推能力生成,在不同年龄、不同学科、不同特质的学生中并不总会有效。学习的过程首先是知识、能力、情感等的内化、生成过程,无论提供多么丰富、详尽的资源,它们终究是外在的,激发其内化动力、提高其生成效果的方法不是越多越好,反而是一定程度的“饥渴”教育,通过限量的教育供给,可以充分引起学生的关注和重视,激发其潜在的学习欲望、兴趣,从而实现知识、能力、情感等的有效习得。过于自主的互动练习和测验会使教学对其产生不合理的依赖,这可能引发对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启动、控制、完善的教学过程的削弱,导致对就知识、能力、习惯、方法、情感等获得而言起着系统性、基础性作用的前置学习的忽视,练习和测验所能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检测、巩固、提升,它不能取代习得的过程。同时,以诊断、考评为目的的测验,也很难长久地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引入移动互联网技术要有所选择:首先是对可能的学习资源予以分类,并从中选择必须提供的内容;其次是力避开放搜索平台和专题知识网站内容的粗放移植,同时评估它们对学生学习的消极影响并提供教学应对策略;再次是依据教学规律对资源表现方式、教材与资源关系、教师和学生资源分类与构建、行为导引等应用策略和流程再造等展开深入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随着《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颁布,教育出版领域已经并仍在不断涌动传统文化教材研发的热潮。而能否立于风疾浪高的一线潮头,则仍旧取决于教材本身的质量。严格说来,本文提出的研发策略对于诸如语文、数学这样久已成熟的课程而言不过是素常遵守的规律,但对当前市场上已见的个别传统文化教材和意欲研发新教材的机构而言,只有从以上几个方面着力,传统文化教材出版方能有所创新并获得长远发展。

注释:

[1]中国经济网.我国将首次大规模推出标准化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N/OL].(2015-01-05)[2015-02-12]http://www.ce.cn/culture/gd/201501/05/t20150105_4262395.shtml.

[2]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通知[EB/OL].(2011-12-28)[2015-02-1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001/201404/167340.html.

[4]人民网.习近平: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N/OL].(2014-09-09)[2015-0212]http://politics.people.cn/n/2014/0909/c102425628978.html.

[5]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14-03-26)[2015-02-1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1/201404/166543.html.

[6]黄琪,宋兰兰.武汉高中试点台湾国学教材课时少内容深难消化[N/OL].(2013-11-06)[2015-02-12]http://news.cnhubei/xw/kj/201311/t2748815.shtml.

[7]朱贞.商务印书馆与民初经学退出学制.广东社会科学,2013,(4):113-120.

[8]教育部.“中华经典资源库”一期项目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EB/OL].(2014-12-17)[2015-02-1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412/181841.html.

[9]徐正芳.深度阅读——深度出版的深度选择.出版科学,2009,(5):56-60.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8-264.

[11]曹玉辉.大国学在小学校里破茧.江苏教育报,2014-06-06.

[12]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十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36-37.

[13]李云龙.教育出版数字转型的策略选择——圣智学习集团提供的启示.中国出版,2012(12月上):55-57.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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