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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叶圣陶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圣陶的阅读思想可总结凝练为以下几方面内容：阅读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个体在阅读行为中应秉持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知行合一的态度和方法；国民阅读习惯的培育与改善应主要着眼于青少年和儿童；阅读教育和阅读指导有其必要性，应坚持给予阅读自由、培养自主阅读能力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叶圣陶阅读思想阅读习惯阅读教育和阅读指导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编辑出版家、教育家。他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语文教育、编辑事业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工作成果，犹如积沙成塔，滴水成海，起初并不引起注意，最后就不免使人惊叹。”“他的作品、道德、事业、文章，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者、读者、教师、学生、编辑和出版工作者。”［1］在出版业界和编辑出版学界，以往人们对叶圣陶及其思想、著作的研究，多聚焦于叶圣陶的编辑思想、编辑精神与编辑实践，而对其思想遗产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叶圣陶的阅读观、阅读教育思想的关注和研究有所欠缺。笔者不揣浅陋，在对现有的叶圣陶文集、传记和相关的研究论文和纪念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叶圣陶的阅读思想，以求教于方家、同人；也希望在当前阅读行为急速转型，社会阅读问题凸显，政府和文化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以建设“书香中国”、改善社会文化氛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语境下，拙文能抛砖引玉、引起出版业界和编辑出版学界对叶圣陶有关阅读思想遗产的重视。
一、阅读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个体的重要意义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信息、提升自我、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国民的阅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软实力和民族创造力。当前，“提升国民阅读率”、营造“书香社会”和“全民学习型社会”，被中国各级政府、文化界、学界予以强调、倡导，国民阅读率成为衡量地区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代出版家、教育家，叶圣陶在数十年前对阅读在国家、民族、社会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精到的阐述。
（一）阅读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
叶圣陶曾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阅读文化方面的差距进行比较，并对中国国民“普遍不读书”现象的原因和严重影响进行了分析。叶老曾说：“你们大概也听说过一些文化发达的国家，它们的人民是如何地爱好读书，学问家不必说了，就是商店里的店员，工厂里的工人，也都嗜书如命，得空就读书成了习惯。你们再想想自己的周围，家里的人有几个是经常读书的？亲戚朋友中有几个是经常读书的？如果你们花点儿工夫考察一下，就会知道那些企业家就很少经常读书的，政治家中嗜书如命的也不多，甚至大学教授，除了他们所教的课本以外，有的也不再读什么旁的书了。我国一向把求学叫做‘读书’，又以为求学只是学生该做的事，不当学生了就无须再求学，也就用不着再读书了。这个观念显然是错误的，而普遍不读书的现象正是这个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大家都说我国的国力不如人家。所谓国力，不限于有限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等，一般民众的精神和智慧也占着重要的成分；普遍的不读书，民众的精神如何能振奋起来？智慧如何能得到发展？跟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不如人家相比较，普遍的不读书至少有同等的严重性。”［2］63-64应该说，叶圣陶的这些观点与今日学界的研究结论及中国国民阅读文化现状仍然存在高度的一致。
（二）阅读对于社会个体的意义
叶圣陶认为阅读是社会个体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叶老认为，阅读不仅是各级各类在校学生的事，出了学校仍需要阅读。人生一辈子阅读，其实是一辈子在积蓄中，同时也一辈子在长进中。他说：“读书是要学生知道‘已往’，为‘未来’作准备。”［2］13叶老认为阅读是自学与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阅读“实际上有双重的效果，除了随时得到各种新的收获外，还可以逐渐养成自己学习的习惯”。“自己学习不限于看书，从实际事务中历练，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推究、试验，都是自己学习的方法。可是书中积聚着古人今人的各种经验，收藏着一时找不到手的许多材料，对于自己学习的人来说，书究竟是必须发掘的宝库。”［2］63
二、正确的阅读态度与方法——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知行合一
叶圣陶对于阅读的态度与方法提出了较多的倡导和主张。这些观点与当代媒介素养理论存在高度的契合，如，媒介素养理论主张社会个体面对媒介及其所传递的信息，应坚持独立思考，秉持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以下对叶圣陶有关论点试析一二。
（一）阅读应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叶圣陶认为人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存疑，要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在事实上说的就是一种媒介素养。叶老指出：“读书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对信从的态度，凡是书上说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一种是批判的态度，用现实生活来检验，凡是对现实生活有益处的，取它，否则就不取。又一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从书上学到些什么，用来装点自己，以便同人家谈闲天的时候可以应付，不致受人家讥笑，认为一窍不通。”［2］199
“青年应当抱而且必须抱的是第二种态度。要知道处理现实生活是目的，读书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许多手段之一。不要盲从‘开卷有益’的成语，也不要相信‘为读书而读书’的迂谈。要使书为你自己用，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书的奴隶。”［2］200
叶老主张，在实施阅读行为之初，应审慎地选择阅读的对象。“一个人不能随便读书。……书非拣选不可。拣选那正确的，当前合用的书来读，那才‘开卷有益’。”［2］296
叶老又认为，读书不能盲从，也不要“死读书”。他说：“读书只求记忆，没有研究的方法，没有实验的机会，那就不会切合人生，丝毫没有用处。”［2］13“书籍的效用在于传授以往的成绩，流布个人的思想。用书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使学生知道这些成绩和思想，并备遗忘。……但是知识的获得并不专靠读书，读书不过是种种学习方法中的一种罢了。我们为了研究事物，应付事物，为了备自己参考，省却妄费心思，于是去读书。可见读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书籍是非用不可的，是必需的，但是只宜于用来帮助思考，而不应该当作绝对的不可争议的结论。”［2］30
（二）阅读应秉持知行合一的方法
叶圣陶主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走知行合一的道路。他认为，必须把书本中的经验融于生活之中，以实现自我的完善和提升。“读书顶要紧的事情，是把书中的经验化为自身的经验。随时能够‘化’，那才做到‘开卷有益’的极致。”［2］297“书本是古今人经验的汇集，当然非常重要。轻视书本是一种偏向，很要不得。对于切需的书本，非好好研读不可。但是，除了了解跟记诵而外，还得求其超越。”［2］415
叶圣陶倡导读书、学习要身体力行，以实践检验读书所得。他说：“不要以为读书是学习的唯一途径。从劳动中，从服务中，从娱乐游戏中，从待人接物中，都可以学习。这些项目属于‘事’的范围之内，都是需要身体力行的。能够留意这些项目，就是从实做中学习，一分的成绩就有一分的受用。读书所得也必须跟这些项目结合在一块儿，才会达到融化的境地。”［2］415
三、国民阅读习惯的培育与改善应主要着眼于青少年和儿童
在有关阅读的论述中，叶圣陶把青少年、儿童的阅读问题置于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青少年是阅读的主力人群，儿童则是具有重要潜力的阅读群体，青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水平对于社会精神文化状况具有重要影响。以今日主流观点换言之，社会阅读率的提升、国民阅读习惯和阅读素养的培育与阅读质量的改善，应主要着眼于青少年和儿童。
（一）着力培养青年人良好的阅读习惯
叶圣陶认为，良好的社会阅读氛围的形成，应依赖于青年人阅读习惯的培养和改善。叶老指出：“不爱读书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了，除非他们忽然觉悟，感到读书的必需，自己去养成读书的习惯。可是青年人为了充实自己，也为了充实我国的国力，非在学生时代养成随时阅读的习惯不可。所有的青年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普遍爱好读书的国家。随时阅读的习惯，不是读几本教科书和讲义能够养成的。教科书和讲义是教师指定要读的，而要养成的，却是不待别人的指定，能随时阅读自己所需要的书的习惯。教科书和讲义不过是一个比较详明的纲要，而要养成的，却是不以只知道一个纲要为满足，能随时阅读内容丰富体裁各异的书的习惯。这种随时阅读的习惯，只有多读课外读物才能养成。”［2］64
（二）应重视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出版
叶圣陶早在1935年发表的《儿童年与儿童读物》一文中就认为，尽管儿童读物被称为“儿童精神之粮食”，但现有的儿童读物未能尽如人意，儿童读物中存在“耕耘草草”“成果庸庸”的现象，“徒存形貌，品质迥殊”。“著作家与出版家视之太轻，为之太易，要不能辞其咎。……若辈唯求产量之多，成货之速，遂令花花绿绿灿烂于书柜者，实乃同于无物”，叶老总结了儿童读物存在的“意识不纯”“技术不修”“文字不当”几大弊病。［2］237-239叶老认为，儿童非缩小的成人，“必须自儿童之立场出发，方得谓之纯良之儿童读物。”“盖出版家之营业其事小，而儿童精神上之粮食适当与否，其事弥大也。”［2］267叶老对作家和出版者提出了期望：“所冀者著作家与出版家及今觉悟，先立基本观念，儿童读物必须郑重出之；凡上述诸弊，必避之若浼，勿以昔之积几盈架者自夸富足，宜平心静气，逐一审察”；叶老建议的具体做法是：“速汰其尤劣者，而暂存其较可者；一方从头做起，别制佳品。此自非仓卒间事。他日佳品渐多，则并今之较可者而亦汰之。庶几儿童有品质纯良之精神粮食”。［2］239
叶老在晚年更是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再次对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提出期望和建议。他说：“咱们不要把孩子们看成十分幼稚，不要把出版孩子们的图书当作轻而易举的事，一定要慎重其事地讨论孩子们的要求，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满足孩子们多种多样的求知欲望。”［3］
四、阅读教育和阅读指导的必要性与价值取向
叶圣陶亲身践行阅读教育，提出许多有关阅读教育、阅读指导的思想、论述，这些思想、论述或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或以专题著作的形式出版，对中国当代的阅读教育、阅读指导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叶圣陶曾与夏丏尊合著《阅读与写作》一书（开明书店1938年4月出版），该书收录了《阅读什么》《怎样阅读》等著述。他还与朱自清先生一道，根据自身多年教学经验，编写了《精读指导举隅》（商务印书馆1942年3月出版）和《略读指导举隅》（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出版），这两部阅读教学论著作给出了全面改革阅读教学的实施方案，是学生开展阅读、教师指导读书的重要指南，当时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阅读教育和阅读指导的必要性
叶圣陶认为阅读教育应完成三重任务：“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4］叶老认为，阅读教育本身自有其重要性，读者要通过接受阅读的指导，养成读书习惯，提高阅读能力。［5］
叶圣陶在1959年撰写的《给少年儿童更多的课外读物》一文中具体阐述道：“阅读指导似乎该精益求精。这一类读物对少年儿童的好处既然在潜移默化，就得让他们在认真阅读之中自己有所领会，而不宜把他们能够领会的先给指出来。自己领会出于主动，印象深，经人家先给指出来然后去领会，未免被动，印象可能浅些。假如上述的想法可以得到承认，那么阅读指导就该从某一读物的具体情况出发，给少年儿童种种的启发，或者给指出些着眼的关键，或者给提出些思考的问题，使他们自由阅读而不离乎正轨，自己能得到深切的领会。打个比方，阅读指导犹如给走路的人指点某一条路怎么走，而不是代替他走，走路的人依照指点走去，非但不走冤枉路，而且见得广，懂得多，心旷神怡，连声说‘不虚此行’，同时衷心感谢给他指点的人。总之，阅读指导是思想工作又是技术工作，越深入，越细致，受指导的方面得益越大”。［2］466-467
叶圣陶关于阅读教育、阅读指导的这些观点，与其所主张的读者应有独立思维和质疑精神的论点之间，本质上存在逻辑的一致性。
（二）阅读教育和阅读指导的价值取向
叶圣陶认为，阅读教育和阅读指导应秉持以下价值取向：给予阅读自由，培养自主阅读能力。而给予学习者阅读自由、培养自主阅读能力这一主张，所强调的依然是一种媒介素养。
叶圣陶强调，学生的阅读不应止于教科书，教育者应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课外实践，给予学生阅读自由。“读教科书并不是进学校的最后目的，最后目的乃在取得生活经验。必须一方面依据教科书上所定的纲领，一方面不忘记和‘杂然并陈’的外界的一切打交涉，这个最后目的才可以达到。”［2］220
“教科书好比一张旅行的路程单，你要熟识那些地方必须亲自到那些地方去旅行，不能够单单记住一张路程单。”［2］221“竭诚地告诉忠心的教育者：教科书应当让它退居于参考书备忘录的地位，从此刻起，愿你们从实际方面去教授，让学生从实际方面去学习。”［2］72
叶圣陶认为，“现成的书大多不很适合中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消化能力，所以特地而又认真地为中学生编撰各种科目的课外读物是十分必要的。出版界现在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正在努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2］65叶老同时辩证地指出：“我们也不相信所有的书报对于学生都有好处。可是我们主张让学生自由阅读，不要定下‘这不许看，那不许看’的禁令。这种禁令弊害很多”；“只要学校教育有真实的功效，学生自会凭着明澈的识别力，排斥那些无益的书报。”［2］231-232叶老希望教育机构把取缔书报的心思和气力移用到培养学生识别力与自主阅读能力上去。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且会因历史阶段、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但人的思想终究有其脉络，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也可从客观现实中找寻。
一方面，从宏观的历史大环境加以考察，叶圣陶的阅读思想和编辑思想，与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先贤希冀通过出版事业实现“昌明教育”“文化救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叶圣陶个人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也是有迹可循的，通过阅读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有关著述文字，笔者发现，尽管因为社会环境和所处立场、角色不同，叶老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与建立后的阅读思想存在论述角度上的些许差异，但叶老在不同阶段的阅读思想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叶老早年的相关著述文字和观点多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叶老的相关论述中，尽管也有对现状的客观分析、对现实不足的批评，但相关观点更具建设性。
如果深入分析叶圣陶思想体系中不同板块的内在联系，叶老的阅读思想与其教育思想、编辑思想存在逻辑上的密切关联和一致性：他将阅读教育、出版工作均视做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重视出版业和出版物的教育功能，认为阅读人口的培养和国民阅读习惯的培育同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紧密攸关。这从叶至善的评论中也可得到一定的印证：“从总体来说，我父亲的编辑思想跟他的教育观点、文学观点是一致的，主要在于推进社会的改革。他认为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不限于学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他就是把编辑工作（不限于课本的编辑）作为教育工作来做的。”［6］
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其人、其事、其言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文限于篇幅和所涉文献，作为一篇提纲挈领式的绪论性文字，其中肯定有分析不足和论述未及之处，还留待今后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1］陈辽.叶圣陶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258.
［2］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二卷.刘国正，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叶圣陶.一定要慎重其事地出好孩子们的书//叶圣陶，贺宜，等.儿童文学研究：第二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16.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52.
［5］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刘国正，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97-498.
［6］叶至善.给《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作者徐登明的信.编辑学刊，1994（6）：86-8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阅读行为嬗变与国民阅读素养提升策略研究”〔12CTQ015〕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