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龙小农
［摘要］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与印刷文化的本质属性具有内在可通约性，彼此相得益彰，是知识分子钟情于编辑出版业、而编辑出版业得以罗致知识分子群落的主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报刊、大学和出版机构等舶来的社会传播建制互育共生、三位一体，知识分子是其核心和灵魂。知识分子将中国现代化遭遇的挫折归结为文化思想落后，继而投身编辑出版业，企图通过新文化思想观念的创新，实现制度变革技术创新，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推动了编辑出版业的勃兴。
［关键词］知识分子淑世意识编辑出版勃兴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属性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二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俄国兴起的知识阶层，三是19世纪末法国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兴起的知识分子。统合三种精神来源而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观认为，知识追求和公共关怀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和特征；知识性和公共性两者合一、并行不悖，方为知识分子；其价值在于传承、创新、传播思想理念，并以此作用于社会公共事务。知识性和公共性结合作用于社会，需借助社会传播建制这一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介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失去传播渠道和平台，知识分子就难以和普罗大众、社会上层建立联系，无法用自己的思想理念去引领公共舆论、作用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基于此，本文拟从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角度探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与编辑出版业互育共生。
一、书面语言：知识分子与编辑出版业的可通约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显著的新型社会群体开始崛起。这个群体自诞生就面临时代设定的特定任务——救亡和启蒙，就卷入如何使中国迈入现代化的改良与革命的冲突中。冲突的舞台则是刚刚从西方舶来的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和以大学为范例的新式教育。由传统士大夫转型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报刊、图书编辑出版和现代大学，参与并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编辑出版事业的勃兴则是这一进程的产物。
在西方，大学早于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作为知识分子言论阵地和栖息之地的先后有大学、出版机构和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继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与西方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与报刊、新式教育、出版机构等社会传播建制共育共生、相互促进。这些社会传播建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并无显著的先后诞生顺序，毋宁说它们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综合体，大学、出版机构和报刊图书出版三位一体，知识分子是其核心和灵魂、是其传播主体，并在大学、出版机构和报刊图书出版的诞生和发展中，得以确立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身份认同。这种三位一体表现在：知识分子游走于报刊、新式教育和出版机构之间；大学作为知识分子聚集的阵地，常常集三种社会转播建制于一体；三种社会传播建制均主要借助纸质媒介进行传播。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属性和印刷文化的本质特点，具有内在的可通约性。
追溯书面语言的诞生和前知识分子的雏形可以发现，知识分子与书面语言具有历史性的契约关系。无论中西方，书面语言形成后，都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为知识分子所钟爱；知识分子自诞生，都以作为社会精英自重，以追求真理、担当道义为己任。印刷文化代表一种线性逻辑思维方式，代表一种个人化的存在方式，因其文字符号的特殊性对受众具有较高的要求而具有精英化的特点。［1］换言之，文字符号具有逻辑清晰、表达严密、理性严谨的特点，适合知识分子传播其思想理念。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编辑出版的传播主体，在于他们需要借助书面语言传承创造知识。知识分子作为理念人，传播思想理念给公众，首选是图书报刊，即便在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依然如是，因为广播电视本质上是娱乐工具，并不适合传播思想理念。
在众多的社会传播建制中，知识分子最青睐的是图书报刊出版，他们不仅借助这个平台传播发声，还亲自参与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以更自由直接地传播发声。学者陈思和指出，出版乃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安身立命之地。［2］恰恰是逐渐兴起的编辑出版业为新兴知识分子的崛起，提供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和路径，并且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而编辑出版业因其销售传播的是知识产品，天然地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生产、制作。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参与创办出版机构，他们既是股东，又是报刊的编辑者和销售者。围绕着编辑出版机构，总能罗致一批知识分子，形成知识分子群落，知识分子借助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得以获得相应社会位置，影响甚至改造国家和社会。因此，编辑出版业是20世纪中国启蒙事业的首要传播载体，知识分子则是主要传播主体，两者结合，在履行“救亡和启蒙”的历史使命中，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编辑出版业的勃兴。
二、出版机构：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舆论机关
20世纪编辑出版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勃兴，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背景，即自中国被纳入全球现代化进程，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保国存种，在尝试器物、制度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后，将现代化转型的挫折归结为文化思想的落后，企图通过创新文化思想观念，实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如果说维新运动的流产，已促使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文化思想的羁绊，如严复、梁启超抨击中国人的劣根性，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则让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传统文化思想的顽固守旧。而要传播新文化思想，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在当时的境况之下，编辑出版图书和报刊，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不二选择，更是时代主题的要求，也是反躬自省后的自觉。
报刊成为知识分子退可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理想栖身之所，进可成为他们介入社会、干预政治的最有力舆论机关，这应是编辑出版业在20世纪上半叶兴盛的另一主因。学者陈平原以胡适为例指出，知识分子将知识性和公共性结合作用于社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认为就引领社会舆论而言，“办刊物是学有余力出而经世的独立的知识者介入社会政治的最佳途径”。［3］回顾中国现代化进程，知识分子和报刊扮演了启蒙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在大众传播前多元化时代，报刊因其“无所不容的容量、灵活机动的风格、声名显赫的撰稿人和数量固定的接受群体”，成为“最有价值的舆论工具”。［4］
深受“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士大夫精神濡染的知识分子，借助新式的社会传播建制，不仅占据着时代的舆论中心，而且让自己在编辑出版业、新式教育等社会传播建制中确立自身价值和社会认同。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表现为背负历史情节和文化心结，说得更直白点，就是探寻知识、参与社会、促进中国现代化。真正实现民主，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发展科学，求知求真，成为知识分子的两大诉求，其最终目的是谋求民族独立和民富国强。这种根源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淑世意识”，让多数知识分子在面对“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使命时，部分放弃借助编辑出版建构公共空间、建设现代社会的职责，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启蒙”服务于“救亡”的现实主义道路，让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服从于国家的命运转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改革家，是革命家，他们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们的愉快寄托在大众的幸福，他们觉得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所得愉快，与一个犬儒主义者苟且偷生下的愉快有天壤之别［5］
知识分子参与编辑出版业，实际上衍生出两种社会实践取向：一是通过编辑出版图书报刊，传播、创造、阐释知识，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二是通过编辑出版图书报刊，建设左右时局变化、引领社会潮流的舆论机关，推动社会变革和转型。前者旨在究学术、求真理；后者旨在造影响、求变革。前者如张元济、王云五之于商务印书馆；陆费逵、舒新城之于中华书局；夏丏尊、叶圣陶之于开明书店；邹韬奋之于生活书店；巴金之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汪孟邹之于亚东图书馆，都是借助图书编译出版，导国民以新知的自觉践行者。后者如维新变法时期，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掀起现代化进程中首次报刊出版的高潮，这些报刊的出版成为新观念、新思想的策源地，继而成为公共舆论的策源地。但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下，前一种社会实践取向，终因为学术而学术渐渐失去时代精神而日趋沉默；后一种社会实践因契合时代主题和潮流，而被视为革命的、先进的、人民的社会实践。
从戊戌变法经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大革命经国内战争到联合抗日，从解放战争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知识分子始终借助编辑出版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潮头。一份知识分子同人办的《新青年》月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显示了知识分子借助编辑出版传播新思想的巨大威力。如何勾勒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以编辑出版机构为舞台，薪火相传，干预社会的发展轮廓，学界有两种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一是李泽厚的“六代说”［6］，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和红卫兵一代；二是许纪霖的“六代说”［7］：以1949年作为中界，20世纪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两人对20世纪知识分子代际的划分，尽管起点不一、标准不尽相同，但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下，无论是根据李泽厚还是许纪霖的代际划分，20世纪历代知识分子都很自然选择编辑出版作为干预社会的实践工具。致力于文化启蒙和思想建设，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是中国知识分子诞生以后投身编辑出版业的精神内核。
三、编辑出版：知识分子群落得以形成的传播聚焦
知识分子因传播而得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也因选择具体的编辑出版传播平台得以形成不同群落。按图索骥，大致有这样四类知识分子群落：一是以某一同人刊物编辑出版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新青年》《独立评论》《学衡》《甲寅》《观察》；二是以某一出版编译机构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中华书局；三是以某一类社团兼机关刊物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同盟会的《民报》、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四是以某一套丛书策划出版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20世纪20年代因策划出版《万有文库》形成的知识分子群落。这些因编辑出版传播而聚集的知识分子群落，构成了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脊梁，也推动了编辑出版业的勃兴。限于篇幅，本文仅阐述因丛书出版而聚集的知识分子群落如何推动出版业的发展。
由王云五策划主编的《万有文库》，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王云五从1922年起由胡适推荐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28年开始筹备《万有文库》。第一集从1929年起陆续出版，收入图书1010种，2000册，初版印5000套。第二集从1935年开始出版，收入图书700种，也是2000册，内容增加《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和《现代问题丛书》。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大多陆续购置该“文库”充实馆藏，而一些学校和文化单位，因购置“文库”而新建的图书馆，达到2000家以上。［8］“文库”的出版获得巨大的成功，源于瞄准需求、精心策划、专家执笔、通俗实用、本薄价廉、广告营销。不仅编译所成为知识分子的集聚地，先后在编译所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也达1000多位；［9］借助文库的出版，编译所集聚了二三十年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库的译者和著者，可谓群英荟萃、灿若星河。《万有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对当时开启民智、传承文化、普及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转型重新提上日程。部分前瞻淑世的知识分子，再擎开启民智大旗，策划编辑出版数十套影响深远的丛书。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出版三十年，难忘那场丛书‘盛宴’》为题，回顾这一段辉煌的编辑出版史。［10］这场丛书“盛宴”，举其要者有：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策划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何承伟组织策划的《五角丛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钟叔河组织策划的《走向世界》丛书，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组织策划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分集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三个系列；俞晓群追随王云五创意组织策划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分古代文化、近世文化和外国文化三个书系，提出“十年千书”的目标，最终只推出600多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等等。
每一套丛书的背后，都有一批知识分子作为灵魂与内核，或者推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喷薄欲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策划于1958年，从1958年至2000年，共计出版150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1978年丛书继续出版，首批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被誉为“书坛盛事”。丛书的译者和编者，真可谓名译名编、大家云集，包括卞之琳、冰心、傅雷、冯至、朱光潜、李健吾、金克木、季羡林、钱锺书、蔡仪、巴金、赵家璧等，堪比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出版始于1986年，终于1989年，是由甘阳和刘小枫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革命”后进入大学的知识分子组织策划的，丛书以译介为主，后来也有些著述，试图以思想和学术影响社会。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文化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东西方思想及传统问题。借助丛书出版，甘阳等人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以丛书编委会为核心聚集而成的知识分子群落，被海外华人称为“文化丛书派”。
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业的勃兴，一定意义上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启蒙的补课。知识分子策划丛书出版推动一种文化走向，是编辑出版业80年代复兴、90年代初发展的重要特征。一批批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丛书，以其规模的庞大、选题的新颖、编译的精良吸引了大批读者；一批批气势恢弘的丛书相继问世，在20世纪知识分子史和出版史上留下深刻烙印。丛书“盛宴”，是知识分子与出版社合作以丛书促进文化发展、参与公共事务的典范。
时间是最公正的评阅者，编辑出版好的图书和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批丛书影响巨大，至今依然让读者津津乐道、手留书香，原因或许有：一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作品系统完整被翻译过来，且品种多数量大，很有冲击力；二是抓准了80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的阅读需求，这是一个被封禁10年后渴求文化思想精神食粮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思想活跃的时代；三是推出丛书的出版社要么以出版典籍、史料著称，要么以出版介绍各种有价值的、经典性的中西作品而闻名；第四，也最为重要的是，著者、编者和译者有强烈的启蒙责任担当和文化惠普情怀，力求出精品。正如《五角丛书》主编何承伟所说：“‘五角丛书’总共出版了150多种，平均印数在100万册以上。它绝不是简单、粗糙、快餐式的出版，而是将某一类全新的文化信息根据读者的需求加以浓缩。许多书稿，在作者的认可下，都是从10万甚至20万字中精编出来的。尽管只有96面，但没有水分，含金量高，难怪至今仍有不少读者保存着这套小书。”［11］
四、结束语：21世纪知识分子与编辑出版业何去何从
正如葛兰西所言：“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12］中国知识分子自诞生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编辑出版图书报刊，视为现代化转型的“组织者、宣传者和鼓动者”，所以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和编辑出版业声应气求。编辑出版是知识分子的肉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文化理念则是编辑出版的灵魂。知识分子不懈的知识追求和公共参与，则成为其自身和编辑出版业新陈代谢的内在动力。离开了知识分子的编辑出版是无灵魂的传播空壳，离开了编辑出版的知识分子是愤世嫉俗的边缘人。
然而，编辑出版作为一种传播，其对社会的解构和重构功能，也同时消解着作为社会构成部分之一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身份。知识分子和图书报刊编辑出版，作为文化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其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编辑出版作为传播具有解构/重构社会的功能，导致他们既渴求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又必然陷于思想不自由、学术不独立的困境。社会因传播而存在着，只要编辑出版作为传播参与社会的解构和重构，知识分子借助编辑出版传播其思想理念，就必然面临“戴着镣铐跳舞”的困境。知识分子内在的批判性和理想性与报刊编辑出版作为传播行为的重构/解构性，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宿命。故知识分子在借助编辑出版解构和重构社会之时，也需直面自身认同的解构和重构。
进入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因文字符号自重已不可能，市场经济、教育普及、大众文化，已对知识分子的权威和话语构成消解。知识分子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被边缘化与自我人格矮化，兼之编辑出版人的启蒙责任、人文情怀逐渐淡化，知识分子与编辑出版业的互育共生关系被商业化解构或绑架。然而，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探求者和公共事务参与者，编辑出版作为社会传播建制的一种，在追求物质化生存的同时，理应保持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精神理想。如能把脉读者需求、遵循创作规律、创新传播艺术，精心营构精品，知识分子与编辑出版业依然可以良性互育共生，报刊图书依然会是读者的选择。何承伟依托知识分子组织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话说中国》丛书，在新世纪初的畅销即是例证。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多出版图书报刊就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那么今天就要通过图书报刊的内容创新来满足读者的需要，才能努力保持图书报刊的社会影响力，这是知识分子和编辑出版人的共同责任。
注释：
［1］郝建国.试论印刷文化的本质及其演变.现代出版，2014（4）：68-71.
［2］陈思和.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1993（3）：36-40.
［3］陈平原.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书城，1996（3）:21-22.
［4］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5］转引自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30.
［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30.
［7］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0-87.
［8］相关数据参见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上海：复旦大学，2008：18.郭晶.王云五与《万有文库》考论.台州学院学报，2011（5）：92-95.
［9］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上海：复旦大学，2008:125.137-145.
［10］出版三十年，难忘那场丛书“盛宴”.人民日报，2008-11-12(16).
［11］何承伟.三套书和一本杂志，见证出版历史.人民日报，2008-11-12(16).
［1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