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花园·园主

囗秦艳华

［摘要］文章回顾《生活》周刊的创刊历程，讲述邹韬奋任主编后独树一帜的办刊宗旨和内容特色，对传播进步思想、呼吁抗日救国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花匠”——邹韬奋兢兢业业的态度、无怨无悔的付出，“园主”——黄炎培的充分信任、委以重任，使得“花园”——《生活》周刊景致宜人，逐步发展壮大，取得成功。

［关键词］《生活》周刊邹韬奋办刊宗旨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一、传播进步思想，倡导民主政治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中华职教社”）主任黄炎培。黄炎培创办这样一个刊物的最初设想，是让它宣传职业教育。因为中华职教社在全国有多处分支机构，黄炎培还想利用这份刊物沟通各地职业信息。这份刊物，实际上相当于机关报，发行量很小，只有两千多份，在读者中影响也不大。创办一年后，原来的主编去职，黄炎培便邀请邹韬奋接手主编。

邹韬奋接编以后，首先在内容上进行革新，变机关刊物为大众刊物。他回忆说：“我接办以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1］73在内容上他也独出心裁，反对模仿，使刊物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正如他自己所说：“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1］225他认为，“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1］225。于是，邹韬奋确立了自己的办刊思想，那就是：“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1］296-297这其实也就是邹韬奋的办刊宣言，这一宣言确定了刊物的价值追求和思想面貌。具体表现为：第一，关注社会现实。邹韬奋认为，“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1］226
    他既重编辑又重写作，《生活》周刊“小言论”是社会瞭望台。第二，指导青年人生。当时的中国，在启蒙、民主、爱国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的大背景下，启蒙与改制、保守和改革、师夷与反帝等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生活》周刊刊载了大量指导青年人生选择、剖析社会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呼应着当时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青年的立场”“大众的立场”，因此吸引了大量读者。第三，反抗日本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即由综合性的青年大众读物，转变为围绕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时事政治刊物，受到爱国青年的追捧，发行量也突飞猛进。《生活》周刊刊载了大量鼓舞民众抗日、呼吁团结御侮的文章，倡导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主要舆论力量之一。

总之，《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倡导民主政治，呼吁抗日救亡，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和一处爱国主义的精神高地。在当时的进步刊物中，无论是办刊宗旨、内容特色都独树一帜，深受读者欢迎，不断增长的发行量也显示了杂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二、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利益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把“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利益”作为办刊宗旨。“努力为社会服务”，主要是从内容上说的，强调的是杂志的功能和要达到的目标，而“竭诚谋读者利益”，既注重内容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又注重与读者建立紧密的关系。为了实践这种办刊宗旨，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开辟了《读者信箱》，目的就是为了解答读者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到1931年《生活》周刊鼎盛的时候，每年收到的读者来信达3万余封，即使是别人写了回信，邹韬奋也坚持每封回信都亲自审核，然后再盖上自己的印章发出去。这种对读者的热心和热情，换来的是读者对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高度信任。

另外，《生活》周刊还设立了“书报代办部”，“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服务成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1］333可以说，《生活》周刊的成功是邹韬奋和他热心服务的读者共同创造的。他真正做到了“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1］332。

邹韬奋做出版一直强调事业性和商业性相统一。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也在实践着这种经营理念。他说，“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赚钱”。［1］340那么《生活》周刊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呢？“拉广告”是一个重要的赚钱办法。但是，对于广告，邹韬奋并不是来者不拒，他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广告能登、什么样的广告不能登的规矩：“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1］338。杂志发行量大了，广告来得也多了，钱赚了，那么赚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邹韬奋说：“《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1］280办刊物、做出版，要做到事业性和商业性相统一，这正是“韬奋精神”的重要内涵之所在。

三、“花园”景致宜人，“园主”功莫大焉，“花匠”无怨无悔

邹韬奋把中华职教社比喻为“园主”，把《生活》周刊比喻为“花园”，而把自己比喻为“花匠”，他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华职教社，特别是主任黄炎培的充分信任才是《生活》周刊得以发展壮大的第一关键因素。他是这么说的：“好像园主把花园交给一个花匠，付以全权。这个花匠生性耿介憨直，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但知根据明确规定的宗旨，为社会努力；但他深觉这样耿介憨直的花匠不是任何园主所能容的，所以这个花园之有今日，第一就不得不归功于园主对于花匠之信任专一，毫无牵掣。”［1］285-286

邹韬奋于1926年10月任主编，至1933年11月杂志被迫停刊，为《生活》周刊这个“花园”忙碌了整整7年时间。在这7年中，周刊内容不断革新，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1］336，创下了当时刊物发行的最高纪录。至此，在邹韬奋这个“花匠”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变得花团锦簇，生机盎然，景色宜人，声名远播，而邹韬奋也逐渐成长为一名进步的、革命的出版家。

《生活》周刊社隶属于中华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自然是《生活》周刊这个“花园”的“园主”。黄炎培对邹韬奋给予了高度的信任，放手让他自主经营，从不干涉。在邹韬奋看来，“花园之有今日”，黄炎培才是第一功臣。《生活》周刊创刊的时候，邹韬奋已经在中华职教社任职，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生活》周刊创刊一年后，原来的主编王志莘去职，黄炎培便将邹韬奋从《教育与职业》调到《生活》周刊，让他接任主编一职。黄炎培对邹韬奋委以全权，周刊办刊宗旨的调整、经营思路的确立等，都完全按照邹韬奋的设想付诸实施，结果是周刊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也不断增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周刊今后更大的发展，黄炎培决定让周刊社作为中华职教社的一个隶属机构独立运营，并任命邹韬奋为周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这就给了邹韬奋更大的自主权，为周刊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后，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声明，表示其“与国人共赴难”，还是发动舆论声援抗日将士，号召社会各界捐款，《生活》周刊都冲锋在前，成为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主要舆论力量之一。但是，因为《生活》周刊所刊载的抗日文章和反政府内容，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党部的很大不满，有关方面要《生活》周刊公开表态拥护政府，邹韬奋当然不为所动。他们又找到《生活》周刊的主办单位中华职教社，蒋介石将黄炎培由上海请到南京，亲自与他谈话。黄炎培回来与邹韬奋商议后决定，《生活》周刊社脱离中华职教社，独立经营，仍由邹韬奋主持。从对待《生活》周刊这一点来说，黄炎培不愧是一位保护“花园”、爱护“花匠”的受人尊重的“园主”，他给予邹韬奋充分的信任，而且在关键时候能够予以切实的保护，为邹韬奋营造了一个独立发展的良好环境。《生活》周刊这个“花园”之所以能够如此景致宜人，“园主”黄炎培当然功莫大焉。

邹韬奋自喻为一个“花匠”，表明他对辛苦的劳作是无怨无悔的。因为对“园主”持有一种责任，对社会和时代怀有一种使命，所以要担当责任，不辱使命，就必须“根据明确规定的宗旨，为社会努力”。邹韬奋的“园主”“花园”“花匠”的比喻，形象而贴切，而且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

注释：

［1］邹韬奋.韬奋新闻出版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12AZD086）阶段性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