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也没想过这段路叫什么，最近在网上一查，原来叫兴华路，北京医院东边正门对的那条路叫大华路，听上去有点意思。兴华路往南不远就是东交民巷，“文革”的时候被改称反帝路。正南面过去是法国洋行，左手现在是派出所，以前是老洋房，我们叫它“机要局”（正确的名称是德华银行）。派出所本来在巷子的东头，后来跟北京医院来了个置换。这么一折腾，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就东西隔着马路，全国人民有了病心向往之，或问东又问西，想更好的往北二里地问协和，虽然千里迢迢来可能不容易，但到了地界找起来还算方便。这叫扎堆，说起来还是有传统的，在大清朝东交民巷成为殖民者的“馆界”后，也建有4所医院。即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国美以美教会在崇文门内大街西侧建的同仁医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法国教会、意大利教会在东交民巷建的法国医院、意大利医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德国教会在白家栅栏朱凤标宅第旧址建的德国医院（朱凤标，道光年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文瑞”，其宅第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兴华路和东交民巷的西北角，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北京秘境》一书有记载：
东交民巷东段曾是德国人的地界。毗邻当年德国人开的北京医院，有一座不起眼的德国小楼。据东交民巷派出所工作人员指点，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前在摄影领域赫赫有名的阿东照相馆。
这座二层德国小楼延续了当年楼上居住、楼下开铺的旧有格局。但一楼开的小卖部、鲜花店和美发店内，如今已是一水的外地小伙计，压根儿不知道这里曾做过什么。只有给位于最西头、也最冷清的寿衣店看店的一位“老北京”，在喝完茶后冒出一句：“就算这里以前是著名的阿东照相馆，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连中国照相馆都比不上那些影楼了。”
1933年，德国女青年海达·哈默从慕尼黑摄影学院毕业，为了能圆自己用镜头记录历史的梦想，她应聘来到万里之外的北平，成为阿东照相馆的经理，并在这一住就是13年。其间她的身份由一个从事管理和商业摄影的照相馆经理，演变成了一位游走全中国、特别是关注老北京风土人情的自由摄影家，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外国人之一——莫理循博士的儿媳。
在海达女士的主持下，从孙中山的临终留影，到北平沦陷至光复的影像记录，许多在历史上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阿东照相馆。而最有名的当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系列。1936年10月底，作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斯诺带着他在陕甘宁地区采访的十几本日记和笔记，30个胶卷，一大捆共产党报纸、杂志和文件，悄然回到北平。从前门下火车后，便直奔东交民巷，把30个胶卷交给了海达，也就是毛泽东42岁那年头戴八角帽的黑白标准像，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教版的任何一本历史课本上都能看到。
这里说到黑白影像，现实感觉照片对我们的一生真的很重要，出生照、毕业照、结婚照、临终照，困难也罢不困难也罢，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百年的生命轨迹里，它虽然默默无声，却有着最真实的写照，甚至容不得修补，要的就是那份沧桑。不像文字，可以写得遮遮掩掩、絮絮叨叨，是那么回事，也可能真不是那么回事。
记忆缺失有时挺无奈，很少有成年人能够记得他们童年的事情，这种状况被称为“童年期失忆”，由弗洛伊德在1910年提出，用来描述成年人不能回忆起他们童年早期经历的现象，说大概在7岁左右，人关于自己童年早期的记忆开始消失。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并非真正忘掉了这些事情，他们只是把早期记忆压抑了，进入了大脑的另一个地方。而现代学者研究发现，由于儿童没有精密的神经结构去构建并且保留复杂的记忆，所以实际上它们是消失了。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鲍尔博士做过一个试验，她让一组3岁的孩子在父母的引导下回忆3岁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去动物园，比如参加生日聚会。当他们5到9岁的时候再回来测试他们是否记得第一次试验中回忆的事情。5到6岁的孩子能回忆起来的比例最高，年龄越大的孩子回忆起来的越少，但年龄越大的孩子记得的细节更多。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一段记忆若需要被长久记住，那么就一定要有丰富的细节。年龄大点的孩子语言能力更强，他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这段经历。鲍尔博士将孩子的大脑比作一个漏勺，很多记忆碎片、神经编码就像米粒一样散落在上面。时间的流水冲过这个漏勺的时候，有些米粒会被冲走。小孩子缺乏强健的神经处理程序，他们的大脑就像间隙很大的漏勺，记忆更容易消失。当孩子成长起来后，他们的记忆将没有那么容易消失，也会越来越少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些牢固的、能够被我们记住一生的记忆大多是15到30岁之间形成的，因为成年人的大脑已经是一张制作精良的网，记忆碎片将不再容易那么被冲走。
说这一大段，其实是给自己这一个月的七上八下的心绪找个台阶，因为父亲走了，难免会想起父子因缘的点点滴滴。实话实说，10岁或9岁以前我和父亲之间的事，确实是空白的。记忆里与父亲实质性的接触，是他援非从坦桑尼亚归来，回到北京友谊医院工作，曾经带我跟医院的车去天津的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参观。对于儿时的我算是走得非常远的一次旅行，况且是跟父亲，虽然现在想想他老人家是让我接受工人阶级忆苦思甜的教育来了，但父子几十年的亲近就是从这段记忆开始，善始善终，无愧于心。
三条石，指的是用三个条状大青石铺成的街道，它位于天津南北运河的“北码头渡”和“胜芳码头附近”，东邻早期商业繁华的“大胡同”，西接城乡接合部的要道北门外大街、河北大街，形成的三角地带，占地面积约730亩。元代以后，随着北方漕运的发展，天津地区的经济就以沿河贸易为特点，三岔河口一带是经济中心。三条石与之毗邻，得水陆交通便利，到清代中期，南北运河所载的铁器一般都在三条石地区交换。1860年前后就出现了为船家、客商服务的打铁匠人，之后有了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1900年，天津开埠后，受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三条石地区铁业出现了为租界建设服务的铁工制造，截至1914年有了10多家。1915年至1930年，三条石地区铸铁、机器业发展到兴盛时期，最初的加工配套生产逐渐分为两个业态——铸铁业和机器业，到了1937年工厂达到300余家，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在1935年《大公报》关于这一地区的报道中，可以感受到这条街的景象：“在这条街长不过里许，街宽亦仅及丈，道路坑坎，尘土飞扬”，“大小铁厂、铁铺，一家密接一家”，云集了天津近代民族实业铸铁、机器、五金的全部。
三条石历史博物馆，1959年9月27日开馆，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其题写馆名。这是以三条石地区民族铸铁机器制造业发展史为基本陈列内容的地方专业性博物馆，展览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实物、生动的照片，形象概括介绍了三条石铁工业作坊兴起及其特点；记述了三条石地区铸铁机器业兴衰的过程；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三座大山压迫下，艰难缓慢发展的历程。1991年，天津文物主管部门拨款对三条石历史博物馆福聚兴机器厂旧址进行修缮，恢复了原貌。补充的实物陈列，主要内容有前柜房、后柜房、锻工棚、机加工车间等，占地面积630平方米，使当地唯一反映民族机器业发展变化历史的遗址得以保留下来。
关于三条石还有曹禺先生一段往事。1964年4月30日，曹禺来到三条石博物馆。据一位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大家来到大院里，曹禺先生突然问我，以前在三条石不远处，有个普乐戏院，现在还有吗？我忙回答，普乐戏院早不存在了，解放后改成一个工厂的生产车间了。现在只有一条普乐大街了。他听了点点头又问，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天桂戏院，现在还有吗？我回答说，天桂戏院早没啦！改称红桥区文化馆剧场了，通过改建，旧貌变新颜。曹禺先生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我在少年时代到普乐戏院和天桂戏院看过戏，具体什么戏记不太清了，但这两个戏院的名字我一直记得。
“文革”时被改名的反帝路（编辑·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