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陈寿著《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隋唐五代时期，这一观点虽有如习凿齿等人的反对，但始终占据主流。伴之出现的“尊曹贬刘”的主流意识倾向也会对社会中蜀汉相关的文艺作品的出现造成一定影响，及至北宋时期依然如此。北宋时期，学者们以“功业”为标准以魏为正统，“帝魏”观点占主流，所以《三国志》中的尊曹表现更受到关注，对魏蜀君主的评论呈现“褒曹贬刘”倾向。这是北宋居中原而与辽、夏鼎足而立的天下大势所决定的。从宋太祖封桩以赎燕云十六州的传说，到宋太宗高梁河之战，直到宋徽宗与女真结“海上之盟”，凡北宋167年间，虽有“澶渊之盟”之后“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的宋辽和平局面，但就北宋政权而言，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企望从未消失。在这一总体背景下，北宋学者以“功业”作为判别正统的标准，而“魏晋禅代”，晋武帝实现三分归于一统，依仗之重是曹魏的力量，所以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魏的成功，这一“功业”是偏居西南的蜀汉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北宋还是以“功业”强大的曹魏为正统。而到南宋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靖康之变，建炎南渡，宋廷建都临安，失去了传统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基本盘面，在战略上相对于金及后来的蒙元，也失去了北宋于辽的均势。所以，南宋学者朱熹、张栻、周密等学者开始以“道德”与“名分”标准以蜀为正统，以蜀汉自况，以正统的大义号召民众，认为刘备是汉之宗室，且仁德皆备，颇得民心，当为正统。同时南宋时期理学兴起，强调道德纲常秩序，所以把篡逆的曹魏政权列为“僭伪”。所以《三国志》成为学者们非议和批评的对象，并改修《三国志》，尊蜀为正统。在这种情况下，对蜀汉集团人物形象的艺术化创作也愈发盛行，而这种创作最终溢出特定的历史容器，成为一种到现在依然火热的艺术状态。
二、人物性质
艺术创作的以历史为背景，其在反映一定现实时，也寄托了创作者（当然也有观看者）对历史完美状态的美好希望。将之缩印至蜀汉一隅，我们能看到一个和谐团结的集团，在其中几乎可以找到贤明、智慧、忠诚、勇武等所有美好的词汇。艺术表现上整体的和谐主要以个中人物的和谐相处为基准，但两块完全一样的木板是难以缝合至一处的。所以在对蜀汉集团人物进行艺术的再创作时，创作者便会根据历史的标签，有意突出人物特质，使其与集团中其他人物形成和谐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所以在重点突出刘备之贤，相对突出武侯之谋、赵云之忠后，关羽与张飞则成了为将之勇的代表。
如《晋书》卷八十一《刘遐传》记载，“刘遐，字正长，广平易阳人也……率壮士陷坚摧锋，翼方比之张飞、关羽。”岑参在《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在蜀)》亦有“不谢古名将，吾知徐太常。年才三十馀，勇冠西南方。顷曾策匹马，独出持两枪。虏骑无数来，见君不敢当。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的称赞。由此可见关张二人的勇武形象是流传很广的。但与关羽渐渐偏向于“神勇”不同，张飞的形象则向“悍勇”或者“豪勇”的方面转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刘备的高贵化、武侯的圣贤化、关羽的神勇化代表了大众的心理崇拜，而张飞形象的确立，则可以视为民众在寻找心理上可以实际触碰的对象。
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未对张飞形貌及家世有详细的介绍，但《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张飞的形貌描写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这一形貌是民众对武将形象最直观的想象⸺上阵厮杀的武将若是貌不惊人或文弱纤细，那先天气势就很不足。普通市民阶层在审美观上与文人士大夫有一定的差别和不同，文人士大夫崇尚文雅秀美的外貌和斯文的谈吐，而下层普通市民阶层则更倾向于粗犷之美和粗俗话语。所以在正统文人陈寿眼中，张飞的长相可能确实不符合士大夫秀美的形象，因而不予记载，而黑面壮汉张飞却正好可以迎合市民阶层以俗为美的审美心理。所以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也成了张飞的形象特质。
特殊的形貌加上丈八蛇矛这种特殊的武装，共同构成了张飞武将的特质。在史籍所载的张飞“万人敌”形象的框架下，艺人们更有进一步的艺术化处理，甚至在《三国志平话》中，艺人们赋予了张飞更为超群的武力：
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次日，吕布下关叫曰:“大眼汉出马!”张飞大怒出马，手持丈八神矛，睁双圆眼，直取吕布。二马相交，三十合不分胜败。张飞平生好厮杀，撞着对手，又战三十合，杀吕布絣旗掩面。张飞如神，吕布心怯，拔马上关，坚闭不出。”
面对强劲对手，张飞怒而出马，单战吕布，竟杀的吕布“坚闭不出”。《三国志》记载：“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到了元杂剧和《三国演义》中也尚需刘关张“三英战吕布”，足见平话突破了史传的束缚，将张飞的英勇演绎成勇冠天下的神勇形象。张飞神勇也体现在战黄巾上。张飞一人一骑，在张表的军中横冲直撞，纵横来往，无人可敌，颇有“一人足以定黄巾”的气魄和勇猛，使张飞近乎神勇的人物形象得到深化。至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除保证张飞武力值不掉线外，对张飞如“阻水断桥”“义释严颜”等故事的描写，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艺术形象，但总的来说，还是基于其武勇的附加描写。而对与其武力关系不大、可以彰显张飞国士之风、儒将形象的史料，如“就宿刘巴”，则不论是在《平话》抑或是在《三国演义》中均无描写。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张飞的正面形象在其时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眼中，基本被定格为“豪勇”。而较为消极的形象，则是“豪勇”的极端表现，“暴虐”。
《三国志》记载，刘备曾告诫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并没有听从，最后才有被部将刺杀之祸。而在刘备与吕布争徐州之中，《三国志》亦有“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由此可见，张飞的“暴虐”在史书中有某些一脉相承的特质。而在艺术表现中，这种”“暴虐”被进一步强化。如《三国志平话》中“张飞杀太守”的故事：
张飞大怒，挥拳直至段珪跟前。刘备、关公二人扯拽不住，直中唇，齿绽落，打下牙，两个满口流血，段珪掩口而归……张飞道：你引我后堂中去来。妇人引张飞至后堂。张飞把妇人杀了，又把太守元峤杀了。有灯下夫人忙叫道：杀人贼！又把夫人杀讫。
《三国演义》中把刘备鞭打督邮的故事也放在了张飞身上：
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
总体而言，张飞的“暴虐”倾向依然还是他“豪勇”的一个方面。加上对张飞好酒的描写，则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一个勇而有力，暴而少谋的形象。
三、结语
历史人物的艺术化描写，是创作者基于时代的特有印记，积淀凝聚了当时比较普遍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心理的创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给相应人物打上一个主“人设”的标签。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豪勇”是张飞的主要特质，“长坂桥前救赵云，吓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留芳莽撞人。”是我们对他最直观的印象。但对历史人物的史料挖掘和合理猜想不断，艺术创作也应当跟上这一步伐。不论是考据张飞有以汉八分所书《八濛山铭》传世，还是就刘禅以张飞女为后进而得出张飞是个美男子的结论，这些或真或假，总归需要史家清晰判断，也需要文艺创作者们与时俱进地学习，进而对张飞地人物形象做进一步地艺术处理，这应是文艺工作者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