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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人情以宛转于曲苑听廉声

时间:2024-11-08 07:35:14

文耿波

曲艺艺术自来就有讽世传统。春秋时典籍《国语·周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颂,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其中的“献曲”、“赋颂”、“传语”就包含有今天所说的“曲艺”成分。《国语》说,天子听政,也要依赖曲艺等形式深入民间、采其风声,才能“行事不悖”。正因为曲艺被赋予这种采风功能,才使其比之艺术形式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入世至深而讽世至切,便成为了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重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前,曲艺艺术的入世讽世功能传承不歇,以相声为代表的一大批曲艺形式在歌颂新中国、新社会的同时,也对社会众生相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画,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讽刺官僚作风、直击官僚腐败的反腐作品,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马三立先生的《买猴》,这一作品马三立先生还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过。从能讽世到敢刺上,这是新中国曲艺区别于传统曲艺的一个重要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曲艺艺术的讽世刺上功能普遍被认为急剧弱化,这主要体现在曲艺艺术与影视产业高度融入,曲艺变成了热热闹闹的好玩杂耍,变成了庞大娱乐产业的一部分。

有感于曲艺讽刺功能的弱化,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了红红火火的曲艺小剧场。小剧场曲艺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曲艺从电视荧屏再度回到剧场演出,演员平地抠饼,就在观众的眼皮底下嬉笑怒骂、评点古今,让人们再度体会到了曲艺的现实斗争精神与艺术魅力。因此,小剧场演出被很多人认为是讽刺精神的回归,不仅是平头百姓对之肯定有加,更有为数不少的社会精英分子认为曲艺小剧场演出敢说敢言,抨击时弊、畅发公平,特具社会担当。

然而,曲艺讽刺功能回归的时代问题,是不是通过小剧场演出就完全解决了?似乎未必。近五六年以来,我们观察到,小剧场曲艺的这种“敢言”在慢慢的变味:不少小剧场曲艺敢于讽刺却近乎于煽动,敏于讽刺却往往罔顾人情常理。我们看到,在部分小剧场曲艺演出中,为了拉人气、造氛围,不少曲艺演出善于运用“仇恨”策略,即通过刻意恶化、丑化一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官民矛盾激起观众的义愤,进一步将“义愤”转化为剧场中台上演员振臂一呼、台下观众翕然响应的剧场效果。这似乎很令人振奋,但其实是在消费公平、娱乐反腐:观众看演出时大呼“过瘾”,演出结束各归各家。那么,这样的讽刺到底刺着了谁?这样的反腐到底是帮了谁的忙?

已故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在谈到马三立先生的相声讽刺艺术时说,“在马老的相声里,我们不觉得他在讽刺谁。他的相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温柔敦厚,这一点和新相声截然不同,新相声完全变成了打倒、批判,与其说我们现在不敢讽刺,不如说我们不会讽刺。”曲艺反腐倡廉是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万众瞩目,曲艺以其讽世传统,没有资格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但曲艺反腐仅仅“敢”言远远不够,更要“会”言、“巧”言,要从曲艺艺术规律出发,发挥曲艺反腐的独特作用。

曲艺艺术“会”反腐,关键在于紧扣“人情世故”四个字。

以“人情世故”入手写反腐,可使人们对贪腐的厌弃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马三立先生的著名作品《似曾相识的人》刻画了一个吃拿卡要、贪得无厌的官僚,这部作品妙在意在讽刺,却全无上纲上线、攻伐批判的意味,反而使人觉得熟悉贴切。看这个人:谈起社会万象来头头是道,于人情事理的拿捏恰到好处,当行贿者提出把被索要的皮鞋送到家里去时,他说:“别,别送,你进门看我墙上有个黄书包,那是我的,你放那里头去。”细加揣摩品咂,总会使人会心一笑。原因何在?在于画出了一个“活”贪官。贪官可恨,却不是外星访客,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要让人对贪官起厌弃之心,前提在于这个形象的举动言行首先要符合人情事理、真实可信。再如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的《连升三级》,这部作品也是脍炙人口的贬刺官僚之作。在《连升三级》中,从各级官僚大臣,到九千岁魏忠贤,当政者都被描画成了深谙人情世故、热衷于按照世故积习行事的角色。这些贪官尸位素餐,败坏国家纲纪确实可恨,但《连升三级》如果光喊“打倒”,估计没多少人爱听,不仅不爱听而且还会生厌。妙就妙在作品写官蠹,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他们人情世故的一面,首先使人觉得熟悉、亲切,在此前提下,对贪官之恨才是可能的。刘宝瑞先生的另一名作《珍珠翡翠白玉汤》也是如此,里边所有的人物,下至乞丐上至皇帝,不管什么身份都脱不了世俗小人物通达人情、娴于世故的特点:皇帝还想喝当年的一碗烂菜汤,瞧瞧!所以这样的作品对贪腐可恨形象的塑造就显得特别可信。除了这几部名作外,其他如冯巩、牛群的作品《领导冒号》,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及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的《这不是我的》等作品,仔细品味,实可发现:这些反腐作品所以流传,固然有敢于刺上、为人们出了一口气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情味十足、世故通达,产生了由可信而可恨的艺术感染力。

以“人情世故”写反腐,不仅予人以可信感,还能予人以对贪腐之恶新的认识。国法视野下,贪腐之恶在于违纪犯法;曲艺艺术也有自己善善恶恶的标准,但它的善善恶恶又不完全与国家纲纪完全重合,它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即是来自人情世理的标准,是朴素的伦理评判。曲艺艺术对贪腐之恶本质的揭露,不应是简单的一味去套现代法制观念,因为这样容易使曲艺讽刺变成传声筒,曲艺对腐败之恶的揭示仍然是对人情事理的反思。

仍以刘宝瑞的《连升三级》为例。这部作品好,好就好在它不是观念先行的为作品所刻画的贪官下个“有罪无罪”、“称职不称职”的定谳,整个作品中的人物被讽刺同样不是因为“有罪”或“不称职”,恰恰是因为太“世故”!九千岁魏忠贤所以对张好古的大言不惭竟然信了,原因就是“说不定这人还真是有水平,要不然不会这么肯定”。多害人的经验主义,多可怕的习惯思维!其他朝廷大员的想法则是:既是拿魏忠贤的片子进了考场,那必然是九千岁的人了,所以一路绿灯。正是太相信人情世故、不加反思的官场逻辑让张好古这么个窝囊废平步青云、连升三级,作品最后的考语是特别带劲的一句,“一群混蛋”,说得实在高明:贪腐之恶,以欲枉法是表,囿于人情世故、失去基本反思能力与价值坚守才是根,这对当前人们认识贪腐之恶不无启示意义。《珍珠翡翠白玉汤》中对众官员丑态的描写,也没有将之提升到抽象的法制层次,而是点出了正是他们的“虚荣”、“死要面子”才使得众人同享臭菜汤的闹剧上演于庙堂之上。

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的《这不是我的》是近年出现的较为优秀的反腐作品。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出色地做到了将传统相声与现代人审美方式的融合,这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在对贪腐之恶的揭示上真正做到了跳出抽象判定,而反思到人情世故的层次上。可以看出,作品在整体骨架上扣紧了腐败的几种形式,收受巨额贿赂、任人唯亲、男女关系等,问题在于,这些贪腐形式每一样都是不可笑的!这可如何是好?作品将对贪腐之恶的追究巧妙地避开了这个线索,而落实到了主人公的人情心理之上:欲盖弥彰,揣着明白装糊涂,概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我的”!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心理人人有之,不独贪官。关键在于正是顺着这种众人皆有的心理,作品中的贪官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这就不仅仅是在为贪官写判词,更是向下在人性极深处、社会极深处追究到了贪腐之恶的根源,实在是好。

曲艺反腐,切忌树旗杆、喊口号。喊口号的曲艺反腐不仅导致作品空洞,更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无法取信人的曲艺反腐将使人质疑反腐的动机,怀疑反腐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在社会舆论上为反腐倡廉起了反作用。立足人情世故,顺着曲艺艺术自有的艺术规律,在人情世界中塑造形象,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可信的。顺着人情世故来写,但又不是沉陷到人情世故的泥淖中为庸人哲学与市侩思想唱赞歌,而是要引导人们入乎人情世故又出乎人情世故,看到人情之陷溺与世故之僵化。比如马三立《似曾相识的人》中的某领导问请他办事之人,“甲:性别?乙:这你还看不出?甲:嗯,看不出来。……”如此荒谬的不辨男女看上去不可思议,但细细品味又觉得合理合情,为什么呢?盖因此领导思考与办事的逻辑全是顺着人情世故的惯性,惯性大了,连男女都分不清了。细细一想,觉得真是可乐。可乐之后呢,免不了对这样陷溺人情连基本判断力都失去的人的厌弃。从人情世故之局限的反思中揭示贪腐之恶的本质,这就使作品可信,由此可信而可乐,可信可乐才使人们对贪腐的厌弃是饱满真诚的。信得笃实,乐得由衷,恨得真诚,这才能使人在欣赏曲艺作品时心胸坦荡、亲切自然,感觉出了一口恶气的同时也对自己身上的人情世故之短有了新的认识,体验至此,没有不开心的,这种开心真是我们能笑出来的原因。

听着可信,细想可乐,再想可恨,这应是曲艺反腐作品的理想效果,从反腐倡廉的社会效果而言,达到这样理想境界的作品甚至比将官腐诉之于法律层面、从国家纲纪的层面示之以雷霆之威效果更好。反腐倡廉,在社会舆论营造方面,仅仅唤起民众对官蠹的“恨”是不够的,甚至是片面而危险的。老百姓“恨”贪官,让这种“恨”充分表达出来,固然可以营造贪官过街、人人喊打的道德氛围,但民众之“恨”是柄双刃剑,它极容易膨大为对整个权力体制的非理性的“恨”。因此,反腐倡廉的舆论营造,首要之义要让老百姓觉得恨的有“理”!官腐之恶,可恨之“理”在哪里?对老百姓而言,说贪官污吏犯了国法党纪,人人必会点头称是,但总觉抽象,真正让他们感同身受的是产生于人伦人情中的评判:是一个做官的没有本着为人的良心去为官,是一个糊涂蛋陷溺于人情世俗而昏聩失察!因此,反腐倡廉的舆论营造除示之以纲纪国法外,更应当顺着老百姓对官腐的认识逻辑去用力。就像优秀的反腐曲艺作品那样,于世间伦理上着眼,在人情世故上画像,引导大众在真实可信的形象中呈现官蠹之众熟于人情又溺于人情的种种丑态,反思他们怎样以人情陷溺之忽微终致国家社会之大祸,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又对这种“糊涂”人生产生深深的厌弃。这样的反腐教化,对老百姓大众而言,才能真正入耳入心、感同身受;这样的反腐宣传,才能使老百姓对反腐倡廉产生积极健康的情感认同。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责任编辑/朱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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