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阎肃老师1992年末相识于沈阳。
那一年东北三省电视台联合举办春节晚会，特邀大名鼎鼎的黄一鹤担任总导演。通过著名相声艺术家金炳昶先生的推荐，黄一鹤导演大胆启用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为晚会创作相声。我也很争气，创作出了相声《八字迷》。没想到这段相声那一年同时登陆东北三省的春节联欢晚会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拿了一系列的大奖，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阎肃老师那年被黄一鹤导演请来担任撰稿，就这样，我们在剧组里相识了。记得有一次吃饭时，阎肃老师还开玩笑说：“你们辽宁就是有人，随便找一个业余作者，就能写出一流的相声作品”。
《八字迷》的成功让我在圈内火了起来，那些年频频受邀，连续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综艺晚会的创作，因此和阎肃老师越走越近，以至于成为了忘年交。在剧组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阎公。
有一次，我和阎公聊天。我说：“阎公，其实咱俩的渊源，还要追溯到更远，我和你之间曾发生过一段间接的故事。”他说：“怎么回事？”于是，我向阎公讲述了一件往事。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1977年，当时，我在丹东市食品公司工作。那年月，电视还未走进家庭，收音机是百姓家庭唯一的娱乐工具。我因酷爱文艺，每晚都收听电台的文艺节目。一天，收音机里播送空政歌剧团恢复上演歌剧《江姐》的实况录音，令我激动不已。我一直听到深夜，始终沉浸在艺术氛围中。不料，听到结尾处却使我大吃一惊。就在江姐告别难友，大义凛然走向刑场时，双枪老太婆突然率华蓥山游击队从天而降，消灭了敌人，救出了江姐，全剧在江姐和战友们共同欢庆胜利的时刻结束。听到这里，我简直懵了，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处理。艺术作品可以虚构，这个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江姐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她是革命烈士，其壮烈牺牲的事迹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样的人物怎么能把她改活了呢？这样的创作是不是太不严肃了？第二天到了单位，我和同事们说起了这件事。当时有一位也喜欢艺术的老同志说，听说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改的，因为当年毛主席看了《江姐》后，心情不好，指示让江姐不死，和我们一起建设新中国。我说这不可能吧，我这人比较较真，加上年轻气盛，回家后就写了一封信，直抒我的观点，强烈反对这样的改法。当时播出作品，并不说明作者，我也不知道有个阎肃，只知道这出戏是空政歌剧团演出的，于是，将信寄给了空政歌剧团。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空政歌剧团寄来的厚厚一件信函，打开一看，是歌剧《江姐》的剧本和全剧的音乐总谱，此外，未见一字的回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写信是要讨个说法的，为什么光寄剧本不答复？难道是让我好好学习一下剧本？难道多读几遍就能理解？可我越读剧本越想不通，反倒上来了犟脾气，于是，又给空政歌剧团写了第二封信，再次重申了我的观点，强烈要求将戏的结尾改过来。这封信寄出后，我再未收到回函。两年后，这部戏拍成了电影，我闻讯后特意赶去观看，这回的结尾终于尊重了历史，以江姐的凛然就义结束了全剧。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创作过程呢？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未能寻找到答案。
后来，我知道了《江姐》的作者是阎肃，但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他坐在一起聊这段往事。
和阎肃老师在春晚剧组留影阎公听罢，先是哈哈一笑，然后缓缓道来。
阎公说，《江姐》于1963年创作完成，当时的结尾本来就是以江姐就义告终的。后来，毛主席看了演出，流下了眼泪，但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有一个周末，中南海里举办舞会，当毛主席和一位女演员跳舞时，得知她是空政歌剧团的，对她说，你们演出的《江姐》我看了，不错。江姐的牺牲，太可惜了，她如果不死，和我们一道建设新中国该多好哇！这本来是毛主席缅怀革命先烈的一种情感表达，并不是在作什么指示。当时，谁都没太在意。几天后，那位女演员和同事唠嗑时，说起了此事。不料，此事传到了团里某领导的耳中，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立即上报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找来那位女演员予以核实后，便确定了这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于是，召来了阎肃，令他立即修改剧本，让江姐活下来。阎肃当时也懵了，江姐是烈士，把她改活了，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你让她活，观众也不信哪。但是，他是军人，又无法违抗军令。何况，那时正值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年代，他又有什么法子？无奈，只好违心地修改了剧本，就这样，早已牺牲了的江姐，又在阎肃的笔下极其荒诞地活了下来。但修改后的剧本没怎么上演，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阎肃和《江姐》一道被打入冷宫。
“文革”结束后，1977年，文艺复苏，《江姐》得以恢复演出。按阎肃的本意，是要尊重历史，按最初的剧本上演。但那时“左”的影响还十分严重，阎肃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于是，重新上演的《江姐》就成了我前面说过的那个样子。阎公说，“《江姐》复演后，团里接到一些来信，但都没让我看，有专人处理。持你观点的人还有不少，但都没有给以答复，也确实没法答复，怎么说呀？你还不错，不管怎么人家还给你寄了剧本和总谱。后来拍电影时，形势好转了，结尾才终于恢复过来了。”我说，“这事可真够荒唐的。”阎公说，“你不知道，还有一件荒唐事。文革期间，我正蹲‘牛棚’呢，突然有一天，文化部来人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断了跟外界的联系。干什么呢？原来是让我参加《红灯记》的修改，也是要把李玉和给改活了。这比改《江姐》还难，因为江姐的死与活，不管合理不合理，只是一个结尾的处理，对前面的戏影响不是很大。而《红灯记》不是这样，它的主题是革命的后代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前半部分戏已经对李玉和的牺牲作了充分的铺垫，而且李玉和牺牲后，情节仍然在发展，戏的份量依然很重。如果把李玉和改活了，后面的戏不能演了，前面的戏也很成问题，即使改出来，这出戏也肯定是面目皆非了。几个人折腾一气，实在弄不出让人满意的东西。再加上当时《红灯记》已经是影响很大的样板戏了，真的改得不伦不类恐也没什么好结果。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那次和阎公的聊天，不仅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也让我对那个荒唐年代有了更深的认识。
（责任编辑/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