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论学丛札》与徽州绩溪金紫胡氏家族的关系最相密切。这倒不仅因为赵氏通书的对象胡培系就是胡氏家族中的重要学术人物，更鉴于信中所涉人事亦多关乎胡氏家族及其学术。丛札提到的各色人名、字号数十上百计，而胡氏族人及其关系密切者，不下十数。丛札述及学问之事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并数商议编纂《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一事最占篇幅，而《续记》拟收之汉学家亦首推胡氏族人为多。在丛札第一册第五通里，赵之谦告知胡培系：“《续记》人不下六十，而君家为大宗，其盛甲一代矣。”在第一册第七通更明确说《绩记》中“君家傅共七人”。此外，丛札还多处提到胡培翚经学名著《仪礼正义》刻版的刷印问题，以及他与胡氏族人的过从往来之迹。因此，了解绩溪金紫胡氏家学渊源及其与赵之谦的学术因缘，应对研究这批珍贵手札的学术价值有一定的助益。
绩溪金紫胡氏家族，在清代经学史上灼然有大成就，赫然有大名声。俞樾替胡培翚撰《胡少师年谱》作序，称徽州学术源远流长，“至国朝而言，经学者必推绩溪之胡与婺源之江、休宁之戴，并为海内所宗仰”。俞曲园先生以戴震（1724—1777）、江永（1681—1762）之学术地位而与之比肩，评价不可谓不高。然则相较三家学术，论个人成就，绩溪胡氏诸贤似犹不及休宁戴东原，但不必不如婺源江慎修；若以家学“集团优势”而言，则绩溪之胡速胜婺源之江、休宁之戴。胡氏家学乃自成一派，《清儒学案》即以朴斋先生胡匡衷为案主，设《朴斋学案》推介胡氏家学渊源，共收录胡匡衷及匡宪、秉虔、培翚、培系、绍动、绍煐、澍等八人学行，并附胡门弟子杨大堉、汪士铎二人于后。学案小序之评论，尤重胡氏家学之盛，曰：“朴斋实事求是，以经证经，遂开家学。傅及竹邨，益以邃密，《仪礼正义》允为集成之书。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斐然有述，作者无虑十人。海内论学家之盛，于鄞县万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而外，绩溪胡氏实为后劲。”读者欲了解胡氏家学渊源，《朴斋学案》自可作入门之检，唯赵之谦《论学丛札》涉及的胡氏家学人物已溢出学案所载。故本文将重在介绍绩溪胡氏“朴斋”一族有关人物的世系、《朴斋学案》未载的胡氏学人、胡氏家学的传承关节，以及与赵之谦学术观点有联系的胡氏家学某些特点。
[清]赵之谦行书信札纸本崇本堂藏释文：三月间由京都阜康寄天津（在针市街）阜康帽盝一个，内帽两顶，又扇匣一个，内雕翎扇一柄，请阜康送津海运局，交总办朱大人收。即寄杭州许益斋，此系益斋临送行时写条与我，非我冒入而无故惹朱大人也。及两信寄出，海运局中竟不给回片一个，收条一纸，本已奇极。后兄信来，言益斋催寄帽扇，更奇。今日接益斋信，又云并未收到，又云寄津两信皆不复，真不但奇而且怪矣。大人虽大，亦不过四金刚而止，并不能如西湖之大佛头也。何苦作此等可笑伎俩。如以我为冒昧，则请其写信责备许益斋可耳，与我无干。兹将益斋原信一帋，又益斋开来条子一纸，请吾兄转呈朱大人一看，以明非我之罪，无须此等欺人。益斋托我都中买物事，仅付洋弍拾元，我一垫又十数两，而大宗在雕扇上。若此二种推做不知，则我不惟垫款无着，又须赔钱与益斋。弟不能做海运总办，无瞒心昧己之钱可用，又非保举过台，无架子可摆，请兄思之，应发脾气乎？不应发脾气乎？询阜康，云此件交与朱大人之帐房某君，如彼推不知，则请往阜康一行，问个下落（如走不动，坐轿亦可，将来到京，弟必听还），再查此海运局门口爪牙有无干没情事。总之，此事差在益斋，彼自以为粮过幕友可以哄动委员，而不知朱大人之视如无物也。益斋原条千万上呈朱大人一看，如以我为冒昧，不妨将原物打回京中。彼以道台欺我尚早佷也。我一时糊涂，妄认此人为人，以致有此大谬，实属自己错，但阁下亦不可不发一言也。伯迟仁兄。弟之谦顿首。五月十八日灯下。钤印：崇本堂（朱）张氏藏札（朱）古徽州乃大族聚居之地，其中绩溪一县的胡姓宗族，即因始迁祖各自不同而分为“金紫胡”“明经胡”“尚书胡”三大系别。据金紫胡氏宗谱记载，该宗族的“迁徽始祖”是胡宓。宓原籍青州濮阳县板桥村，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生，僖宗时以武功拜散骑常侍，掌节新安，后值黄巢之变，始家歙城乌聊山下，后唐时卒，葬绩溪西门外。宓子沼，因守父墓祠，遂迁居绩溪。宓七世孙舜陟，字汝明，北宋大观年（1107—1110）进士，官监察御史、侍御史，南宋初除集英殿修撰，封爵绩溪开国男、新安伯、金紫光禄大夫，家族由此荣赫，故以“金紫”名其门楣。舜陟子仔，字元任，官至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后卜居湖州，自号苕溪渔隐，以著《苕溪渔隐丛话》而负声名。仔子光祖，复还居绩邑。及至元、明两朝数百年间，金紫胡氏后裔除了明代胡思伸（1552—1624）小有名声外，无论事功还是治学都不曾出过有影响的人物。这种情况直至清初才获改观。
胡氏家学之“中兴”从宓公第二十八世孙胡廷玑开始，也即《论学丛札》第一册第三通提到的“瑜公先生”，瑜公是廷玑的表字。胡廷玑生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与康熙帝同庚，雍正八年（1730）殁，拔贡生，候补知县，著《周易臆见》《五经解随笔》，尝游学京师，名公卿交相称许，然其不乐仕进而归乡，以所学教后人。廷玑生有三子：长子武承公清烈早逝，仲子梅溪公清焘，季子思平公清焣。清焘生子匡衷，匡衷生子秉钦，以《仪礼正义》名世的胡培翚即秉钦之子，匡衷之孙。培翚还有位兄弟名培翼。培翼之子名肇智，字季临，拔贡生，官拜吏部左侍郎，即丛札第二册第四通提到的“君家侍郎”、第二册第七通中的“季临侍郎”。再说清焣一房。清焣有子名匡宪，字懋中，号绳轩，邑廪生，敕封承德郎、刑部山西主事，赠朝议大夫，乾隆八年（1743）生，嘉庆七年（1802）殁。匡宪生二子：秉虔、秉元。长子秉虔，字伯敬，号敬亭，又号春乔，乾隆三十四年（1769）生，嘉庆四年（1799）会试第十五名进士，官至甘肃河州知州，丹噶尔同知，道光十二年（1832）殁于官所。秉虔生子名培孝。培孝之子名肇昕，丛札第一册第五通云“窃晓庭按语者何人”，第一册第七通云“筱汀遗书寄来否”即是，晓庭是其字，筱汀乃其号，邑优廪生，嘉庆十八年（1813）生，咸丰十一年（1861）殁。次子秉元，字仲吉，号云林，国学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生，道光间殁。丛札第一册第三通有“求寄示云林君行略”，第五通有“云林先生（专传）弟子籍求录示”之语。云林公生有三子，长子培系，一名桂林，字子继，号霞坞，由邑优廪贡生补授宁国府训导，道光二年（1822）生，光绪十四年（1888）殁。丛札第一册第七通曾提到“子谦”“子书”二人，则是胡培系的兄弟。二弟子谦，名培受，邑庠生，道光间生，咸丰十一年（1861）殁于难。三弟子书，名培字，悄生，道光十年（1830）生，咸丰十年（1860）殁。
[清]赵之谦行书信札纸本崇本堂藏释文：粤中学者能问冯君最好，弟所知者，不过数人：一为陈观楼（王石曜先生亟称之），一为吴兰，一为曾钊（字勉士），一即桂君文灿。今得兄书，又知其弟（陈观楼有淮南子考证，似老都中买得之，弟为觅来者，即其人也），望一一问之。此外有人，亦望乞其开示。张皋闻先生仪礼图都中尚可觅得，惟价极贵（书二本非四金不可），弟曾见初印本，近为沈均初所得。令华先生即陈诗庭之字，其书未刻。李申耆先生传、姑徐图、魏氏经学书叙说如在箧中，祈嘱虎侄录以示之。杨蕉隐在此当委，其人已老矣（询以阳武老辈，不甚了了。其自述国风升降考一书，殊不能信，以其取今俗乐工四尺上填谱古音也），颇健忘，前来此谈易竟日，与鄙见甚不合，唯唯而已。此亦诗翁一流，非学人也。此外，赵之谦《论学丛札》提到的“文甫”“枕泉”“甘伯”等名字，也是胡氏族人，但非出瑜公一派。文甫是胡绍勋的表字，其号让泉。枕泉是胡绍煐的表字，一字药汀。甘伯是胡澍的表字，一字荄甫，号石生。此三人学行均见载《朴斋学案》，也是绩溪金紫胡氏学家一派的学者。
绩溪金紫胡氏家学绵延有绪，俊彦辈出，卓然成派。其间除朴斋先生胡匡衷有“遂开家学”之功外，还有几位在家学传承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首先当然是家学“中兴”之祖胡延玑。正由于他不乐仕进，归而以所学教后人，才会有家族子弟习经业儒，蔚然成风的局面，才会形成“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斐然有述”的传统。所以，虽然《清儒学案》首举匡衷而以“朴斋”名其学，但胡氏后裔与胡门弟子都不约而同地追溯瑜公为其家学隆兴之源。如胡培翚撰《匡宪公行状》即指出：“吾家学至瑜公公而益显，梅溪公、思平公承父志，力学著书，益振励之。故其后人人皆思自奋于儒术，以诗书为世业。”汪士铎撰《培翚公墓志铭》也说：“先生自高祖以来，世传经术，道崇位卑。”
另一位是胡匡宪。绳轩先生幼承庭训，年二十而孤，奋然自励，于紫阳山家塾苦读数年，尽通诸经，著有《毛诗集释》《绳轩读经记》《读史随笔》《石经详考》等。他对胡氏家学“链”的功绩不仅在于培养了秉虔、秉元二位儿子，还带教出在礼学研究上大有建树的从孙胡培翚。培翚少承乃祖朴斋公家学，然年十三即转而受业于从祖绳轩公。胡培系撰《培翚公事状》说：“绳轩公教人以治经为本，严而有法。公益自奋励，于诸经已得其要领。”当然，竹邨先生学业大成还在于他的转益多师，《事状》说培翚公“后又师事同郡汪孝婴莱、凌次仲延堪两先生，会试出高邮王文简公引之门，故渊源至粹。”但其学业之奠基毕竟是在叔祖绳轩公手中。
再有就是胡培翚，《朴斋学案》八位传主中的四位同他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他们是胡绍勋、胡绍煐、汪士铎和胡培系。据胡昌丰撰《绍勋公事略》说，绍勋公与枕泉“公同受业于族兄竹邨先生，先生教以各治一经，互相宣究”。又说“江宁汪梅邨先生士铎与公同出竹邨先生之门”。可知此三人都是胡培翚的及门弟子。胡培系是胡培翚的徒弟，两人同辈分，年龄却几乎相差一代。兄弟俩虽无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但在培系心中，培翚就是自己的“问学之师”。此由胡培系亲笔撰写的《培翚公事状》为证：“公与培系同高祖，少先君一岁，与先君少同学长同志，凡著一书，筹一事，必就质于先君。癸卯先君捐馆，公哭之恸，尝谓培系曰：‘吾家老成凋谢，读书种子惟吾弟与肇昕矣。弟必勉之。’培系年甫逾冠，遽遭孤遗，与两弟负籍紫阳，每自馆中归，晚间辄就公问难经义，举治经之涂径，以及持躬接物之大要，言无不尽，恒至漏三下不止。虽未尝及公之门，然生平一知半解皆自公启之，则固心师之矣。”胡培翚不但在家族馆塾中教授子弟，而且数度出掌江南著名书院，传扬胡氏经术，学泽广被天下。汪士铎撰《培翚公墓志铭》说：“先生自高祖以来，世传经术，道崇位卑。先生虽从政农部，而奸蠹布濩，未竟厥施。名臣硕辅，延主皋比，钟山、惜荫，士饫其教。讲舍百数十人，服膺归仁，拳拳弗忘。士铎不才，亦蒙揃拂，盖门无弃材焉。”胡竹邨先生高足汪士铎，就是赵之谦在丛札中几番提出欲培系推荐从学受业的汪梅邨。如丛札第一册第二通曰：“前见兄书，述汪梅邨先生尚在江宁，必求兄为我作书达硕学之意。此时在远方，当依太原事南雷故事，遥执弟子之仪。秋间南归，能一至江宁，即叩首门下。此事关系终身，求一引进，没世感戴。”又第一册第五通曰：“汪梅邨先生（记是庚子举人），弟欲附门墙者也（前有书求达愚忱矣）。其著作及踪踪略述之，当附竹邨先生后。”因此可以说，赵之谦的“问学路向”，因由师从汪梅邨先生之心，而与绩溪金紫胡氏家学发生了较为直接的关系。而这层关系还可以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的“问学往复之语”中找到印证。绩溪金紫胡氏家学特点，非此小文能说尽。《朴斋学案》小序乃以“实事求是，以经证经”一语概而括之，兹仅别自拈出其能与赵之谦丛札“问学之语”相比照应和者，试为之说。
《朴斋学案》在评论胡秉虔学术时这样说：“先生之学，虽守汉儒家法，而于宋儒之是者，又未尝不并取之，以视世之说经者确守门户之见、不许一语出入于宋人者不同。”就是认为他虽然属于汉学家阵营，却并不绝对排斥宋学，准确些说是不绝对排斥朱子学说。守汉儒家法的胡氏学人皆以小学为问学途径。如《匡宪公行状》说他“每叹唐宋以来不明古人字借声转之理，解经每多隔阂。”《秉虔公行略》谓其“博通经史，实事求是，而于小学，用功最深，公余之暇，专心撰述，辄至漏三四下始寝，晚岁研求古韵，自谓有深得。”《绍勋公事略》称之“精研小学，实事求是，示人读书当从声音训诂始，以为读书不通声音训诂，比之瞽者议色，聋者论声，终无当也”。但他们都不是囿于训诂考证、不关经旨义理的“绝对经验主义者”。而这一特点在匡宪、秉虔、绍勋之先祖，就已见端倪。如匡宪之祖廷玑以为：“朱子本于程子、邵子，依古经作《本义》，盖审之精矣。
然易与天地准，理致精微，蕴涵广大，原非泥于一人一事之故。”故所著《周易臆见》，即旨在与先贤商榷，探求易理真义。秉虔之祖清焣著《四书注说参证》，亦在阐释义理，自序曰：“余极尊信朱子，且其尊信较他人更精，较他人更切，然其意有所见或与朱子不同，不欲锢没，故为参证以质之。”姚文田序特别指出此书参证辨释之要在于性情、理欲之辨：“《四书注说参证》一书，不务立异而背先儒，亦不肯苟同而失经意，期于推阐道原，补苴罅漏，旬可为朱子功臣。而其齗齗置辨者，则尤在‘性’‘情’二字。谓经无以性属理，以情属欲之文。因举《孟子》所言为证，更足证汉儒以来诠解之误。”众所周知，“情欲”是否与“天理”对立，正是清学与宋明理学在儒学义理上的一大辩点。可见在胡氏经学系统中，不仅有汉儒制数之学，也有宋儒义理之学。
乍读赵之谦《论学丛札》，给人一个印象是，他对当时心学复起的强烈反感和忧虑，以及其“反理学”的立场。如丛札第一册第五通说：“台州人，虽勤学而见解多陋，此宋人讲学地，其毒深入人心，故盗贼极多而所作皆可笑，儒亦同之。”第二册第三通说：“近年又有勋臣倡立理学，改‘赤城书院’为‘正学’。”“其人（倡理学之人也）笔下别字极多，虚字不通。而动辄谈文谈学，自以为是，胆大无耻，莫此为甚。若辈业已散布天地，我等急宜自藏矣。”又第一册第二通说：“数年来心学之说复起，愚者既奉为准的，死守成规。智者得以饰非拒谏，亦转相附和，恐从此读书种子绝矣。幸有后死者，此记不可不续。”可见其编撰《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的目的，即在持之与心学复起的时潮相抗。但倘若因此以为赵之谦绝对排斥宋学，就会有失偏颇。且看丛札第三册第三通曰：“弟少事汉学，十岁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今复为汉学。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朱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又第一册第二通说：“然天下学问皆出一原，余学无所得，而徒求文字，羊质虎皮，不值一噱。弟所以欲受业于汪师者，以此。且近年来余学渐有解识，文字亦渐能沉着，可见作好文字当先读书。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读书，且其师法全在‘避实击虚’四字，则不能不为心学，否则处处隔碍。其所为心学，又不过借作门面，以为抵当众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此派盛行天下，遂多陋儒，陋儒多，天下遂多名士。故弟于众称名士者，即避而不敢见。此间又多诗人，名士支流，是万是一，总以‘笃信程朱’四字为圣贤招牌，沿街叫买。实不料宋儒造何冤孽，竟为若辈趋奉卖弄，出多少丑态、多少笑话，可恨可恨！”由此可见，赵之谦既反对“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以“考据求义理”是他的学术理念，“多读书、明道理”是他的问学路向。而由此亦可发见。赵之谦与胡培系频繁通信，往复问学，并非没有学统上的内在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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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赵之谦行书信札纸本崇本堂藏释文：子继兄长如见。前书已奉到。钱氏艺文志俟西老归来再寄亦可。西老闻有宣平之信，此大累缺，万不可往，但愿无此事也。楹帖书就奉去，堂额中一字，弟家讳不敢迳书，留俟当世有学行者。弟日夕求之矣。外奕。弟试草三本，祈与荄兄、西老二分，而以一呈教，自难后家中好事此为第一。惟渠去年大受县官之辱，故评尾及之。衰门薄祚，有此尚为深幸，不欲以己之儒冠误身例之也。伏承曼福。谦顿首。钤印：半醒生（朱）张氏藏札（朱）
[清]赵之谦行书信札纸本崇本堂藏释文：毛清士，名际盛，生甫先生之父。生甫，名岳生，有集，撰说文述谊二卷（弟有其书），又通谊（新坿）未得，其履历不知。王宗涑（甲辰举人，王映江字，永伯之弟），亦嘉定人，校刻述谊者，颇精小学。葛铁生先生小尔疋疏证卷数可查示否，已附亮甫先生后，其子名□□，亦乞示之。弟忘之矣。陈小莲（己未进士，陈令华先生长子也），祁相国曾为弟详言之，并示所作，祁大夫字说亦附亮甫先生后，并录其文纪年，存真卷数，求示。旌德吕氏周礼补注，弟与荄甫皆有之，间有可采。续记搜南北人颇得五六，惟粤东诸老辈如吴曾诸君竟不可得闻。桂君文灿，弟入都时渠已行矣，并未抄其经学丛书之目为憾。如有粤人识者，求留意。张皋文有读仪礼记，丁俭卿有仪礼周礼释注，弟均有其书。未知见过否。又群书治要内引书多异文，其第八卷引周礼，此书不易得，而弟所有止五卷，可留意访之。今日见阳湖杨县丞晋藩，问申耆先生家，云其子不肖，父书尽弃之矣。弟求蒋丹棱所撰年谱不可得，魏默深集中传曾录出否？包慎伯所撰传不及其学，无足取也。葛民丈处询先辈轶事，不能对，求其书畐，想忙甚懒甚，其学有弊坐此。戴子高有书来问安，且云庄珍艺遗书，江宁无买处，此书弟架上有之，都中颇多，价亦廉，俟弟入都为之买一部可耳，见时望告之。渠名坿龚定先生记末矣，所著书目不能全载，以古文原始之类，微有不合弟见故也。龚集中有为竹邨先生文集序，宜录入，家藏录端木太寉易学，非汉非宋，竟不敢记入，并不知解。萧山王畹香抚军，著书颇多而未见，晚闻先生甚有名，而不知所着何书。兄知之乎？春乔先生传已定。古韵论未钞则不必钞。仪礼正义中引读经记须再检寻，全载具可。杨君袭篠汀说，不必举其证，可无钞。此书必王生之遗忘也，祈遣人至崇文书院内问之。周书集训有无取来，已有信驿递矣。余事已条复于别纸，孙欢伯不知归杭州否？渠乞弟为其先德写墓石而不买纸来，甚待也。乞嘱西弟于见时告之。子继大兄。弟谦顿首。钤印：半醒生（朱）张氏藏札（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