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押大多破真从草，取其便于书记，且难于模仿。北宋黄伯思认为唐人及宋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上表章也是如此。但到了他的时代，花押开始用于檄移公文，甚至不书自己的名字，而是别作形模，他认为不合于古法。北宋人的花押，今日虽难得一见，不过在宋人的记载中：李建中不唯以书名，他的纸尾花押，笔力亦自不凡；欧阳修与门人书札，外封多用花押；米芾给儿子米友仁的家书，花押常常有两种样子；黄庭坚的尺牍，题名“坚”字时作三字形；蔡襄的署款也常类花押之状。这些花押虽是文人细事，亦可见弄笔成妍的妙处。
唯独王安石的押字，一直遭到人们的非议。有人说他押“石”字，初横一画，右引脚中为一圈。他性子急，作圈时常不圆，往往窝溢收横，圈又多带过，就有人议论他的花押是个“歹”字。王安石听说之后，开始加意作圈。作圈不圆时，便以墨涂去，旁别作一圈，其目的无疑是要矫正物议。
使用花押的风气在南宋时似渐消歇，盖不署名有轻视之嫌。杨万里跋《薛谏议曾都官帖》云：“薛谏议曾都官与亲戚少者书，前署名而后花押，使施之今之后生，怒骂不置矣。”事实上，前人书状简尺多用押字，并非出于自大或是相轻，而是从简省以代名，不过时人不复识，见押字便怒。南宋周密也曾记载，在前朝，不仅朝廷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前辈简帖亦止是前面书名，其后押字，即使名刺也是如此。前书姓某起居，其后亦用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乃一百百余年间的事。
虽说有自大轻人之嫌，但花押从未真正消失过。即以明代而论，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皆有可资讨论者。郎瑛《七修类稿》有押字一条，他记载明人花押有时用字，有时用名，但上下多用一画，取地平天成之意，这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同时指出，“凡释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画字三日，以验异时文移之真伪，故京都有卖花字者，随人意欲，必有宛转藏顿，苟知所本，则当以名，庶不乖古义云。”可见他是主张押名不押字的。
关于明人花押，在小说中所见极多，如《古今小说》《拍案惊奇》之类，无论分家析产、土地契约，或是婚约遗嘱，例有立约人与中间人的花押。在民间，花押无疑与印章一样，有着防伪的功用。值得留意的是，明代苏州文人的一些花押，也伴随着家书与契约流传了下来。
押记的目的既是防止作伪，其设计往往颇有匠心。文徵明《家书》时用“徵明”合体花押，左密右疏，看起来既像徵，又像明。如翁万戈先生藏文徵明书札卷，书于嘉靖二年（1523）春夏之间，其时文徵明因李充嗣荐，应贡入京，这些书札就是北征途中及入京后生活境况的写照。除了第一通是写给夫人吴氏的，其余八通均寄二子文彭与文嘉。从这批手札中可以了解文徵明应贡途中及供职翰林院初期的生活、心理以及官场生活中的各种人情。他的外孙姚希孟在卷后有一跋，称此卷乃“千金家报，亦千里程图”，可谓的评。无论是在信的末尾，还是外封，文徵明都使用了花押，率笔写就，同时也富于装饰性。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家书数封，书于1525年至1526年间，其中谈到嘉靖丙戌年（1526）的科举，袁袠在二甲，而王守卷子最好，拟在首选，不意搬乱，二甲亦未得，真是命运不济。在信中文氏也一再表露希望及早告归之意。这几封信也都不署名，用花押。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无锡博物馆所藏文彭《与文肇祉札》，书于文肇祉就选上林苑录事以后，押一“彭”字，在外形与趣味上与“徵明”颇为一致。此外，祝允明的花押见于美国宝蒙堂所藏祝氏写给儿子祝续的家书，亦是“允明”二字横向合体，且花押上下各有一横画，符合郎瑛对明人花押的观察。另一封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人书札系名祝允明，当是花押下有残印“允□”字样误导了整理者。信中提及“苏州祝宅平安家书，烦顺带送崇安街内收”，可知必不出祝允明手笔。花押类于草书的“谨”字，上下亦各有一横画，但难以判断何人所书。
除了家书，王宠与文彭的票券也是了解明人花押的好材料。嘉靖七年（1528）王宠向袁褒借银五十两，或充当年应南京乡试之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王宠借券云：“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寿承作中，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纳还，不致有负。恐后无凭，书此为证。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寿承（押）。”后有归昌世、赵宧光、文柟、朱筠、翁方纲等数十人题跋（诗），一张文人的借券成为后人眼中的风雅之物。这张借券的最后有立票人王履吉及作中人文寿承的签名，同时各押其名“宠”与“彭”。文彭的花押与他的家书中一般无异，王宠的花押则夸张了宝盖及龙的右钩，其余部分则密匝不透风，虽非草书，却草意浓郁，也显得收放自如。上下各加一横画，一远一近，再次强化了花押的疏密反差。借助强烈的粗细与空间对比来强调其独特性，是吴门文人花押的重要特点。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亦藏一文彭票据，云：“文寿承收到陈处《赤壁赋》价银一百两正，余物票一纸、欠票一纸，共淬银一百两，俟京中书到，即将物来取票，是实耳。嘉靖庚申（1560）四月廿八日票。文彭（押）。见票人李太华。”此时距文徵明刚刚下世不到一年，信中提到的《赤壁赋》很可能是文家所藏苏轼墨迹，此时文彭以一百两银子变卖，同时变卖的还有其他物品，他先期支取了淬银一百两，稍后将以物品来消票。这份票据应该一式两份，陈处称“票”，文彭则称“欠票”。在这份票据上，文彭没有署名，只用花押，而见票人李太华则署名，未用花押，可见当日的契约签署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花押在明代文人生活中使用应该相当频繁，只不过流传到今天的文人家书与契约已经是吉光片羽，所以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即使是少量传世的墨迹，却能帮助我们认知花押在明代的使用情况，并从中领略其设计与书写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