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铁画气不画形

苦铁是吴俊的号，就如昌硕是吴俊的字一样。然而，“昌硕”比起“苦铁”来，不仅字义好，而且气局也大。因此，昌硕也就成了他自己以及后人称呼用得最多的字。他另外的别号，比如缶庐、老缶用得也比“苦铁”要多，原因也和我上面说得差不多。但是，我还是想从“苦铁”“画气”等方面来谈谈我眼中的吴昌硕。

“苦铁画气不画形”一句，出自《缶庐别存·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此前也有人用“苦铁画气不画形”为题，评述他们眼中的吴昌硕。但是，他们的文章都聚焦在“画气不画形”。至于，“苦铁”二字，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忽略”当然和个人的写作侧重点有关，但也不排除知识储备上的某种空缺。一定程度上说，若无“苦铁”这个号，吴昌硕的“画气不画形”不是不行，而是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么沉雄与厚重。

吴昌硕中年和晚年，断断续续刻了很多方“苦铁”，但不是一直用在其书画中，而是偶尔用之。翻阅他的作品，以“苦铁”二字为内容的印，每过一段时间，就又会见到。偶一用之，却常常忆起，这内在的深意，除却弗洛伊德、荣格们的潜意识，是否还有我们自身文化中的深层意味？

谈这个问题前，我先拐个弯。人类学家克罗伯曾经有个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克罗伯本人如何思考这一问题，不得而知。但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在称为海派的画家群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群天才：虚谷（1823－1896）、赵之谦（1829－1884）、蒲华（1839－1911）、任伯年（1840－1896）、吴昌硕（1844－1927）。在这个天才集群中，我突然想到一句古语：“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然而，这句话，只适宜天资有欠的“蓬”。如果都是大树的基因，那结局便是相互辉映，竞相出彩。这便是我所理解的“天才为什么总是成群地来”的原因所在。

在“成群的天才中”，吴昌硕又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吴昌硕曾题有一跋：“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箫鱼脱筌。”若风遇萧，如鱼脱筌的吴昌硕，也的确从名手如林的“海派”画家群中脱颖而出。在诗、书、画、印四个方面，吴昌硕都可树旗。因此，当我们谈论吴昌硕的艺术地位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谈论他哪个方面的成就。比如是谈他的书法，还是谈他的篆刻？

本文主要谈论他的绘画。他在书法、诗歌、篆刻方面的成就只能留作他篇了。

谈论海派离不开吴昌硕，谈论吴昌硕也离不开海派。继虚谷、赵之谦、蒲华、任伯年之后，吴昌硕把海派绘画推向了中国绘画史的新高度。吴昌硕把海派绘画的哪个方面推向了新高度？论人物画甚至技法的全面性，他不如任伯年。论山水画，不仅吴昌硕，即就整个海派来说，其成就也不足以成为中国绘画史的一个方面。海派画家群之杰出者，皆以花鸟名世，而吴昌硕恰恰是把海派绘画中强调的金石气、以书入画、以印入画、以文如画的各种主张发展到了新高度。

谈论文人绘画，谈论海派，总离不开“金石气”这个概念。可是，什么是金石气？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金石气，是中国传统书法中的一种苍茫、浑厚、朴拙的表现样式，金为刀具，石为石碑。”还有一种说法是：“嘉道咸同时期金石考据学大盛，因之有金石画派一说。”这种几近废话的表述，并不能帮助我们对“金石气”这一概念做出建设性阐释。事实上，“金石气”这一概念的根脉在于八卦里的乾卦。在乾卦里，金石气表征的是高层面、高规格、苍雄、高古，是公认的法则。

书画创作中，最易出现的是随意性、轻浮等动作。而“金石气”恰恰是对“随意性”的制约，它使得轻浮、随意的书写回到轨道（规则）上来。这才是“金石气”在书画创作中的作用与意义。舍此，书画也能成立，却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当我们谈论“金石气”时，表面上是在谈论骨气、硬度，内在里讲求的是“金石气”特有的贵气和高度。

有“金石气”做底背，吴昌硕的艺术“大器晚成”。

有明以来，尤其是赵之谦之后，大写意花鸟在“金石气”的砥砺下，从书法、篆刻、诗词中汲取养分，到吴昌硕，终至顶峰。以情趣论，齐白石的作品要比吴昌硕的作品有趣儿，也好玩。但以笔墨之厚拙论，齐白石又不如吴昌硕。画坛之上的“南吴北齐”说，也绝非划江而治，平分秋色，而是各有千秋。准确地说，吴、齐二人，都分别是中国大写意花鸟发展谱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谈到大写意花鸟，不能不说徐渭、陈淳、八大山人。而对吴昌硕影响大的，还是徐渭和八大山人。

梅墨生在比较徐、吴笔下的紫藤艺术时说：“（二人）同在奔放淋漓，同在均以草书入画，异在徐画更有天趣，而吴画更重视‘以作篆之法写之’，因而更具金石篆籀气。吴顶礼于徐，但也自有见地，学徐而有自创，因而在《题画梅》诗中说：‘青藤老人画不出，破笔留我开鸿蒙。’”“吴昌硕的画风淋漓奇古，淋漓渊于徐渭，奇古源于八大山人。”如此之说，颇有道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指出：吴的自开面目，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金石气”。在“金石气”上，他优于徐渭。

前文，我已从乾卦解析了“金石气”这个概念。这里，就“苦铁”这个号，我再从五行中考察一番。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甜，回避苦。然而，甜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易于遗忘，而苦涩却让人记忆深刻，经久难忘。为什么？从五行来看，甜属木，易挥发；而苦属金，易沉淀。这也是人生记忆中，苦难记忆总是久远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包括吴昌硕本人也未必完全有认识。

1884年，41岁的吴昌硕刻下苦铁这方印。在印的边款中，他刻下了这段话：“苦铁良铁也。周礼典□□丝则受功而藏之。郑云：良当作苦，则苦亦良矣。甲申春，昌硕记。”此边款中，除去磨损的、不可辨认的两字，在剩余的文字中，我看不到吴昌硕把“苦铁”的寓意回溯到五行学说的思路。他只是朴素地认为“苦铁”就是“良铁”，却不知道“苦”为何是“良”。我们常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为什么“苦口”的利于病，而且是良药？就是因为“苦药”可以沉下来，发挥药效。吴昌硕自号“苦铁”，他本人未必想到这层意思，可是，如此命名，却有天降于人的巧合。我也相信，正是这种天分中的巧合，促成了吴昌硕在“金石气”中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不仅高规格，而且传之久远。

吴昌硕的作品饱满、鲜活，写意求神，他自己说：“苦铁画气不画形。”后来，很多人写文章也以此句作为标题，但论述点都是“画气不画形”，并由此进入整个中国大写意绘画谱系。比如，黄公望提出的“画不过意思而已”，徐渭的“舍形而悦影”等，都与吴昌硕的“画气说”有着血脉上的关联。他们以此出发论说吴昌硕，当然很有意义。但是，他们的论说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吴昌硕能否“画形”？换句话说，吴昌硕能否像任伯年那样“画气”也“画形”呢？答案是：不能。

吴昌硕有一个很厉害的朋友圈。年轻时，他就向俞樾学习文字学，在诗文方面用功颇深。30余岁偶涉画事，但造型的基本功不行。60岁以后，“大器晚成”的吴昌硕很少画需要造型功底的人物画，而是专攻花鸟。而且，即使专攻花鸟，也不画飞翔的鸟，并且主要以讲究笔墨或说易于发挥笔墨的梅、兰、竹、菊、松、石、紫藤等为题材，以己之长避己之短。

作为开宗立派的绘画大师，吴昌硕的画路并不宽。但是，在并不宽的画路中，吴昌硕把自己的旗插在了中国艺术的最高峰之上。除此之外，诗词、书法、篆刻等领域的建树，也使得吴昌硕不宽的画路并不给人狭窄的感觉。

吴昌硕的一生大体分为三个时期。29岁以前，基本上是逃难时期，颠沛流离，深味人生之苦；29岁至60岁，是其人生的中期；60岁以后是晚期。人生中年，吴昌硕广收博取，与吴大澂、吴平斋、潘郑盦三大收藏家交往的同时，还和杨岘、高邕之、吴伯滔、蒲华、任伯年、重铁老、沈石友、虚谷、张熊、胡公寿等师友过从甚密。他一生很少北上，最远到过山海关，但时间都不长。同时，他不仅做过吴大瀓的幕僚，还做过一个月的县令。虽然时间都不长久，却丰富了他的经历—军旅、官员。有着军旅生涯和从政经历的艺术家，其人生情怀和艺术风格和纯粹书斋出身的艺术家有着本质不同。我曾比较过苏轼和辛弃疾。二人都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书斋出身的苏轼，一曲大江东去，风云激荡。但在全词末尾却是“一樽还酹江月”，是典型的书斋文人试格调。辛弃疾呢？酒醉之后，依然“挑灯看剑”。难怪古人说，辛弃疾的雄强，苏轼达不到。

曾有人说，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民国艺术的明显特征之一。这一点，在吴昌硕这里并不完全妥当。因为，吴昌硕完成的不仅仅是“复兴”，还有发挥和光大。如果没有吴昌硕对于传统艺术“光大式”的发挥，晚清乃至民国的艺术便会低了很多。吴昌硕在传统艺术集大成的基础上，又把传统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如果说不善于画飞禽走兽，是吴昌硕作为画家的“硬伤”的话，而长于作竖轴，不善于作横卷，则是吴昌硕绘画的又一短板。从这方面看，吴昌硕说自己“我性疏阔类野鹤”还是比较写实的。在时间的长轴上，吴昌硕多“长吁”少“短叹”。这一点，从其早年的章夫人殁后二十二年，吴昌硕还能深情写出“别来千万语，念意苦难诉”的诗句不难看出。吴昌硕不仅情长，而且长于纵向表达。

古人谈文论艺，讲求言志。所谓诗三百言志而已。但是，情有深浅，志有大小。倘若情太浅，志太小，其所言之志也大不到哪里去。吴昌硕一生的艺术以“金石气”为底背，长气大志，一吐为快。

在众多评价吴昌硕的文字中，我喜欢胡公寿题赠吴昌硕《苍石图》的一句话：“瞻比苍石，风骨嵌嵌，颓然其形，介然其骨。”这说的是吴昌硕的画，也是吴昌硕的人。陈传席总结大师时，立了个标准：包前孕后。吴昌硕正是这样的人。他的艺术，前包赵之谦、蒲华，后孕齐白石，言之为大师，实不为过。他酝酿的不是中国艺术的小天气，而是大气象。

大象无形。“苦铁画气不画形”，当然与这样的审美主张有着内在的美学关联，但避己之短，也是一个不争的艺术事实。“画气”的吴昌硕终成一代大师，不完全因为他画“气”，而在于他艺术修为上的全面配置—诗、书、画、印。支撑这一切的便是“金石气”，而“苦铁”这个别号恰恰隐于其中。如果说“苦铁画气不画形”之所以有大成的话，还不完全在于“苦铁”是吴昌硕以为的“良铁”，而是内蕴其中的“金石气”的饱满与鼓荡。

追求“金石气”的画家很多，但走到最高处的是有着“苦铁”这个别号的吴昌硕。这期间，有偶然，也有必然。

（作者为陕西省国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