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
这首诗是冯其庸先生2006年7月30日所作，专诚赐赠，原件在我处。今已收入他的诗文集。在先生生前逝后，此诗乐于为某些报刊或学人引用，均谓系“赠友人”之作。某报在冯其庸《瓜饭楼丛稿》出版后，曾发文摘录冯先生之总序涉红部分，引录该诗并以“平生可许是知音”为标目。就在当年即2012年4月13日，先生数次来电话说，发此文他全不知晓，并说：“我还不至于如此浅薄，自许是雪芹知音；赠人是诚意的，古今此类先例多有。”
先生逝后，某报在悼念追怀的报导中再一次引此“赠友人”之句，作为先生夫子自道，加以发挥赞颂。有的学人撰文亦引此诗，并发出了“友人是谁”的疑问。
诠释古人的诗常需探究“本事”。如今先生虽已作古而离去不过两三个月，此“友人”并非已逝故人，亦非异地远人，乃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凡人。此诗先生已标明，题为《读吕启祥论秦可卿》，作为受赠者和当事人，我应当将作诗缘由及其来龙去脉作一说明，并借此追忆我受教受勉于冯先生的往事。
图1冯其庸先生2006年7月30日赠作者诗手迹大约在本世纪初，即“秦学”火爆之时，红学界内外曾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由于借助电视台这样覆盖面广的强势媒体，因此“秦学”影响深广。本来，对于倡导“秦学”的作家，是我素所尊重的，也读过其不少作品，我以为，只要是在创作的范围内，无论怎样改写，延伸、想象都是作家的自由，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关涉到红学考据和作品本身的文艺学阐释，那就不能随意，更不能猜测了。时至2005年，学界的朋友和学会的同仁已经有不少文章和讲话从史实上和学理上正本清源，回应“秦学”了，而我本人还没有就此写过什么。依循我历来对《红楼梦》的学术兴趣，着眼点往往在艺术形象深层意蕴的探寻，面对“秦学”之火、索隐之热，我心中郁结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秦可卿这个人物，除去探佚、还原、索隐、猜谜之外，难道就无话可说了吗？这一艺术形象是否还具有内在的审美意蕴即诗意空间，对此我们是否已充分领悟了呢？
对于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我未写过文章，但关注和思考在此前十年就开始了。这样一个破绽颇多、模糊不清的人物，作者却委以重任，让她托梦筹划贾府后事，令她导引宝玉进入幻境。偌大贾府，她既像是神的使者，又是情的化身，葆有神秘的美感和引人探究的潜质。这一人物不可或缺。我尝试引入“艺术意象”，补充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这些范畴的窘困，以期对这一人物作出不同于过往（也包括我自己）的审美阐释。让秦可卿从所谓废太子之女的猜想回到小说中来，使之“归位”，回归其应有的文学品位。
此时，恰逢我去美探亲，需离京一段时期。就在赴美的长途飞行中，想好了题目《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开宗明义，说“诗意”是广义的，指文学的审美意蕴，是一切艺术形象必需具备的特点。到了那里，人虽在大洋彼岸，心却仍惦记着国内学界，用带去的资料和想好的提纲专心致志写了一篇万馀字的长文，寄回国内。
令我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夜里(美国东部与国内时差为12个小时)，忽然接到了冯先生的越洋电话，说他刚收到新出的《红楼梦学刊》，不经意翻开一篇，不知不觉中一气读完，正是我那篇。他很兴奋、很赞赏，当即写了一首诗，在电话里念了一遍，告诉我待写好裱好回来送我。放下电话我真的很意外，我写此文不必说冯先生毫无所知，就是学刊编辑诸君事先也并不知晓，完全是我的“自发”行为，有此反响实乃始料不及。次年回国后，5月19日先生托任君专门送来此诗，已精裱装匣，打开一看，即上引诗句及题款，用了三枚印章，落款为“冯其庸八十又四”。诗当然是勉励，不能实解，我有自知之明。曾言明不会张挂，所以写成手卷，以便收藏。后来还得知先生在2006年秋天大同国际红学会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还提及这篇文章，谓“完全是从文本出发，从人物的思想内涵、美学内涵出发的……一点也不要胡编什么，可见红学研究的根本是要深入文本”。大同会议我未参加，从会议专辑中才看到了这段话。冯其庸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学术带头人，在红学领域内曾倡导和主持了一系列的学术基础工程，如《红楼梦》新校本、汇校本、汇评本、大辞典等等，他的学术气魄和实证精神已广为人知。笔者自1975年调入他的团队到1996年退休，共计二十年，以至此后的又二十年间，由于参加基础工作受教受益自不待言。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即在完成共同工作严格整合的同时，学术带头人同时营造了一个宽松自如的学术环境。我个人的感受是冯先生向来尊重个人的学术志趣和学术个性，比方说先生长期致力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很早就专注于《石头记》早期钞本，在这些重要领域成果丰硕。他会向我谈起自己的某些见解和心得，但从不强求别人作同类的研究。记忆中他从来不曾给我出过什么题目或划定某一畛域，而是任由我依据自身的学术志趣和思考路向，运用我认可的学术方法和语言风格来表达。事实上，我从不涉足家世、文物、成书、探佚等领域，也极少涉及版本；而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了作为文学作品《红楼梦》的审美价值、人物剖析和深层意蕴上。对于我的研究，先生不仅能够包容，而且能够理解，这就是大家风范。在我看来，包容已经不容易了，尤为可贵的是他往往有一种深度的理解以至内心的共鸣。他写诗赠我并非是居高临下的泛泛而赞，里面包含着一种由衷的感动，这才促使他给万里之外的我打了电话，那份真诚才最可贵。
其实，往上推十多年，先生就曾以诗画相赠。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曾将1978年至1983年间所写文章编成一集，书名《开卷录》是启功先生所起并题签的，而书的结集出版则全由冯其庸先生促成。他没有不屑一顾，而是鼓励有加。几年之后，我又将1984年至1990年所作编成《红楼梦会心录》，此书初版在台湾，先生为题一绝：
十载开卷此会心，羡君真是解红人。
文章千古凭谁说，岂独伤心有雪芹。
——启祥同志《会心录》成为题一绝
宽堂冯其庸于京华瓜饭楼（钤印三枚）
同时还有一幅画，一起放在书前。此诗当然不能实解，只是对受赠人的勉励和鞭策。我怎能自诩为“解红人”呢！《红楼梦》作者咏叹“谁解其中味”，可见早就预见了解味之难，后世有多少读者、红迷在试解书中况味啊。那些自诩唯一知音独得其中真味者，倒令人有些疑惑了。冯先生作为资深研红学者，也再三说：“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从来都摆正位置，诗句本是勉励后学的期许之语。因此，在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寻味者，寻觅、探索是我的本分，也是兴趣。我有一本书就叫《红楼梦寻味录》，我的自选集承蒙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编辑思忖再三，命名为《红楼梦寻》，很合我意。寻觅是一个过程，没有尽头；觅得多少，但凭各人的学养和缘分罢了。
冯先生此诗写于1991年，那时期，我写文章较多，除了给《文史知识》有过一束短文外，还有较长的如《花的精魂诗的化身》（林黛玉）、《凤姐形象的审美价值》以及更早的《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薛宝钗）、《爱博而心劳》（贾宝玉）等，先生均读过，有所感触。赠诗中说十年开卷至此会心，可算是一个阶段性总结，促我上进。以后，我写过关于《浮生六记》中芸娘和《再生缘》中孟丽君的短文，刊于《文史知识》。还有一篇关于《鹿鼎记》的长文选进了《名家论金庸》。先生喜读《浮生六记》,还为德文译本写过序；少年时临陈云贞（陈端生）小楷，因此为郭老提供过《再生缘》作者资料；先生与金庸有旧缘，遍读其小说。要之，他熟悉和喜爱这些作家，乐见我写这些文章并希望多写。至于前面所说的秦可卿文是本世纪的事，比较晚了，后来收入《红楼梦会心录》（增订本）中。我的所写，得益于先生气场下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对学术个性的尊重。
在这个增订本中，前置了冯先生的一诗一画，但已不同于初版中的画和诗了。这里也有点故事要说一说。当年把书稿交给台北的出版社，比较仓促，其时先生在职，任繁事忙，所给的一幅画是“秋风图”，图上标明“为会心录作”，有冯其庸的落款并钤印三颗。可见先生虽忙仍专为作画，诗句内容一样，题款很简单。台版中的正文印得不错，书画则印制质量不佳，先生不满意。书出后他又重新写字作画，成一对立轴，较原先尺寸大，诗句同于上引，题款更完整；画则面貌全新，是一幅葡萄，上有题句：“赵昌粉蝶无牡丹，我且先栽豆荚看。满院秋风开紫玉，纷纷蜂蝶自成团。启祥同志存正宽堂冯其庸制赠壬申清明节。”钤印四枚。这两张字画先生携往上海装裱时，在宾馆被斯文偷儿窃走。之后，他再一次题诗作画，可谓一波三折。这一对中式立轴，十分精美，原件我一直珍藏。2015年《红楼梦会心录》（增订版）在商务印书馆出书时，将这对字画和郭预衡先生书赠的手卷，一并置于书首。此番摄影和印制很用心，先生是满意的。我心想，就算文章不好，启先生的题签和冯、郭两先生的字画弥足珍贵。今三位前辈均已仙去，已成永久的纪念。
上述两次其庸先生的赠诗都与我的著述直接相关，此后一次赠诗是近年先生在望九高龄十分郑重地悉心构思、反复书写、裱成长卷、绫裹匣装，以精品馈我。这次赠诗，也有故事，前后历时多年，到我手里几乎是一种侥幸。
先生此番用“以诗代简”的形式，共两首七律。何以要用“简”呢，有个原委。由于先生年事日高，工作强度却丝毫不减，劳累过度，常常病倒。师母夏老师不止一次对我说，家人劝不动，同事友人的话也许能听进去。退休以后，我同先生见面很少，当面劝说他不当回事，电话里讲亦不够分量，恰好新世纪以来，我有时去美探亲，数月半年不等，离京在彼，总有书信问候，借机可以郑重提出。我在信中申说，先生的学术生命和艺术生命有赖于自然生命的延续，唯有却病保健，才能多做贡献，此乃中国学术之幸，也是亲人友朋之福。有一段时期，先生的大著《瓜饭楼丛稿》已完竣，《红楼梦》三版修订亦告一段落，我离京时满以为他能放慢节奏稍事休整，孰料《瓜饭楼外集》又立即上手，难度更高。此刻我真急了，老人再经不起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了，致信中语气更重。我的信从不留底，先生却历来保存师友的书信，我有限的几封信他都保存着，并且有了如下的回应：
启祥自美来书问疾，适予重校《红楼梦》，竟重有所悟，诗以代柬
万里多君遗鲤鱼，病来穷忆故人居。
卅年疏凿原非梦，百口飘零本是书。
字里斑斑多血泪，风前落落尽丘墟。
我今会得芹溪意，剪烛同君再细梳。
百年家世与君论，史迹碑传字字真。
踏破雄关成巨业，坐着江尾待龙巡。
黄金已逐清波去，大厦行将化垢尘。
楝树花开终结子，红楼梦觉可怜春。
这两首诗都作于2008戊子年，前一首作于3月27日，后一首作于4月3日（编入诗集依时分开并各标诗题）；但书写则在次年即2009年己丑，两首连写。故这一手卷的题首有“瓜饭楼诗草”大字行书和“宽堂八十又七”字样，诗后落款“启祥同志指正己丑中秋宽堂冯其庸八十又七写奉”。两首诗先生写过许多遍，直至自己认为满意了才裱。书画家的作品，并非下笔都一样，其中有自己认可的得意之作，以冯先生的学养年齿，如此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书法作品，令人感叹。这两首诗的书法是他的书中上品，选入其集中，是《瓜饭楼诗词草》书前精选十幅书影之一。这个手卷的用印十分考究，共六枚，题头之前一枚，题头款后两枚，诗句引语前一枚，诗后落款处两枚，有朱有白，从印文、雕刻到印泥均属上佳，入眼鲜亮高雅，极耐观玩。我于印章是外行，但知道冯先生雅好治印，多行家挚友，他个人用的都出自当代篆刻大家之手，有两百来方，今钤于此卷的都是上乘之作。
此卷到我手中还有一番曲折。事情是这样的，2009年11月25日去冯宅，先生出示书就的手卷，待裱，那天我老伴拍了照。先生字画的裱工是很讲究的，常托他熟悉的一位沈阳友人做，另外，他还计划请几位书法、学问素所钦佩的前辈题跋。据我所知，有长沙天遗老人虞逸夫、太原国学大家姚奠中、古文字学家张颔等，均近百岁。这样，手卷就留在先生处。此后一个时期，先生其忙如故且病痛不断，多次住院。大约到次年或更晚，先生在电话中十分懊恼地告我，手卷迷失找不见了，他记得装在一个小匣中，因质地精良，或被某外人见物起意顺手牵羊，或竟是刻意盗走。瓜饭楼中，书画、文物、陶瓷、紫砂等数量品类很多，头绪纷繁，先生时间和体力均不及整理，心爱之物倏然不见的事曾听他说起过。但这个手卷他所费心力甚多，执意要作为一个纪念品赠我，小匣的木质非同一般，他印象深刻，找不着于心不甘。尽管腰酸腿痛，仍不放弃寻找。在此期间，我耽心他累坏，为宽他的心，电话里说已经拍了照，留下影像，就如同送了给我一样，心意我已领，勿再楼上楼下翻寻，搞坏了身体太不值。2012年4月14日清晨，我和老伴去通州看望二老，特意带去前番所拍的手卷录像及照片，他看后认为仍未能确定此件是否被盗。
图2冯其庸先生2008年赠作者诗二首手迹两个月后即6月的某一天，先生兴奋地来电告我：找到啦！快来取吧。6月17日，不顾京城38°C的高温，我和老伴一清早就到了先生家，午后返回，开匣解袱，展观良久，当晚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此前致信，都在京外大洋彼岸，在北京写信，这是唯一一次，居然还留了底），其中写道：“此卷前年虽在您处见过，然较匆忙，今仔细观玩，益觉精美。从立意构想到书写装裱，可谓形神俱在，珠联璧合。在您千百件书法作品中，洵为上品，虽则形制不大，所费心力不小，尤其经千搜万寻，失而复得，更属天幸。得此厚赐，唯珍之摩之、藏之传之。”此卷除外匣，还用一个锦袱包裹着，取出量度，竖高0.21米，“横向展开计8.8米，题首及律诗本身占3.7米,留空待题处有5.1米之多。尔今学界前辈相继凋谢,传统文化承传乏力,能为此卷题跋者又安在哉!思之怅然”。这是我当时心情和观感的实录。
诗中所言梳论家世我是不够格的，前文已说我从未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只能是一个倾听受教者,但先生借此抒发他对曹家败落、世事变幻的感慨是深切的。他多次一字一句地重校《红楼梦》,从时代风云、身世跌宕着眼去揭示《红楼梦》的千寻奥义，我则愿从审美的艺术创造的方面去探求作品的深层意蕴。先生不以此隔阂是一种度量。当然，我更看重的是此卷的纪念意义，是他四十年为师为友的高情厚谊。
如今，先生已远去。翻检赠我的诗句法书，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这是怀念先生的绵绵追思，也是对当下红学的深深忧思。
附言：本文所引先生诗句均据我所藏原件，此后入集个别用字和词序有出入，在此一并说明。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