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南北关系贯穿于中，一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至今也仍显得有些薄弱的课题或领域。江南地区和江东政权对于北朝各个方面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北方地区和北朝政权对南朝同样有着极大影响。因为双方各有特点和优势，尤其到下一阶段这些往往在南、北相关因子的不断融汇中继续发展，其情形的错综复杂，以至于时或难以辨别其间轻、重，这是众所周知和经常需要学者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文明和文化经常只能相对而言、不能厚此薄彼，但江东地区在精神世界、知识领域上长期居有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仍是此期历史的一个显著现象（2013年我在为《晓庄学院学报》“六朝史专栏”所写贺辞“江东的文化自信”中，曾点出孙吴以来江东在天文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建康作为江南地区和江东政权各方面发展的一个中心，自然又首当其冲，当之无愧地引领着当时东亚的相关潮流，并对整部魏晋南北朝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特殊的意义。
在儒学上，比之于相对保守和更多地传承了汉学特点的北朝经学，南朝经学较早在阐义述理上趋于“清通简要”，最终在隋代出现综合南北特色而多“以南统北”的儒经定本过程，到唐代《五经正义》在隋人综合基础上汇为一体而进入经学发展的新阶段，这都是史籍中载明的事实。需要看到的是，南朝经学之所以形成具有明显革新性、主导性的“清通简要”的特点，诚如唐长孺先生在“三论”中所述，是南方经学与玄学、佛教有着特别密切的多重交流的成果之一。而若对唐先生此论再加引申，那么其同时也是与建康为之提供的条件，与建康对此的引领、倡导分不开的。
具体如《世说新语·文学》所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余嘉锡先生以为《北史·儒林传序》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语即本此。这一本就清谈名理而言的南北学术特点，至唐初撰定《北史》时又被进而概括为南北经学的特点，这本身已甚值深思。更何况，从褚、孙、支三人之履历可以推知，褚、孙对话中关于南北学术特点的高度概括，应在褚裒任司徒府从事中郎、给事黄门侍郎，孙盛任著作佐郎之时，也就是发生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的建康。而身兼佛玄儒多重学养的支道林，应是同期或此后在会稽，方闻褚、孙所论而譬成其理的。也就是说，这正是建康形成的相关观点得以广泛传播和被加以发挥的佳证，至李延寿承父李大师撰就《北史》对此的强调，则是其进一步影响隋唐时人对南北经学特点概括的例子。
类此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不少，如萧齐刘瓛在建康中寺与高僧释法安及张融等清谈之士“共为法友”（《高僧传·释法安传》）；萧梁吴郡人皇侃师事贺玚，成名后任教于建康国学，释经多略名物制度而用老、庄之旨，这都对南北经学影响巨大。在汉唐间经学风格转折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经师，均与建康因缘深厚，借建康在知识和精神领域的优越位势和儒释道交流之盛而成其学、成其名、成就其作用，其间之原因和史脉，又岂可忽视？
在佛学上，建康佛寺，尤其在佛教传播和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重要佛寺，其数量实为南北之最，也已有大量研究对其盛况及其在南北佛教中的重大作用加以刻画和揭示。这里我想强调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晋宋间高僧道生大师对于“一阐提人皆可成佛”之义的坚持和发挥。
据《出三藏记集》卷一五《道生法师传》，道生家世士子，少从竺法汰出家，曾在建康覆舟山麓龙光寺精研佛学，后赴庐山精舍幽栖七年，又与慧叡、慧严、慧观同往长安师从鸠摩罗什，其学大成后还至龙光寺，“乃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迕众。于是旧学僧党，以为背经邪说，讥忿滋甚，遂显于大众，摈而遣之。生于四众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舟，以元嘉七年投迹庐岳，销影岩阿，怡然自得，山中僧众，咸共敬服。俄而《大涅槃经》至于京都，果称阐提皆有佛性，与前所说，若合符契”。后文载道生至元嘉十一年（434）十月庚子卒于庐山精舍讲阐《大涅槃经》精义的座上，“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
道生大师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在于其先于《大涅槃经》孤明独发的“一阐提人皆可成佛”，及其相应倡扬的“顿悟”等义理学说，皆对后来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而所谓“一阐提人皆可成佛”，即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显然与庄子说道在万物之中之义相连（《广弘明集》卷二三收录的刘宋释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即述道生所论，“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领玄心，于此为易矣”），又与中国佛教特重大乘，尤其强调“众生平等”“普渡众生”“是法平等”之类的倾向内在相关。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门阀等级盛行、种族关系复杂的时代，道生当时独排众议而力主“人人皆可成佛”，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研究南北朝门阀制度逐渐衰落、民族融合不断推进之时，考虑门阀制度衰落至于齐梁尤为明显、民族融合至孝文帝以来骤然加速等现象时，佛教此义的传播及佛教在精神领域的独特作用，及其常由各色人等一体参加的各种讲经法会等活动方式的影响，恐怕正是一个有待加深认识和重视的重要问题。
而道生之学正可说始于龙光寺又成于龙光寺，其虽游学南北博取众家，却毕竟是在建康形成“人人皆可成佛”的认识的，从中不难推知当时建康汇聚南北佛学精华，又与诸玄学、儒义交流争锋的状态。而道生的这种认识随《涅槃经》传至建康而终成不可阻遏的潮流，既是建康地位独特，众僧而后信服道生之义的结果（这有一个过程，上引释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惟述其披经释义之功，遂使“释迦之旨，淡然可寻，珍怪之辞，皆成通论”；而于其“一阐提人皆可成佛”之义，则掩而不说，语多保留，与齐梁至唐对道生此义的极尽褒扬迥异其趣）。同时也与道生门人弟子对相关义理的进一步发挥密切相关。如道生弟子道猷据以注释《胜鬘经》，并为宋文帝讲解“顿悟”之义；另一弟子宝林在龙光寺著《涅槃记》等，皆能阐发道生之义，即可为证。
上面所举固然是一些显白的例子，但稍作分析，仍足见建康在南北朝时期精神世界和知识领域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有助于认识建康对整部六朝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以至于隋唐史的重大影响。因此，根据更多的史实，结合近年所出愈多的碑刻资料对之加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以凸显各种与建康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动态的内涵，揭示其对中古史发展演化的意义，仍是目前中古史界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由此再回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关系，那么今天的研究者尤其应当自觉意识到，北朝和南朝史均是在彼此之间的多重关系中发展变化的，如果不能深入认识南朝史，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六朝建康的种种事态，那就无法准确地认识北朝史和整部魏晋南北朝史，反之亦然。
本文据作者在“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3.12）上的开幕辞缩减而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3月12日至13日，由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南京晓庄学院主办，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编辑部、社会科学处承办，六朝博物馆协办的“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晓庄学院方山校区成功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李凭、楼劲、阿部幸信、戚安道（Chittick·Andrew）、金秉骏、刘淑芬、中村圭尔、吕宗力等13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做专场报告，另有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80馀位专家学者参会，按照“文物考古资料中的六朝与南京”“文献资料与六朝历史研究”“南京城市史、都城史研究”等主题分为三组进行学术讨论。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胡阿祥教授，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张学锋教授、吴桂兵副教授参加会议。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颜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