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考据学为主流的乾嘉学界，章学诚自我期许甚高，自谓“卑论仲任（即王充），俯视子元（即刘知幾）”（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清嘉庆刻本）。章学诚为学不为趋风气，倡导“六经皆史”，反对“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华书局，1985），发展出一套较为严密的历史哲学，开创了清代思想史的新境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黑格尔”。
一胡适眼中“籍籍无名”的章学诚
章学诚年谱的编修是近代章学诚研究的重要成就。日本人内藤湖南所著《章实斋年谱》是第一部关于章学诚的年谱，而胡适所著年谱则是国内最早的章学诚年谱。内藤湖南年谱对于胡适年谱的编纂具有启发意义，胡适正是受内藤湖南的刺激以及不满于内藤年谱过于简略、不能表现章氏思想学说变迁之次序，才决定编写一本更为全面的年谱，即《章实斋先生年谱》。故而学界有种观点认为，章学诚是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经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而“发现”的。
胡适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持有这种观点。在读到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年谱》时，胡适不免有些情绪复杂，他认为：“即使在学者之间，除了一些远见卓识之外，在其生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日本学者桑原武夫也认为，“这位历史哲学家（章学诚），因为（内藤）湖南的赞赏和推荐，胡适也曾多次论述过，在中国才为人瞩目起来。”（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也就是说，在以胡适、桑原武夫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看来，章学诚的学术理路与当时的主流风格之间存在张力，他以学术经世标榜，却在生前备受冷落，并长期湮没无闻。随着时代与学术风气的转换,尤其是经过“史界革命”和新史学运动，其学术才日益为学人推重，在一定意义上，是近代学者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章学诚像二章学诚与乾嘉学术圈互动密切
实际上，胡适和桑原武夫的观点并不确切。早在章学诚生前，他就是乾嘉学术圈的知名人物。章学诚得到了朱筠、毕沅、梁国治、谢启昆、沈业富等重要学术赞助者的支持与肯定。朱筠为乾隆时期提倡汉学的重要人物，他的京城寓所是传播和提倡汉学的重要场所，他同时也是章学诚的古文辞业师。《四库全书》这一旷世文化工程就肇
端于朱筠在安徽学政任上的一封奏折。朱筠视学安徽时提倡许慎《说文解字》之学，对于引导学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于是皖、闽之士闻绪言馀论，始知讲求根柢之学，四海好学能文者，俱慕从（朱筠）先生游。而戴征君震、邵学士晋涵、王观察念孙诸人，深于经术训诂之学，未遇时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于时……其后文正（朱筠之弟朱珪）主持文教，海内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先生所赏契者，故世称据经好古之士为朱派云。”（孙星衍《朱先生筠行状》，钱仪吉《碑传集》卷四九，清道光刻本）
朱筠作为章学诚的老师和早年的幕主，章学诚与其关系尤为密切，并一直与朱筠之子朱锡庚关系亲密友好。章学诚曾为朱筠作传、撰写墓志铭。通过朱筠，章学诚结识了钱大昕等知名学者，并开始与戴震、汪中、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孙星衍、王念孙、翁方纲、刘台拱、周震荣、段玉裁、汪辉祖、胡虔等知名学者有所来往，并为王昶所知。通过与他们的交游，章学诚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此后，章学诚得到了乾隆时期重要学术赞助人毕沅的重视，受其委托主持或参与编修了《史籍考》《湖北通志》《续资治通鉴》等书，期间与洪亮吉、孙星衍、邵晋涵等人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除了朱筠、毕沅等，章学诚与乾隆后期参与机要的大学士梁国治有着密切交往，《章氏遗书》收录多封相关书信。据洪亮吉记载：“（章学诚）君性刚鲠，居梁文定相公（国治）寓邸三年，为相公所严惮。”（洪亮吉《卷施阁集》卷十五，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本）章学诚后来还受到冯廷丞、朱珪、王杰、谢启昆等重要政治人物的赞助和帮助。
三学术网络中的章学诚
除此之外，章学诚与当时诸多学者有着密切往还，其学术观点的形成与乾嘉考据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洪亮吉在《伤知己赋》中回忆与章学诚共同从游朱筠幕府的情况，述及与庄炘、张凤翔、高文照、邵晋涵、吴兰庭、瞿华、章学诚、黄景仁共同交往的情况。章学诚曾与汪中共同游幕于毕沅幕府，后因性格不合，“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洪亮吉《卷施阁集》卷十五，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本）。孙承恩、何思钧、吴兰庭、高金成等曾与章学诚密切切磋学术。汪辉祖是章学诚的晚年知己，双方在史学和经世之道方面相互影响，在礼教和妇女问题上观点也较为一致，例如章学诚著有《妇学》篇，在修志实践过程中注重为妇女立传；汪辉祖在湖南宁远县任上，重修节孝祠、旌表节烈妇女。
对于章学诚的学术成就，时人给予高度评价，其史学成就、古文辞造诣以及地方志见解皆为时人注意。阮元尽管在学问路数上不同于章学诚，却认为章学诚“为一时之奇士”“自有一种不可埋没之气象”（章学诚《与朱少白书》，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阮元编《儒林传稿》涉及邵廷采、邵晋涵、任大椿时大段征引章学诚之观点与《文史通义》中的论述。秀水郑虎文高度认可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章氏具有“良史之才”。郑虎文在给章学诚早期幕主冯廷丞的信中，将戴震、章学诚、汪中三人并列，分别从“经学”“史才”“斐然狂简之才”三个方面概括三人之学术成就（参郑虎文《吞松阁集》卷三十九，清嘉庆刻本）。王宗炎是章学诚的挚友，作为章学诚著作的最早整理者，他评价章学诚“地产霸材，天挺史识”，认为章学诚古文成就在其师朱筠之上，其学术成就虽未如章氏所自称的“卑论仲任（王充），俯视子元（刘知幾）”，但足可与南宋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相媲美（参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清嘉庆刻本）。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沈赤然认为：“谓词胜于理，反复读之，乃叹汉唐以来未有窥此秘者，足使大师结舌，经生失步矣。”肯定章氏议论发前人之所未发，窥前人之所未窥，可补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之不足（参沈赤然《五研斋诗文钞》卷三，清嘉庆刻增修本）。吴兰庭推重章学诚的史学见识，认为其“论史之识有刘知幾所未及者，《史籍考》经所裁定足为不刊之典”，当然他也对《文史通义》“意见参差”之处提出批评意见（参吴兰庭《胥石诗文存》，民国吴兴丛书本）。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讨论古文问题，其《文德》《文理》《文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等篇涉足文学问题，章学诚的古文成就也得到时人承认。王宗炎之子、清代著名藏书家王端履，曾向章学诚问学，评价章氏“深于古文法律”，极力推崇章氏之古文辞成就（参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十，清道光二十六年授宜堂刻本）；沈赤然与章学诚为科举同年，他高度评价了章学诚的古文辞成就，认为：“近时为古文词者，唯同年友山阴章君学诚择精语详，神明于法，海内作者罕有其比。”（沈赤然《五研斋诗文钞》卷五，清嘉庆刻增修本）
邵晋涵是章学诚的同乡兼好友，也是乾嘉学者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参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的编写，其《尔雅正义》在乾嘉汉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他非常关心《文史通义》的进展情况，认为自从周官之法丧亡、六艺之学散乱之后，学问失去统绪，日见其巧，也逐渐紊乱，在这种形势之下，章学诚重新继承拾起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原始要终之学”，是非常值得激赏的。在章学诚因《原道篇》受到京城学界非议时，邵晋涵为之辩护，认为《文史通义》“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华书局，1985）。此外，章学诚学问也得到弟子后学之继承，可谓是有源有流。章学诚长期在莲池书院等执掌教席，其弟子史致光、章廷枫等在乾隆末年先后中进士，两者均为绍兴人。其中，史致光中得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科状元，授翰林院编修。章学诚多次致信史致光论学，仅仓修良所编《文史通义新编》中，就收录《与史馀村》《与史馀村论文》《又与史馀村》《与史馀村简》《与史馀村论学书》等五篇。章廷枫则在章学诚因《原道篇》之作而在京城学术圈颇受物议之时，为章学诚辩护，认为“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题目读得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华书局，1985），章学诚有《与祖孙汝楠论学书》，是为与廷枫论学。此外，历城人王森文还以章氏弟子自居，向章学诚问学，并启发章氏撰写《礼教》篇，章学诚称之为“积学士也，治三礼多年，视世之所谓五端，致力无不及也”（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王森文对章学诚方志学思想有传承，时人评价“王君于地理为专门学”（董佑诚《董方立文集》卷上，清同治八年刻《董方立遗书》本）。
章学诚的口谈论述被剿袭的情况，也侧面印证了章学诚在当时的影响。章学诚曾致信好友邵晋涵抱怨其思想见解被时人剿袭的情况：“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惭亦可慨也。”（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文史通义校注》书影小结
由上可知，章学诚古文、史学上的成就，早在乾嘉时期，就已为当时学界所注意，并为部分人所推崇，其《文史通义》观点的独创性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之认可。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思想时，认为“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章学诚）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清史稿·文苑传》在评价章学诚时，也认为其“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皆得体要，为世所推”。作为在史学史上与刘知幾媲美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却没有机会预修国史、撰成一部可与《史记》《汉书》并驾齐驱的史书，故而他的史学天才和卓见，往往体现在其地方志纂修实践中：《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答甄秀才论修志》三书和《修志十议》等论文体现了章氏之卓识，为方志学理论之开山；《天门县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和州志》《湖北通志》等地方志展现了章氏之功力，为方志学立不朽之经典。
如前所说，章学诚即使在乾嘉时期也非湮没无闻。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的看法并不准确，他认为：“他（章学诚）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客观来说，章学诚的学术并非乾嘉学术主流，也与乾嘉主流学术之间颇有距离，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本人在《家书》中曾多次论述。尽管对主流学术有所不满，然而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问在乾嘉时代并非湮没无闻，而是在当时就已具有相当的名气和影响。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期，思想界对于章学诚已经不陌生。不仅同时代人对章学诚多有称述，在晚清大变革时代也不乏对章氏思想的重新阐释与解读，曾国藩、孙宝瑄、文廷式、缪荃孙、朱一新、张之洞、皮锡瑞、康有为、章太炎等晚清著名人物均对章学诚的思想有所呼应和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得出这个结论：“章学诚生前虽未享盛名，而思想议论之影响于当世者，非无足道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