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维留给世人的形象，主要是其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之后，穿着长衫，带着瓜皮小帽，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许多人将其定位为遗老，一个基本的依据便是那根辫子。鲁迅则把王国维形容为“老实到像火腿一般”（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所以一个老实的形象也广为流传。而他的同事、友人、学生追忆中的王国维又是一个简默甚至木讷的人。这些描写合成后的王国维形象应该以为人本分、性格内向、口才不佳为基本特征。
我治王国维词学与学缘近十年时间，但花在研究《人间词》上的时间并不多，大概进入研究的第七八个年头，才开始比较仔细地读王国维词。此前，未能措手的原因与我对王国维自述的一节话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有关。这节话乃借其同学友人樊志厚之口说出：“至其（指王国维）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人间词甲稿序》，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2010，237页）此序虽托名“樊志厚”，但既有亲见樊志厚收到并拆阅此信（附带此序）情形的罗振常后来的说明，则乃王国维自撰之文，本是极清晰的事实。此序将王国维的词誉为北宋欧阳修之后的第一人，并认为完全是天赋驰骋，自然而成，古今罕见。这评价若果然是同学友人之评，则尚可以同道称誉过甚而付诸一笑；而此等语竟然是王国维自我评价之语，则读来真有瞠目结舌之感矣。
稍后，王国维在三十之年所撰《自序二》中，就直接以本身面目云：“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也未始无不及余之处。”（《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122页）这种文字一点也没有王国维自称“才弱者”（同上）所应有的谦逊。
这样的王国维不仅骄傲，简直有“狂妄”之嫌，与留在许多人笔下的那个老实、本分、木讷的王国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更大的问题是：王国维在词史上的地位果然有如此之高吗？若果然有，高在何处？若其实没有，王国维何以出语如此之“重”？我便盘桓在这样的矛盾中，久未求得其解。我迷踪其间的关键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王国维已经谦称自己比不上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何以还要加上一句“然此等词人也未始无不及余之处”？这种“不及”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
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认为王国维言过其实了。但当我读到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开始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文中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已。”（《王国维全集》第14卷，115-116页）一般的诗人多围绕一己之感情来写，虽然也可以将诗歌写得摇曳多姿，但那不过是王国维眼中“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带着诗人强烈的个人印记。而“大诗人”则完全不能满足这种描写“一己之感情”的状态，他们的目标是“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他们将自己深隐在芸芸众生之中，无意彰显自己的独特情怀。因为大诗人的作品是“人类全体之喉舌”，所以不同的读者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悲欢啼笑之声”。这才是王国维追求的诗歌高境，其实是带着深切的哲学视野与生命关怀。
用这样的观念来回思王国维的《自序二》以及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甲稿序》，对其中的骄傲自许之言，也许就多了一分理解。五代北宋之大词人确实佳作琳琅，但从哲人之思与群体关怀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作品不能说没有，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都曾言及宇宙永恒与生命短暂的问题，但彼虽关注、体会到这种现象，却缺乏深度的哲学思考，似更没有出现自觉以此为全力追求者。而王国维恰恰在此发现了超越前人的路径所在。
如果说《人间词甲稿序》和《自序二》只是总评自己的填词高格与成就，《人间词乙稿序》（亦托名樊志厚而实为王国维自撰者）则将这种自许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其语云：“静安之词……如《甲稿》之《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240页）这一节文字关注者不少，但深探者不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乃言其词境为“无我之境”，而对照《人间词话》，此境非豪杰之士无以自树，这是王国维对自己的基本定位。“高蹈乎八荒之表”言其词境涵括空间自然之广，“抗心乎千秋之间”言其词心跨越古今时间之长。两汉疆域广袤，静安词广袤亦如之；夏商周三代、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其政治素称清明，而静安则超越在这种清明政治之上。“武德”即“武有七德”，乃《左传·宣公十二年》引楚庄王言，具体指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者，是从道德伦理角度提出的戒武训条，而静安词也同样高居于这种具体的武德之上。综合来说，这一节评语围绕着三首词，从空间与时间、自然与社会、政治文明与武德训条的多层二维角度，来称颂王国维词凌越众上的极高境界。任何具体的空间区域、时间限定，任何所谓清明政治、清戒武德，都无法限制王国维词的“深湛之思”与“创造之力”，以及激发此二者的“天之所为”（《自序二》）。
自我称许到这样的地步，也真是令人震惊。其实我至今也无法完全认同这样赞美到极致的自我评价，但已不再抵触并逐渐多了一分了解之同情，也确实认为王国维词在传统词史之外另辟一境，以其深刻的哲人之思独标新境，其价值值得充分估量。
三
被王国维如此肯定的两首《蝶恋花》、一首《浣溪沙》都属小令，所以《人间词乙稿序》特地说明，其词在“体裁”上与五代北宋为近，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小令创作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但王国维又说：“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王国维著、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240页）王国维只承认在小令体裁的选择上，他与五代北宋词人有一致性，但他不愿意仅仅因为体裁的相似便将他的词归入五代北宋词的行列。很显然，他认为在同样的小令体裁上，他写出了与五代北宋词人完全不一样的词，这是“五代北宋”作为时间概念所难以限定到他的。
在《人间词话》中，他再次以樊志厚的口吻边引边自述说：“樊抗父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朱楼’‘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彭玉平撰《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164页）借樊抗父（即樊志厚）之名再度说出，当然也可能是樊抗父确实对此数词极为赞赏，但这里直接用“开词家未有之境”一语表达了超越五代北宋词之处。这种“未有之境”不是作为对以往词境未曾涉及的一般性、局部性补充，而是体现在“第一义”处。所谓“第一义”，即第一义谛，相对于“世俗谛”而言，乃是借用佛教话头，用以指称至高无上、深刻精妙、彻底圆满的真理。按照《大集经》的说法，第一义的基本特征是“其体湛寂，其性虚融，无名无相，绝议绝思”。清寂而无思虑议论之痕，无名相之迹象，故呈现出虚空的特点，但这种虚空又包孕着至真至高至圆融的透彻之思和纷纭之相、万千之名，所以又有“第一义谛无声字”之说，意谓远离语言文字之相也。王国维当然是部分借用这个意思了，因为他在填词，便不可能“无声字”，他只是追求至深最上之妙理，将名相议思内蕴其中而不露端倪而已。而“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一句，更可见王国维对此的追求，乃是有意为之。这也是他后来虽不认同沈曾植将其词誉为“重光再世”，但也承认自己填词“蹊径与人异”的原因所在（参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416页）。
那么王国维如此自负的三首词，果然有前人难以企及的“未有之境”吗？我们先看这三首词：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
在《人间词乙稿序》中，仅列出上述三词。而在《人间词话》中，又增加了一首，如下：
春到临春花正妩。迟日阑干，蜂蝶飞无数。谁遣一春抛却去。马蹄日日章台路。几度寻春春不遇，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斜日晚风杨柳渚，马头何处无飞絮。（《蝶恋花》）
在王国维生前，其词集先后有《人间词甲稿》刊行本、《人间词乙稿》刊行本、《人间词》钞本、《履霜词》钞本、《观堂集林·长短句》本五种。《人间词乙稿》乃是“甲稿”续刊，《人间词》钞本是合甲、乙稿并乙稿刊行后所作若干词汇合而成。《履霜词》则是1918年夏应沈曾植之请而重新选编者，其中《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朱楼”两首入选。《观堂集林·长短句》大体因袭《履霜词》，仅诸词排列顺序有调整并删去《应天长》（紫骝却照）一首而已。换言之，曾被王国维高度自许的《浣溪沙》（天末同云）、《蝶恋花》（春到临春）二首，在1918年后并未再受青睐。这当然与王国维在后期编选词集时，其倾向由呈现原本的哲人之思转变为对政治隐喻的抉发有关（参拙文《钞本〈人间词〉〈履霜词〉考论》，《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忧世说”与王国维词的政治隐喻》，《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明乎上述四词在诸版本中的变化，只是从王国维前后的态度转变来勘察其思想的变化而已。如果我们把上述四词放在《人间词乙稿序》和《人间词话》的语境中来考量，至少可见其当时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周策纵曾说王国维的词读来有“无可奈何”“似曾相识”之感（参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台湾时报文化文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1页）。简言之，“似曾相识”是因为王国维用如花妙笔写出了众生心中所有而笔下难见之情感。而“无可奈何”则是因为王国维从哲学的高度写出了人生无法避免之悲剧性，尤其当这种人生短暂与宇宙悠悠之间形成对比之时，这种悲剧性就更彻底而沉重。试逐一疏释四词。
《浣溪沙》（天末同云）一首上阕极力描写一只脱离了雁群的大雁，在黄昏之际、逆风之时的寥落空间孤独而无力的挣扎。这是一只失行孤雁，其实也隐喻了在恶劣环境之下的孤独求生者。下阕则写其先被弹丸击落，继而被闺中素手调制成美味。一只孤雁最终无力对抗四垂暮云、寥落江湖，逆向而飞的结果是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他人桌上的佳肴。“闺中素手”似出语很轻灵，其实正是以此彰显人生之沉重，盖此纤纤弱质之素手，却轻易摆弄了一个曾经极其顽强的生命。这是一只大雁的悲剧，也是人间许多试图在险恶之世改变命运者的共同结局。而煞末一句“今朝欢宴胜平时”一句则令人不寒而栗，盖此人间弱肉强食已成习惯，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已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此词所表现出来的一类人生的无力感、悲剧感与另一类人生的强力感、快乐感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很显然，这只失行孤雁具有晚清希望改变命运的一群先知先觉者的典型意义。
《蝶恋花》（昨夜梦中）以一个隐约的爱情故事连缀成篇，也是别有意味者。从梦中写到梦醒，梦里难从的惆怅，梦后难启的询问，合为面对窗前蜡泪的无奈。值得注意的是：《浣溪沙》（天末同云）虽也有一定的故事性，但明显带有寓意，则这种所谓的“故事”其实带着明显的布置痕迹。而这首《蝶恋花》的故事性则更强，作者虽将此故事置于迷离的梦境之中，但细节感其实更清晰。如“两两行相近”，言空间日近，亦是言心理日紧。“对面”二句则不禁情动于衷，因为怜惜对方因相思而来的消瘦，遂不管别人眼光，也不计身份如何，掀开马车的车帘，欲一问究竟。上阕一直在写词中主人的努力。下阕便以马车的隆隆远去直至消失影踪，写出了上阕的努力其实以失败告终。梦里的这种无奈也因此转变为梦醒后的悲凉。既不堪问讯，也难以追从，只有回到窗前，黯然而对成寸的蜡泪。“人间只有相思分”，既是冷峻的现实，亦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只有”二字，虽然决绝，但相思仍在，此亦聊可安慰者。这首词也明显带有深刻的寓意，是否也喻示着在那个充满着悸动和理想的年代，满怀着理想，却无法走近理想的无奈和苦闷呢？欲望连接着现实与理想两端，而其平衡则受到现实的无情阻隔，这是拷问人生的现实意义。我觉得至少可以作这样的联想。
《蝶恋花》（百尺朱楼）的起笔便已不凡，“百尺朱楼”言其视界之高，“临大道”言其视界之广。因视界之高，故其思虑非具体可限；又因其视界之广，故其所观必非个体或局部。作者并将这种对人世的观察置于从清晨到黄昏的隐隐雷声之中，并以西风吹雨、明日流潦结尾，将今日之忧预带到明朝，是忧无尽日，日日相继，亦如楼外轻雷不间昏晓一样。那么，词人到底忧虑什么呢？雷声不断，秋风劲吹，积雨成潦当然是忧的气象，这种对自然气象的忧虑，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对身处的时代之忧。但更大的忧虑其实在于自认“窈窕”、身居高楼的独倚阑干之人，与从高楼下望去显得非常渺小的行人，其实“都向尘中老”，这是所有人生的宿命，所以带着普适的意义。
《蝶恋花》（春到临春）写了季节的飘忽与迷茫。作者以春天为中心，不见春来之痕，不知春归何处，写出了一种迷茫无措之感。在这种迷茫之中，作者却以“花正妩”的当春季节开笔，写无数蜂蝶寻芳的沉醉，但春去无情，蜂蝶便也被抛却去。作者不把这种抛却放在暮春花残之时，而是放在花团锦簇之际，则这种抛却更显粗暴和无情。写自然之花、蜂、蝶是一面，写人则是另一面。此词上、下阕末句一言马蹄，一言马头，其实皆是言人。“日日章台路”，无论是喻指汲汲于奔竞功名，还是言其流连风月，其实也都归于斜日晚风之飞絮而已。蜂蝶无数，人亦无数。蜂蝶被抛却，人亦何能例外？“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是作者“几度寻春”后的沉重感慨，所以作者在一词之中连用五个“春”字，以示追寻之迫切。人生之无端与季节之飘忽彼此映衬，尤其是作者以盛写衰的写法，更增添了此词的情感与思想力度。
上述四词虽然都由情、景、人构成，似乎与传统小词并无分别，有的并以此绾合成故事，或敷写现实，或托诸梦境，但其中王国维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并不明显。虽然周策纵对《蝶恋花》（昨夜梦中）中“不惜”一词的使用带有一定的微辞，认为此词因此而停留在“有我之境”的范围（参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25-26页），但我认为这是周策纵拘泥于此二字的本意了。实际上王国维既将此词情景基本上置于梦境来描写，此“不惜”其实正是以一个虚拟的情节表达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而已，并非王国维真有此“不惜”之举动以及“不惜”之相思情怀。所以此四词总体上用“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来概括，是合理的。
此四词或写生命之无力、飘忽、迷茫，或写理想与欲望在现实面前的困顿，宇宙悠悠，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暂，且悲欢无据。这其实正是王国维当时从哲学高度借填词而表达出来的人生感悟。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说：“王静安诗词中所蕴含之人生哲学为何？一言以蔽之曰：极深之悲观主义。”（缪钺《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7页）这一概括真是精准而锐利。只是这种极深之悲观主义的形成根源，除了与王国维曾经深度浸染的尼采、叔本华之悲观人生哲学有关之外，也与他个人因特殊的身体状况和性格特征，而对人生问题比一般人更多关注和思考有关。他在《自序》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国维全集》第14卷，119页）而王国维钻研哲学的特点之一，便是“取性之所近者”（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112页）。所以王国维的羸弱之体与忧郁之性，在王国维的哲学取向上便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此《自序》虽作于王国维三十之年（1907），但文中“自是”之年，实是在20世纪初，即此前五六年。王国维诗词创作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五六年间，故填词与其哲学之思因此机缘而汇合成流。当然，这其中有王国维的“力争”和“用意”之心。
以此回顾王国维在《自序二》中对自己填词成就毫不掩饰的赞美，我们至少不能以文人惯有的自负轻狂来简单看待。以我浅薄的理解，王国维“愧有所不如”的应该是五代北宋词人那种珠圆玉润、自然神妙的小词艺术；而五代北宋词人不及王国维的，则在深广厚重的宇宙人生之思。明乎前述对四词的分析，王国维对自己填词的不足和成就的认知，其实是准确的。自然神妙的艺术韵味，固然需要天才之笔；而深广厚重的哲人之思，同样需要天赋的驱遣。王国维在《自序》的结尾并将这种自负追上一笔说：“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王国维全集》第14卷，120-121页）王国维有限的谦虚以及看来显得夸张的自负，当我们将其还原到特定的语境之中时，其实同样感到亲切如常。
一个庸才的谦逊其实没有意义，而一个天才的骄傲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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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编辑部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