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像
苏轼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跟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走出来的苏轼，在当时北宋的都城洛阳参加了科举考试，一同参加考试的还有他弟弟苏辙、曾巩，三人都在后人所称道的北宋散文六大家或者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而那一年的科场主考官是欧阳修，还有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等人。苏轼师事欧阳修正缘于此。
这一年的考题“刑赏忠厚之至论”，说起来可以追溯到《尚书·大禹谟》。在这篇文章中，传说中的舜帝和大臣皋陶有一番对话。舜帝说用刑是期待有一天没有刑罚，皋陶提出了一个赏与罚的重要准则：“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后来，唐代的经学家孔安国为它作注，说是“罪疑附轻，功疑从重，忠厚之至”，表明他很推崇这一原则。所谓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弟弟苏辙二十岁。
年轻苏轼的不凡最早为蜀州太守张方平所知，张方平一见前来拜访的苏轼父子即称之为“国士”，即是明证。但苏轼真正崭露头角的是应进士第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或作《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这篇应试之文得到欧阳修、梅尧臣的高度赞赏，而他们最初并不知道作者是苏轼。苏辙在受哥哥苏轼之命为他写的《仁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提到这件事：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欧阳文忠即欧阳修，“文忠”是他死后的谥号，圣俞是梅尧臣的字，子固是曾巩的字。这话褒奖苏轼，人不以为过。其中透露出好韩愈古文的欧阳修和诡异时文“太学体”之间的冲突。苏轼早年的生活与欧阳修没有交集，受欧阳修文风影响的可能性不大，他的文风之所以与欧阳修的古文风气吻合，得力于《孟子》的笔法。曾在北宋做过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就说：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
《孟子》之文平易而畅快淋漓，苏轼早年是草野之民，不可能去作馆阁的“太学体”之文，而受孟子之文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苏轼说自己受了欧阳修影响。他在应试之后给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中说自己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就知道天下有欧阳修，知道他继承的是孟子、韩愈的古文传统，“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当然，欧阳修对他的赏识，蕴含了对文体、文风革新的追求。苏辙说，苏轼在录取时受了一点委屈，本可名列第一的，因为欧阳修怀疑是自己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让这篇文章名列第二，谁知放榜不是曾巩而是他并不知名的眉山苏轼，这实为欧阳修之憾事。
苏轼榜上有名，内心是很自得的。他在《上梅直讲书》中说欧阳修、梅尧臣亲自考他，梅尧臣认为他的文章有孟子之风，欧阳修认为他能够不为世俗之文。而他自己十多年闻欧阳修之名而不得见，不想居然“一朝为知己”，并说：“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为其徒，则亦足恃矣。”很高兴能够就此居于欧阳修门下。何况“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这种自得之乐倒让人想起中唐的孟郊在金榜题名后写下的《登科后》中吟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似乎人生快意莫过于此了。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典型的命题作文，题意取之经传，顺其意而作文则是作者自家的本事。苏轼论“刑赏忠厚”，下笔叙史而说仁爱。所谓见于虞、夏、商、周之书的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的“爱民”与“忧民”，都本于仁爱，编选了《古文观止》的清人吴调侯、吴楚材很称道这个开头，说这“正是忠厚处，一篇主意，在此一句”。也是，刑赏忠厚还是不忠厚，取决于施刑赏者用心仁爱还是不仁爱。以此为基点，苏轼没有泛泛而论，而是紧扣赏与罚或者说是赏与刑，来说他们对于赏刑的基本立场。按理，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尧、舜、禹、汤等人的处理方法，但苏轼以自己不无想象的推断下了结论，说他们：“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这话很有意味。
赏善之后的“咏歌嗟叹”，追求乐始而勉终的社会效果，正是向善且普遍地劝善，希望行善者继续努力，号召他人见善思齐，这是人们乐见或者说期盼的事。而刑罚之后的“哀矜惩创”，又是在寄予同情中希望被刑罚者能够警醒，不再重犯过失，真正能够弃旧开新，重新做人。他人也能够见不善而内自省，仍然是要人做一个善人。苏轼虽说此后人生坎坷，仕途波折，但他对人生充满的善意贯穿于始终，以致他在叩击科举之门的时候，纵观史书，从先圣前贤或赞许或批评的喟叹声中，感受到的是“欢休惨戚”，快乐与忧伤同在。苏轼说这种情形在周成王、周康王之后变了，成、康之后，周道衰微，尽管如此，仍然是“祥刑”（即用刑详审谨慎），刑罚是不随便用的。虽则和以前满是仁爱的前辈略有不同，但仍然能够“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苏轼对其中的慈爱与哀怜是赞同的，因为刑赏的忠厚在，他还说孔子的仁爱忠厚之道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孔子没有直接说过“忠厚”，但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词“忠恕”。一次，孔子对弟子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说：“是。”后来有其他弟子问曾参，老师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与“忠厚”之道有别，但“恕”中是包含着“为人宽厚”之意的。
苏轼这一段纵论历史上赏与刑的话是全文的基础，但他在论述刑赏忠厚的时候，虽说以经传之言为依据，但取证时实在有点率性而为。他解读《传》语“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时，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皋陶是尧的旧臣，后在舜的手下做司法官，正天下善恶。苏轼侃侃而谈，把欧阳修和梅尧臣都弄蒙了。上面提及的叶梦得《石林燕语》还说苏轼的这篇应试之文：
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这番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苏轼之文“已为他考官所落矣”，表明当时的考官里有不同的看法，梅尧臣赏识，欧阳修亦赏识，只代表了一派的立场，幸运的是欧阳修为主考官，不然的话，苏轼很有可能名落孙山。二是苏轼文中说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依据是什么？梅尧臣和欧阳修都是当时的博学之士，梅尧臣不知道，问苏轼，苏轼居然说：“想当然耳，何必要有出处？”这让梅尧臣惊讶不已。
这一疑惑，欧阳修也不能释怀，南宋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记载：苏轼考上进士之后，登门去感谢欧阳修，欧阳修也问他“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于何书？苏轼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苏轼离开后去查阅，却不见记载。改日欧阳修再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所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阳修也惊讶不已，并感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些话很有传奇的色彩，话虽这么说，但不实的依据很影响说理的力度，好在“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的道理甚明，人们在享受阅读快感时少有深究。苏轼又举了四岳和鲧的例子，他的话说得不是太透，司马迁《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尧之时天下洪水，四岳推举鲧治水，尧说鲧不可用，因为鲧“方命圮族”即抗命灭族。后来四岳坚持自己的意见，尧同意试用。结果鲧治洪水失败，后被杀于羽山脚下。苏轼说人们高兴尧用刑之宽，而尧又愿意用有毛病的鲧治水，都是“忠厚”之意，以见广恩慎刑。
苏轼的话没说完，又引用了《尚书·大禹谟》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来表明自己的刑赏忠厚观。这里的“宁失不经”之“经”指通常的法则、法度，也就是说，为了刑赏的审慎，罪有疑的从轻，功有疑的从重，对于把握不准的赏与刑，宁可不遵循通常的法度，也要从宽处置，这当然是刑赏忠厚的体现。吴调公、吴楚材就说：“罪可疑者，则从轻以罚之；功可疑者，则从重以赏之，法可以杀可以无杀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苏轼从这里申发开去，以忠厚为基点提出一个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显然，他是主张在可赏可不赏时，赏；在可罚可不罚之时，不罚。本来，过赏与过罚都不好，过赏容易导致滥赏，过罚容易导致谬罚，以致坏了法度。苏轼是儒者，和主张严刑峻法的韩非大不相同。韩非在《心度》篇里说：“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在他那里，制订法令与执行法令都没有松动的馀地。苏轼则用仁、义来权衡，刑罚固然不能够超越法度，赏赐就可以超越法度吗？不过，苏轼是希望人做君子的，过赏，依旧是君子；过罚，则是狠毒残忍的人，人怎么能够狠毒残忍呢？
进而苏轼说：“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赐以爵禄，是赏赐的高端；刑罚以刀锯，是刑罚的极致。古代不这样做，有不这样做的道理。道理在于“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他所提出的是随后的“胜赏”与“胜刑”的问题，既然爵禄不能胜赏即奖赏不完，刀锯不能胜刑即处罚不完，那么前者的奖赏和鼓励作用有限，后者的处罚和惩戒作用有限。怎么办呢？苏轼指出一条道路：“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条道路被他称为君子长者之道，其内核是仁爱，那么刑赏忠厚之至就是以仁爱治天下。
这就照应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开头称道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道，批评成、康之后周道的衰微，落实到他自己论述的刑赏忠厚之至，可以感受到他的复古倾向。他言及孔子，说孔子对成、康之后的仁爱有所取，难免让人想到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后来还写过一篇《儒者可与守成论》，观点源自西汉叔孙通说的“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这在司马迁《史记·叔孙通传》中有记载。苏轼在文章中说：“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池，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此以药石养生者也。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武夫谋臣和儒者之喻都有意味，在苏轼看来，前者能治病而不能养生，后者能养生而不能治病。这只是比喻，用于国家，可以说前者能够打天下，而后者能够守天下。他举了春秋时宋襄公和秦王朝秦始皇的例子，宋襄公用仁爱行攻伐，在泓水之战中，本可取胜的他却被楚军打得大败。而秦始皇用攻天下之术守天下，最终导致了秦王朝二世而终。后来，西汉文帝时的贾谊写了《过秦论》三篇，其上篇批评秦始皇在攻天下变成守天下之后，该施行仁义而不施行，结果迅速败亡。
嘉祐二年，宋仁宗执政已经三十四年，距离他走下历史舞台只有六年，北宋开始走下坡路了。不知道这年科考命题让士子谈刑赏忠厚之至有怎样的用意，而对于苏轼来说这个题目只是一种偶然。这一偶然让苏轼有自我思想的真情表白，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基本取向。后来他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写下的《上神宗皇帝书》里，苦心劝告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反对王安石急促变法，也是因为他的仁爱之心。
苏轼在文章的最后引了《诗经》的两句诗：“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说的是君子如果高兴，就能迅速平息混乱；君子如果愤怒，则能迅速阻止混乱。这两句诗好像跟苏轼谈的刑赏忠厚没有什么关系，但苏轼从中看到的是，君子止乱并不是凭什么特异的方法，而是察人喜怒而怀有仁爱之心。他又说“《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关键是“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文章至此就戛然而止了。因对人的褒贬来制订赏罚的规则或法令，这就是忠厚的最高境界啊！苏轼这样认为，但话说到这里，想想苏轼的命运，读者也许会陷于沉思。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思想逻辑环环相扣，苏轼站在历史的基点上说历史，却又像是借历史说现实。欧阳修和梅尧臣都盛赞其文精妙，为他文章的神思妙想、充沛气势和畅达语言所感动，而没有对苏轼的仁爱思想加以评说，殊不知这一思想对苏轼来说如影随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