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一开始做荆州刺史，后来官越做越大，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他招揽了大批人才，出自王谢家族的，就有王坦之、王珣和谢安、谢奕、谢玄等，此外还有郗超、袁宏、伏滔、顾恺之这些名士。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是谢安。谢安和桓温的关系很特殊，二人可谓一时瑜亮。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桓温年长八岁。谢安最初隐居东山，对时局冷眼旁观。桓温知道他是个人才，就向朝廷提议征聘谢安，软硬兼施，迫使谢安出山，做了桓温手下的幕僚。这一事件标志着桓温把谢家的人也收拢了。不过，谢安和桓温一直在暗中角力。桓温的“革命”事业功败垂成，最终一步就坏在谢安手里，当然，也是坏在自己的身体上。桓温要是多活几年，谢安的命运就不好说了。总的来说，桓温碍于谢安的家世名望，言行有所顾忌，多所容忍。
说到待人接物，桓温很有一套。他对属下说话，也很好听。比如他夸王珣“必为黑头公”，就是夸王珣年轻有为，头发乌黑就能做到三公。王珣和郗超都是一时奇才，二人都被桓温收入幕府，做秘书。郗超大胡子，美须髯，被人称为“髯参军”。王珣个子矮小，被人称为“短主簿”，就是“矮主簿”。当时桓温的幕府中，流传一段顺口溜：“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两个秘书是桓温的左膀右臂，甚至可以左右桓温的喜怒。他们说个什么事，桓温可能就会很开心；再说个别的事，桓温可能就要发怒。
郗超是桓温的高参，足智多谋。他跟桓温很贴心，跟自己的父亲郗愔政治立场相左。郗愔是北府兵的统帅之一，部队驻扎在镇江一线，是东晋国防军中最重要也是实力最强劲的一支。那一年桓温准备北伐，假意邀请郗愔参加，内心其实不希望郗愔在旁边碍手碍脚。郗愔不明就里，回信慷慨激昂，表示愿和桓温共同北伐，一起建功立业。郗超半路上把父亲的信截住，果断撕掉，然后按自己的意思，重新写了一封信，内容改为：“我身体不好，做不成什么事了。只希望有个清闲的职位，好好颐养天年。”桓温阅信后大为高兴，马上让朝廷安排郗愔回家养老。这是郗超做的手脚，桓温不知道，郗愔也不知情。郗超死得早，死前预见他父亲一定会非常伤心，就设好锦囊妙计，对家里人说：“如果父亲很伤心，你就把我这个抽屉里的信拿去给他看。”果然不出所料，郗超死后，郗愔悲痛欲绝，家里人劝不住，就把那些信拿出来。郗愔看了，火冒三丈，瞬间就不伤心了。原来，一看那些信，就知道郗超如何帮助桓温篡权，如何加害东晋皇帝。郗愔气得大骂：“这浑小子怎么不早点死呢！”郗超足智多谋，往往如此。
在当时的大家族里，新野庾家实力很强，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皆数上上之选。庾家有个庾翼，字稚恭，和桓温很要好，两人都有“宁济宇宙”的远大理想，有北伐中原之志。桓温与庾家有矛盾，有冲突，但十分认同庾翼的志向。对同一世族中人，他是区别对待的，有亲有疏，有合有分。对待郗家父子，他也是这样。
桓温不仅结交这些大家族，他和皇室人士也多有来往。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未上台前，是会稽王，就与桓温有来往。桓温会做人。有一次，他和司马昱一同上朝，两人互相礼让，都要请对方走在前面。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礼仪，可能还有点虚假，但是这个小细节反映出桓温能屈能伸，是做大事业的人。桓温坚持请司马昱走在前面，司马昱执意不肯，他知道桓温掌握实际兵权，论实力，桓温才是强者。最后，桓温无奈走在了前面，但他灵机一动，引用《诗经》里的句子：“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大意是说：“我走在前面，扛枪举旗，是给您带路的，就像是您的仪仗队一样。”司马昱哪里敢当，引用另外一句《诗经》：“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谦称自己是桓温的随从。桓温《诗经》读得很熟，熟到能够活学活用，这不容易。
桓温和庾翼关系很好，与司马昱关系也好。庾翼死后，司马昱就推荐桓温做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和扬州刺史是当时最关键的两个地方大员，分别掌控长江中游和下游。掌管了荆州的桓温，在仕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桓温和世族处得好，有助于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舆论，赢得世族力量的支持。当时有个名流叫做袁耽,字彦道。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殷浩，一个嫁给了谢尚,都是当时非同一般的名流。谢尚出身陈郡谢氏，家世清贵，桓温自愧不如。有一次，桓温派手下罗含去检查工作。罗含到了谢尚那里，整天只和谢尚喝酒，根本不提检查的事。待罗含回来，桓温责问道：“我让你检查工作，怎么不查谢尚，怎么回事？”罗含反问：“您觉得谢尚怎么样？”桓温答道：“谢尚当然比我强。”罗含就说：“他都比你强了，那还有什么可查的呢？”桓温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不追究此事了。
殷浩和桓温同时，殷浩是扬州刺史，桓温是荆州刺史，彼此都想压过对方，暗地里早就摽上劲儿了。殷浩是清谈的一流高手，桓温也不甘示弱。有一次，桓温问殷浩，明显带着挑衅的语气：“说说看，你和我比怎么样？”殷浩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个回答只有九个字，却需细细体会。“我和自己混得太久了，我很了解我自己，所以宁愿做我。”言下之意，你怎么可能了解我呢？这个回答不直接顶撞对方,但缺少气势，一张嘴就输了一截。在《晋书》中，这九个字变成了“我与尔周旋久，宁作我”，既“我和你混得久了，太了解你，相比之下，宁可做我”。这样回答就显得咄咄逼人，尽管绵里藏针，但反击之势仍然看得出来。总之，《世说新语》与《晋书》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大相径庭。《世说新语》的记载，明显扬桓抑殷，而《晋书》却回护殷浩。
看来，袁耽这两个妹夫都不简单，但是，袁耽格外喜欢的是桓温，甚至说：“可惜我只有两个妹妹，要是再多一个妹妹，那一定要嫁给桓温。”这足以说明桓温也不是一般人。不过，即使袁耽再多个妹妹，也未必能嫁到桓温，像桓温这样的人才，早就是东晋皇室公主的“禁脔”，别的家族看看还可以，是吃不到碗里的。
桓温的政治圈里，不仅有当时的皇族和世族，也有一些非世族出身的名士学者。他的幕府人才多，习凿齿、伏滔、顾恺之、袁宏四人经常被相提并论。习凿齿和伏滔都不是门阀世族子弟，却是当时的大学者，学问好，文章也出色。顾恺之和袁宏都是世族出身，但他们与习、伏相处得不错。顾恺之对桓温的感情最深。桓温去世后，顾恺之曾去谒墓，并且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被《世说新语》引录：“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在顾恺之心中，桓温的去世，犹如高山崩塌，沧海枯竭，他自己好比是山中的鸟，海底的鱼，从此失去了凭依。诗写得真挚，表达了深沉的怀念。
顾恺之是文学家、艺术家，是魏晋时代典型的性情中人，桓温能赢得他的心，可见两人性情投合，桓温也是性情中人。在荆州时，手下有犯错误要受罚的，桓温总是很宽容，杖罚之时，“上捎云根，下拂地足”，做做样子，根本不是真打。就这样，桓温还嫌太重。那时的他着意笼络下属，以德服人。桓温从荆州开始经营，第二步就是长江下游。后来，他把南州（今安徽当涂）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南州的老百姓也认为他治理得很好。
桓温一直重视招徕人才，名气大了以后，就有人来投奔他，比如很有心机的名士范汪。桓温当然很高兴，觉得是自己有了社会声誉，才吸引外面的人才来归附。范汪来时，他亲自出门迎接，范汪却扭扭捏捏，怕别人说他趋炎附势，假意编了一个说辞：“我是有心要投靠您，不过，我这次来，也是因为我儿子葬在这里，我其实是来给儿子扫墓的。”桓温脸色旋即由晴转阴，很是失望。
荆州时代的桓温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西征成汉。当时成都地区，是李势为首的成汉政权。桓温决心西征，消灭成汉政权。可是蜀道难行，逆流穿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道路异常艰险，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好说。桓温却说：“既然要做忠臣，就顾不上当孝子了。”于是，他决定带着七千多人去讨伐成汉，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成功。桓温却毅然决然上表皇帝，不等批准，就发兵上路了。这是先斩后奏的做法。结果他真的把成汉打了下来，攻占了李势的皇宫，在那里开庆祝大会。他邀请巴蜀地区的绅士跟自己的部下一起喝酒，酒兴上来，大讲古往今来的兴衰成败之道，有理有据，娓娓动听，展示了他的政治眼光和历史见识。
西平成汉成功之后，他打算进而北伐中原。很多人认为他的北伐别有用心，只是为个人积攒声望，不管怎样，他的北伐客观上收复了北方很大一片国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他的北伐最终成功，并且取司马氏政权而代之，恐怕就没有人质疑他的动机了。《世说新语》这种书的意义在于告诉世人，除了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即由民间传闻佚事叙述的历史。
桓温三次北伐，前两次获胜，最后一次失败。第一次打到洛阳，第二次打到长安，第三次受挫之后，就退回南州。他经营南州，把这里打造成自己的势力核心。在桓温主持下，南州城建得很好，街道笔直，整齐划一。有人拿它和建康城比较，认为建康城的规划还不如南州，因为建康街道弯弯曲曲，横斜不平直。建康城是王导主持修建的，王导的孙子王珣当时恰好在桓温幕府中，很不服气，逢人就解释：“我祖父那是因地制宜。北方一马平川，可以直来直去。南京城有山，有湖，有河，街道设计贴合地形，横斜弯曲，这正是我祖父的高明之处。”王导是东晋政权建立的头号功臣，南州城和建康城的优劣比较，实际上是桓温和王导的优劣比较。由此可以想见桓温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可惜，桓温的第三次北伐功败垂成，这次大败不仅损兵折将，也使桓温政治元气大伤。他的智囊郗超建议桓温行废立之事，杀鸡儆猴，进一步控制朝廷。于是，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这就是东晋的简文帝。司马昱早被桓温摸透了，吃定了，他上台后，深知自己是个傀儡，不敢与桓温作对。过了一年多，这个傀儡皇帝就去世了。桓温巴望着司马昱遗诏把皇位推让给自己，遗诏中却并无此意，他又一次失望。
大失所望的桓温只好退回当涂，让他的代理人传话，希望朝廷能颁给他九锡。所谓九锡，就是皇帝赐给一个人九样东西，这九样东西是礼仪象征，表示皇帝准备把皇位传给那个人。桓温假意推却，表示自己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就在这时候，他生病了，而且是重病，来势凶猛，他就着急了起来。九锡文是改朝换代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第一等大文豪撰写。谢安找来有当代“文宗”之誉的袁宏写九锡文，袁宏写了个草稿，交给王彪之。照理说，接下来就要颁授这个九锡文了，可是，王、谢等人心里其实是不乐意的。王彪之给谢安出主意：“桓温现在病得那么重，这事且拖拖看！”他们告诉桓温九锡文还没有改好，要再等等。桓温虽然疑惑，但也无可奈何，没拖多久，桓温就病故了。王彪之这一招，使东晋王朝多活了几十年。
在《晋书》里，桓温被描写成一个大奸臣，志在篡逆。假设桓温多撑三五个月，说不定就当上了皇帝。那时，东晋王朝气数早尽，桓温建政，开创新朝，史书的写法可就完全两样了。桓温代晋没有成功，让司马氏政权苟延残喘。司马氏运好，桓氏运差，晋室命长，桓温命短，相差就只那么一点点。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