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新考古资料表明，敦煌是中国最早受到佛教影响的地区之一。1991年，在敦煌悬泉遗址发现的编号为VI91DXF13C②:30的汉简中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是佛教传入敦煌的最早遗迹（参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185-194页）。正是由于这样的佛教基础，才有了后来公元366年沙门乐僔的开窟行为。乐僔开窟成为莫高窟千馀年连续不断开窟造像之滥觞。
随着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开窟造像成为敦煌地区全民性的社会活动之一。在此过程中，那些开窟造像的施主，一方面为了虔诚的信仰时时供养，一方面为了和睦亲属、昭显实力，把自己的形象也画在石窟壁画中，并榜书题名。这就是莫高窟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表明，参与莫高窟开窟造像的包括王公贵族、各级官吏、戍边将士、塑匠画工、寺院僧尼、来往商旅以及平民百姓，几乎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在这里留下了有关信息。供养人像和题记生动、丰富、真实地提供了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除了为我们研究莫高窟营造史提供珍贵的史料外，还为我们研究敦煌历史，特别是晚唐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以及唐五代西北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如晚唐第196窟甬道北壁索勋供养像旁边的题记为：“敕归义军节度瓜沙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巨鹿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这条题记除了记载供养人姓名外，还说明了供养人的官阶（包括职事官、勋官、散官）、辖境、食邑、封户，几乎成了唐代告身，对研究晚唐敦煌政治制度十分有用。莫高窟第98窟现存供养有题名163条，数量之多为莫高窟之冠。这些题名，对研究晚唐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的营造情况、晚唐张曹归义军之间的更迭、以曹氏为代表的敦煌各世家大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与周围民族政权的关系，极为重要。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经过敦煌研究院几代学者多次考察、抄录、整理、校勘，编成《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文物出版社，1986），成为敦煌石窟研究基本工具书。图1莫高窟第98窟东壁门南“穿冕服的于阗国王”（五代）吴健摄大家知道，古代敦煌是多民族聚居地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有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诸多民族在敦煌地区活动过，除了传世文献及敦煌出土文献中有过记载之外，莫高窟壁画中也留下了他们活动的影子。莫高窟第220窟东壁门南有一幅依据《维摩诘经·方便品》所绘的《王子官属问疾图》，画面描绘了一组外国王子、使臣群像，共11人，面貌各异，肤色和服饰均不同，神采风貌各有特点。此图绘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前后，画面所表现的实际是初唐时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和使臣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情景。又如，从公元781年到公元848年，吐蕃统治敦煌达67年，莫高窟第159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的“吐蕃赞普问疾图”，就是吐蕃统治敦煌的具体写照。另外如莫高窟第100窟东壁门北回鹘公主供养像、第98窟东壁门南于阗国王供养像、榆林窟第29窟南壁的西夏武官像、东壁门东的西夏僧国师像、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的蒙古贵族像等，都是唐中期以来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形象反映。可以说，敦煌石窟壁画是展示中古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画卷。
二
敦煌石窟是以佛教为内容的石窟，各类彩塑和壁画，每一类都包含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涉及印度、中亚、西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佛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意义。
我们知道，中古敦煌社会，佛教是社会生活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对佛教的信仰，成为敦煌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利用种种所谓“方便法门”，鼓励人们信仰佛教。诸多佛教经典中都强调写经、诵经、转经、造窟、造佛堂、造兰若、造像（塑像，画像，印沙脱佛，绢、麻、纸造像）、浴佛、行象、造幡、造塔、安伞、燃灯、施舍、设斋等，可以作为一种“功德”，为自己带来福报或者免除灾难，甚至口称“阿弥陀佛”，念诵“观世音”名号，便可消灾除厄，获得福报。除了佛教经典外，唐宋时期，这种“功德”思想还通过疑伪经、佛教灵验记、俗讲及其他方式传播，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佛教知识与思想。在敦煌石窟的造像发愿文、敦煌文献中的“造窟功德记”、写经题记及其他有关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无论世家大族、地方精英还是普通民众，无论高僧大德还是一般僧侣，都信奉和遵从这种功德思想，并成为他们的信仰内容，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实践。如S.1023《佛说阿弥陀经》题记：
弟子释门法律绍进，比爰年衰月厄，求少福分，充为怨家债主，转生人道、天中，领受功德，莫违（为）雠对。
S.4406《般若心经》题记：
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报十方诸佛恩，诵观自在般若百遍千遍，灭罪不虚。昼夜常诵，无愿不过。
与写经题记相呼应，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出现了日常生活中信仰的内容。莫高窟第103窟南壁有一组拜塔图，塔前一周共有八位信徒，身着普通民众服装，绕塔行礼，画面共展示了合掌平拱、举手高揖、五体投地、长跪、胡跪五种礼拜方式，尤其是对五体投地、胡跪等礼拜形式的形象描绘，使我们在文献记载之外，看到了这种礼拜方式的直观形象。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时期的宗教生活，而且也展现了印度及西域的各种礼拜方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此外，莫高窟第113窟北壁绘有因供养佛塔而往生兜率天的画面，第85窟南壁、第156窟南壁《金刚经变》中也绘有拜塔供养的画面。还有，如莫高窟第12窟北壁、第146窟北壁、第148窟东壁、第156窟西壁龛内、第358窟北壁等窟中有关放生、燃灯的画面；第14窟南壁表现信仰《十一面神咒心经》的种种好处；第76窟南北壁所绘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的画面；第154窟东壁门北《金刚经变》表现今生所受轻贱，可以消除前世罪孽的画面；第159窟南壁表现听受《法华经》而得福报，出口伤害诵读《法华经》的人而得恶报；榆林窟第25窟北壁写经、诵经得升弥勒净土等。可以看出，佛教功德思想不强调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和研究，更注重具体的信仰实践，既简单明了又方便易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这一思想，因此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通过信仰实践积累功德，从而获得福报的思想，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基本的佛教知识与思想。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的发展与繁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思想流行并推动的结果，因而也推动了佛教信仰成为敦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敦煌石窟的这些图像以视角传导的方式，形象地记录了中古时期人们的宗教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图2莫高窟第103窟南壁“法华经变之方便品之绕塔供养”（盛唐）孙志军摄
三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及相关的福田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楞伽经变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某些细节。
农业生产方面，壁画不仅将犁地、播种、收割、运输、打碾、扬场、入仓等农耕生产的全过程绘入画面，而且还描绘了诸多生产工具，如犁、镰、扫帚、木杈、木锨、梿枷、簸箕、耱、耙、锄、铁锨、扁担、秤、斛、斗、升等，有些工具是河西地区特有的，有明显的西北地方特色。如莫高窟第23窟北壁的“雨中耕作图”，依《法华经·药草喻品》而绘，画面上乌云密布，时雨普降，一位农夫正挥鞭策牛，雨中耕作；另一画面则表现农夫一家三口坐在地头，父子捧碗吃饭，农夫关切地注视着他们；另一块地上，一农夫肩挑庄稼正往回走。这一田头小景，被画得妙趣横生，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情趣。榆林窟第25窟北壁西侧的“耕稼图”（封2），表现的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于龙华树下成佛，大地一片净土，“雨泽随时，谷稼滋茂，不生草秽，一种七获，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经》）。根据这一情节，绘制了播种、收割、打碾、入库等画面，其中的六股杈、芨芨草长把扫帚，都是当地特有的工具。莫高窟445窟南壁《弥勒经变》中的“一种七收图”，则是反映唐代北方农业生产生活的代表作。图中绘出了播种、收割、挑运、打场、扬场、田间小憩、粮食入仓等画面，几乎反映了农作物从种到收的全过程，包括各种生产工具在内。特别是图中的曲辕犁，是当时最先进的农耕工具之一，唐代陆龟蒙《耒耜（lěisì）经》对此犁形状有详细记载，但没有图像资料，不知其形，壁画提供了曲辕犁的具体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根据《耒耜经》及第445窟的图像制作了曲辕犁的模型，使人们对中国古代这一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了明确的认识。
佛教主张人与动物之间应保持平等和谐的关系，即所谓“众生平等”“一切有情皆有佛性”，并对射猎、屠宰乃至一切伤害动物的行为持批判态度。由此，敦煌石窟壁画中出现了狩猎、屠宰的场面。另一方面，马、牛、驴、大象等动物作为生产生活的工具，在表现有关佛教的内容时，也被画进壁画里；还有，作为山野、莽原或沼泽、江河中的点缀和陪衬，壁画中也出现了各种动物的形象。这些壁画对于了解古代畜牧业的情况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如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北披的“射虎图”“猎鹿图”，非常传神：第85窟窟顶东披的“狩猎图”，则是《楞伽经变》中“断食肉品”的情节之一。《维摩诘经·弟子品》记载，释迦生病后，弟子阿难持钵为其乞乳，至一大婆罗门家，遇维摩诘。维摩唯恐外道得知此事，耻笑释迦已病不治，焉能普渡众生，即劝阿难赶紧悄悄离开，不要被别人发现。为表现这一情节，莫高窟第159窟东壁门北《维摩诘经变》中，画一山庄，门口立一中年妇女，手捧奶钵。阿难立其前，持钵乞乳。维摩立阿难后。右上侧为一大母牛，腹下蹲一妇女挤奶。母牛张嘴摇尾，呼唤面前的小牛，小牛仰头踢蹄，拼命前奔，然颈的套索被一男孩用力拉着，不许他去。画工紧紧抓住母牛呼唤、小牛前奔这一瞬间，将这对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说这一情节尚不足以反映古代畜牧业情况的话，那么，莫高窟第148窟甬道顶部《报恩经变》中的“牛王舐目图”则可以使我们展开更大的想象空间。画面上除表现牛王以舌舔善友眼睛外，还画出了群牛在草场上悠然吃草的情景，整个画面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古代的牧场。此外，如法华经变中的“马厩图”、“驯马图”（如第290窟中心柱西面的“胡人驯马图”），都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畜牧业发展的情况。如果加上壁画中的各种动物如马、牛、骆驼、羊、猪、兔、鹿、猴、狮、虎、象、孔雀、大雁等，我们就不难想象古代西北地区畜牧业的状况了。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古代国际商业贸易中心，丝绸之路商贸繁盛的景象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一点我们在上节中已作了说明。除此之外，敦煌石窟壁画中还出现了商铺、旅店、酒肆等反映古代商业情况的画面，以及建筑、冶铁、制陶、纺织、酿酒、粮油加工、皮革制造、兵器制造等手工业方面的画面，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古代敦煌地区商业、手工业发展情况的形象资料。
莫高窟第296窟为北周时期的洞窟，窟顶北披东段绘有一幅商旅图，它是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安设桥梁过度羸弱”一语画成的。图中作一桥，两支商队在桥头相遇，桥上为中原商贾，乘马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匆匆走上桥头；桥下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桥。商贸内容出现在以宗教为内容的莫高窟壁画里，说明丝路贸易已成为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画工在进行创作时，自然将现实生活的内容带到壁画中，是北周时期敦煌地区国际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
莫高窟第45窟南壁的“胡商遇盗”图，取材于《观音经变》。画面上有一队胡商，为首者高鼻深目，他们的商队刚转过山头，山谷中就冲出持刀抢劫的强盗，商人们胆颤心惊，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如果我们拂去壁画中的宗教色彩，就会发现，它原来是唐代敦煌地区商贸活动的写照。
莫高窟第85窟窟顶北披有一幅“肉肆图”，是《楞伽经变》“断食肉品”的情节之一。画工依经文，绘一肉铺，铺内竖立的架子上挂满了待出售的肉，门前摆放了两张肉案，一张案子上放着一只宰好的整羊，另一张案子上放着肉块，店主正操刀割肉，案下捆伏一待屠宰的肥羊，稍远处一只狗在翘首仰望，似在期盼主人的恩赐。画面虽与经文本意不相一致，但却真实地表现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业市场的一角。图3莫高窟第45窟南壁西侧“胡商遇盗”（盛唐）宋利良摄
图4莫高窟第85窟窟顶东披“楞伽经变之肉坊”（晚唐）孙志军摄
图5榆林窟第3窟“打铁”（西夏)吴健摄莫高窟多幅《维摩诘经变》中都绘有“酒肆图”，是表现《维摩诘经·方便品》中维摩居士“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情节。画面为一酒店，内有数人，围桌对坐，桌上摆着酒瓶和酒碗，大家正在开怀畅饮，维摩诘立桌前，手持麈（zhǔ）尾，作高谈阔论状，店外一舞者翩翩起舞，一侍者端盘立。莫高窟第12、61、98、108、146等窟中都绘有此情节，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业发展的又一写照。
另外如莫高窟第85窟窟顶东披《楞伽经变》中的“制陶图”，第321窟南壁《十轮经变》中的“建塔图”，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中的“踏碓图”、榆林窟第3窟东壁的《酿酒图》“锻铁图”，更是大家都熟知的反映古代手工业发展情况的图像资料。（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