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乃南北朝时期“北地三书”之一，隋志入史部地理类，此后公私书志多以地志目之。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云《伽蓝记》以地志为经,以史事为纬,“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至于杨衒之的创作缘起和著述动机，毛晋较早做出了概括：“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褒讥内涵究竟为何？释道宣《广弘明集》谓：“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此说延续至今。
但本文认为，《洛阳伽蓝记》内蕴丰富，其主题是多重的，叙述是复线交织的，需要仔细涵咏、体味，不可一言以蔽之。在表面谨严的学术叙述和冷峻的政治历史省思之下，实寄寓着作者作为士大夫的深重的情怀理想。
一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寄寓黍离之悲，是该书写作的缘起，也是贯串全书的叙述线索。
北魏洛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统治者提倡而迅速复兴。鲜卑、汉等各民族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适足以在这个时间与空间中形成互动、交流与融合，北魏王朝盛极一时。《洛阳伽蓝记》写到其时北魏雄踞中央、四夷来附的盛世光景，“宣阳门外”条记载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
这种平和、雍容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北魏盛时人的从容、满足之感。《洛阳伽蓝记》载，孝文帝在洛阳设“劝学里”“延贤里”，又在京师专门修建“四夷馆”，接待东南西北四方投诚之士，又设“四夷里”“四通市”，令其在京洛安居乐业。从“四夷馆”“四夷里”这样的名称可以看出，鲜卑族统治者开始以传统正朔自居，已然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心理，而从“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名称，又可看出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上，北魏王朝有一种掌握了主动权的自信。
至于洛阳伽蓝，就更是集中而典型地反映出了其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盛大光景。《洛阳伽蓝记》自序追叙道：“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全书对于洛阳伽蓝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宏大、寺塔建筑、佛教造像的精美工艺、佛事活动的壮观场面，有诸多描绘，虽然作者自述这样做的目的是“恐后世无传”,故汲汲以“撰斯记”，但从字里行间可以见出他对于往昔盛况的怀恋与追忆。
诸寺之中，永宁寺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描写对象。除正面描述其壮丽精美之外，作者还述及个人的亲身经历。永宁寺九级浮图建成后,杨衒之曾与河南尹胡孝世有幸一同登上过这一当时举世无双的建筑。本有禁令,禁止登塔，而作者竟能获得机会亲临塔顶。因此，对这一次登塔经历，杨衒之颇为珍视，在回忆之时犹且骄傲洋溢，慨叹“下临云雨,信哉不虚！”
除用亲身经历来传递永宁寺的壮美之外，杨衒之还通过他者的眼光来看永宁寺塔：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时已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的菩提达摩，对永宁寺歌咏赞叹，以为乃是神功，且言其精丽的程度阎浮所无，甚至极佛境界亦未曾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饱蕴了作者对北魏全盛时的国力与文化的自豪之情。
又，卷三“景明寺”条记京城行像活动的盛大场景，至于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卷五所录《宋云行纪》,乌场国王问宋云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阀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乌场国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他者眼中，视昔日北魏为“佛国”，这充分表现出其时北魏王朝无以复加的繁盛。而叙述者杨衒之对此亦是颇为骄傲与得意。
二
这样的人间“佛国”，却在历经北魏末年的政治变故及战乱后，毁灭净尽。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行役途经洛阳。此前，洛阳经历了两次重大战争。一是天平四年（537）西魏进攻洛阳，被东魏打败后，又派大将独孤信攻入洛阳金墉城。次年，东魏大将侯景、高敖曹围攻金墉城,侯景放火焚烧了洛阳城。二是武定元年（543），东魏和北周在洛阳北邙山展开激战，东魏最后取得胜利。当作者重览洛阳城时，所见乃是城郭崩毁，宫殿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殿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踟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内外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洛阳伽蓝记序》）
同样的城市空间，因时间的流移、人事的变迁，已面目全非。这里，一字一句，饱含沉痛，可以想见作者的心痛与叹息，读来令人黯然神伤。饶宗颐在为《洛阳伽蓝记校笺》所作序中写道：“凌云望火，罗什不归，凉风满堂，图澄永去；静言以思，伊其戚矣。”可见，亦是深为之凄恻情怀而感伤。
对照的笔法，几乎贯串全书，总是恍若不经意间，令人触目惊心。
景明寺是堪与永宁寺媲美的另一所大寺,乃世宗宣武帝元恪所立。这里曾是洛阳全城常常举行的热闹非凡的佛教行像活动的中心:“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馀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映日金花、浮云宝盖，梵乐法音感天动地、袅袅不绝。而当作者于北魏消亡后“重览洛阳”之际,眼前却是寺塔“寥廓”,耳畔“钟声罕闻”(自序)。前后对照，恍如隔世。
法云寺一节,用了大幅笔墨描绘洛阳的繁盛场景,不无夸耀之意：“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然而,在描述完昔日之极盛后，作者笔锋一转：“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省净的笔法，冷峻的语调，写尽世事沧桑，引人深思。同样，记学禅虚寺：
在大夏门御道西。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
“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只一句，便画出迁邺之后,该寺的凋敝破败景象，令人顿生无尽凄凉意。
书中颇多如此两相对照的笔法，作者的意见观点，在对比中立现。这种对比，似无言的叹息，传递出杨衒之作为北魏旧臣对故国故都的无尽痛惜。清人唐晏称：“彼盖身丁元魏之季，见夫胡后贪权，废长立少，诸王酣豢，纵欲养骄，大臣无元良之佐，宦寺逞城社之威，文士优柔，武夫跋扈，遂以酿成河阴之祸。故此书于尔朱之乱，三致意焉。逮夫鸾辂西行，邦圻迁邺，元氏之局告终，渤海之基方肇，而衒之又所目睹。黍离之悲，无可寄慨，乃于《洛阳伽蓝记》托其怀旧之思焉，岂真为彼教之助乎？”（《洛阳伽蓝记钩沉序》,见《龙溪精舍丛书》）所说甚为中肯。
三
重游洛阳，追记劫前佛寺之胜，藉寓感慨，麦秀之感，黍离之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杨衒之还不止是感慨易代之兴亡，文中还有更广阔的时空慨叹。此点不常为人注意。论者通常关注的是该书所反映的北魏最后四十馀年由衰而亡的变迁。但其实，《洛阳伽蓝记》的叙述，在时间上，由汉至晋，由晋而至北魏，再由北魏而至东西魏，空间上，则由洛阳而至于邺城。“洛阳”被置于更立体的时空之中，其都市文化意蕴，更显丰厚。或许正因如此，尽管洛阳地志不少，但《洛阳伽蓝记》独成典范。而杨衒之的麦秀黍离之悲慨，也因其广阔的时空观照，显得更为深沉、深情。
需要指出的是，《洛阳伽蓝记》的时空慨叹，并未直接形诸文字，只是融化在对洛阳诸地方的记述之中。如，《序》中说及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至此处，杨衒之自注曰：“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交代了建春门的历史由来，将读者的视线由北魏拉回汉代，再至魏晋，由一句“高祖因而不改”，重又拉回北魏。卷五“凝圆寺”条:“凝圆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所谓永平里也。注：即汉太上王广处。”亦是通过自注文字,点明今之永平里，即汉太上王广处。以极为直接的方式，将同一空间的不同时代相对接，令人倏然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
此外，作者还格外关注南北动荡、社会乱离之中个体的命运遭遇，充满悲悯情怀。“正觉寺”条下，写到王肃故事：
肃字忝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卑身素服，不听音乐，时人以此称之。
王肃归顺北魏，其南朝之妻谢氏来奔肃，而此时王肃已尚北朝公主。南北二妻，以五言诗的形式角力，以比兴表述心意，谢诗委婉缠绵，公主所作则大胆泼辣、当仁不让。这样一则故事，颇可视为文学趣事、雅事，而杨衒之将其置于南北朝那个动荡不安的时空来叙述，所呈现的，还是社会的动荡给人带来的乱离之苦，尽管作者不露声色，但还是可以令读者感觉到有悲悯的情怀流淌在其中。
卷三载萧综作《听钟歌》及其身世，颇为悲怆：
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闲堂前，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孝昌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于世。
综字世谦，伪齐昏主宝卷遗腹子也。宝卷临政淫乱，吴人苦之。雍州刺史萧衍立南康王宝融为主，举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杀宝融而自立。宝卷有美人吴景晖，时孕综经月，衍因幸景晖，及综生，认为己子，小名缘觉，封豫章王。综形貌举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综遂归我圣阙，更改名曰缵，字德文，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明帝拜综为太尉公，封丹阳王。
从传奇性的出生，至自南奔北的流离，萧综的身世命运都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对这些北来南人的身世际遇，杨衒之颇有同情之意，通过他们的辗转坎坷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其时社会的离乱给个体、家庭带来的悲剧命运，字里行间，深含悲悯。
总之，《洛阳伽蓝记》的文字带着往日生活的鲜活气息，又带着无可奈何的怅惘。隐藏在冷静文字背后的，是作者深重的情怀：对往昔荣耀帝国的骄傲，对北魏堕落败亡的愤激，对乱离之世的悲怆、哀悯，对时空移换的沧桑慨叹，构成了该书化不开的浓浓的情感底色。这种情怀，使得这部著作不仅是学者之书，亦是文人之书、诗人之书。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