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以德、才、学、识四字来品评、衡量人才的传统。虽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评价，但对文人、学者的评骘，这四个字似更是“须臾不可离”。德、才、学、识，说起来似乎并不难懂，很多人以为，那些一流的人才，特别是一些名家、大家，应该是四者兼备的。道理虽如此，但究其实，这四者关系相当复杂，并不一律。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中，通过对古代大量文学批评人物的具体考察，揭示了四者错综复杂的关系，给人以启发。
在钱锺书先生看来，世事难以一概，人的禀赋性情也各有所偏，学问见解更是千差万别，故德才学识能完美汇集于一人者，可谓举世罕见。暂时先不看“德”这个更为抽象的概念，仅以才、学、识而论，三者不能相副者就大有人在。比如明代竟陵派两位主将钟惺与谭元春，钱先生就指出他们相当高明，但缺少才学，所以他们自己作诗便常常“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104页），所谓“眼高手低”，这是识见高明而才学不足造成的。又比如宋代书画家董逌，他的《广川书跋》《广川画跋》等，提出了不少见识高明的观点，但是，其文“殊不成语”，笔舌蹇吃，文涩难晓（参《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845页）。这也应是文才和学养方面有所不足造成的，即有见识而才学不足。
一般来说，作诗更多地需要才华，而为学更多地需要学识。古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常常显得见识有馀而才力不足，宋代严羽也是一个典型。钱先生曾引明清时期几位学人论严羽的话，如徐祯卿说：“独喜沧浪语语上乘，而严诗故元人耳，岂识见、造诣殊途乃尔？”徐世溥称：“使李、杜论诗，未必及严羽，然羽曾无片言传者。”王士祯谓：“仪卿诗实有刻舟之诮，大抵知（智）及之而才不逮云。”（《管锥编》第5册，255、277页）一方面，能够提出“上乘”的理论，但自己的创作却无片言可以流传；另一方面，如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论诗的观点却未必超过严羽。如此看来，就应该公正地对批评对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既不能因为其创作成就突出就揣测其理论也必然高明，也不能说一个人提出过比较高明的理论，创作上就一定能遵照理论的指导，写出杰出的作品。这种“顺水推舟”式的推论往往不能成立，世事就是这样“不齐”，难以一概。因此，任何批评都要具体而论，一是一，二是二，若一概而论，就必然导致评价上的不公允。
与此相反的是，历史上还有一类文人学者，他们重视才力而忽视学问，这可以明代三袁的公安派和清代袁枚的性灵派为代表。比如袁枚就提出：“作诗须视天分，非关学习。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或骈文，何必借诗卖弄？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见《谈艺录》第200页引）等等影响很大的说法。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钱先生在《谈艺录》中用相当多的篇幅围绕袁枚的《随园诗话》一书展开辨析，无情地揭露了袁氏因为没有坚实的学问为基础，故他的很多话属于道听途说、浅尝辄止，以及袁枚惯于大言欺人、暗中剽窃等行径。看来，钱先生在才、学、识这三者中，更强调学的重要性，因为学是沟通先天之“才”与后天之“识”的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也可以弥补才的不足和识的偏宕，没有学术根基或者将“学问”与“性灵”割裂的“识”往往成为可怕的狂识、妄识。在此，那个隐含着的“德”已经显露出来一些。
钱锺书先生为学一贯坚守中道原则，其论学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比如是否可以就袁枚的例子得出一个结论：有才有学就一定有识了呢？那也未必。清代那些朴学家们的学问不可谓不深厚，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颇有才华，但是有些人论起《诗》来，却头脑冬烘，如胶柱鼓瑟，盲人摸象。比如不明“诗文之词虚而非伪”之理，据诗文“考订”出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以至于“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管锥编》，96页）。其学问之博，适促成了其见识之陋，正如钱先生用赞赏的态度引用王阳明语所说的：“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谈艺录》，535页）准确地把握才、学、识之间的微妙关系，使钱锺书的学术貌似朴学，而终归心学，融会贯通了有清一代汉、宋两大阵营的学术思想，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此外，钱先生还用大量事实证明：“识”也可以分为多种，难以一概，比如南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方面，钟嵘对于诗艺的“全体大用”能够高瞩周览，言谈微中；另一方面，在对具体诗人的品评上，却缺少识见，比如不能赏识陶渊明的杰出，将其归入“中品”，就常为后世所诟病（参《管锥编》，1446页）。用今天的话说，钟嵘属于善于宏观概括而不能洞察入微的人。钱先生还指出，有些人的见识竟然不可思议地分为两截，比如东汉批评家王充，其议论“斩辟处有当风之快，而固昧处又有堕雾之闷，半边之爽朗适相形而愈见馀半之阴晦尔”（同上，264页）。钱先生这些论断绝非空论，句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令人不得不思索、玩味其中的奥秘。
可见，以才学为基础的“识”在文学批评中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才学的归结处，也是批评是否有价值的根本所在。但是，钱锺书并不认为“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才、学、识之前，还有一个“隐身”着的“德”。钱先生在《管锥编》中耐人寻味地论及这样一个事实：陶渊明的作品在南朝时其实有一位“知音”，那就是梁太子萧统。萧统不但编了《陶渊明集》，而且还作序盛赞陶诗。可知萧统与钟嵘恰好相反，属于那种“于艺事之弘纲要指，未免人云亦云，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的人（参《管锥编》，1446页）。但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萧统并世的刘勰和钟嵘两人，都属于对陶渊明不能“悟稀赏独”的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宏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巨著中，竟然对陶渊明只字未提。按理说，刘勰还受知于萧统，以刘、钟对当时文学动态的熟悉和对萧统的了解，不应该不知道萧统的所好，同时萧统又是皇太子，刘勰、钟嵘完全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欣赏口味，顺着萧统的意见说些陶渊明的好话，但是，他们都没有，而是“皆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管锥编》，1450页）。这就是说，刘勰、钟嵘在对陶渊明见识上的偏差恰恰又证明了他们两人具有一种宝贵的批评家的独立精神，这正是钱锺书所概括的“不为势利转移，未尝违心两舌”十二个字，而这十二个字，也正是对“德”的最好说明。由此可见，“德”又是超乎“识”之上的，对才、学、识三者具有统领作用的一种可贵品格。离开了“德”，才、学、识都不足可贵甚至会走向其反面，也就是说，才、学、识适“成就”了其“寡德”“缺德”，这种情况从古今中外的“名人”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所以德、才、学、识四字，以“德”作为统领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常常是“隐身”的，也就是说，它通常并不独立表现出来，但它又无所不在，统贯于其他三个层面之中。
由以上钱锺书先生对德、才、学、识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话：“德”为统领，“才”为天赋，“学”是关键，“识”是归结。这四个字之间，既有内在的关联，又常常难以统一，形成交错复杂的关系。钱锺书从具体的批评事例入手而非从概念入手，通过对具体人物、作品的评析，对于四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既符合实际又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用以评价人才、评价干部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这一辨析过程中，也恰恰体现了钱锺书本人的德、才、学、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管锥编》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