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琉球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在五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与琉球之间进行了全面、频繁的文化交流，并且形成了许多成果，琉球医学著作《质问本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质问本草》的作者是琉球医生吴继志（字子善），生活在18世纪后期。作为一名医生，吴继志深知，没有药物，就难以治病救人。但当时琉球的医药非常落后，人们对许多草药的性能及药理尚不清楚。为此，吴继志决心向中国医生请教。他在琉球采集各类奇花异草，晒干制成标本，然后将每一种标本分别贴在一张纸上，同时在旁边画上该植物的彩图，以便观看者了解其生长时的原貌。贴有七八十种草药标本的纸张汇集起来，就成了一本书册。每年秋冬季节，当琉球游学生来中国求学时，吴继志就托他们把草药标本书册带到福州、北京等地，访求中国名医辨认书册中的草药标本，并且在书册空白处写下注文，以说明其药名、药性等。为了确保辨认的可靠性，吴继志要求每种标本必须经过多位中国医生的辨认。每一位中国医生的辨认注文，都要被掩盖起来，以免干扰或误导其他中国医生的辨认。第二年夏天，琉球游学生将书册带回国后，吴继志就对书册上的注文进行整理。如果中国医生对于某一草药标本的看法没有分歧，吴继志就将该种草药作为确定无疑的药物收入到《质问本草》“内篇”中。只要有一位中国医生的说法不一样，吴继志就将其列为存疑药物，让琉球游学生下一次赴华时再请中国医生辨认。经过反复辨认依旧悬而未决的草药，则被放置在《质问本草》“外篇”中，留待后人继续验证辨识。
吴继志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设计出了一套严谨缜密的草药辨认程序，中国医生也以同样负责的态度来进行辨认。有些草药的辨认过程，甚至经过了多个来回，甚为复杂。对琉球草药“铁色箭”的辨认过程，就是典型的事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一位琉球游学生带着吴继志制作的草药标本来到福州医生周天章的家中，请他辨认。周天章翻遍了《本草纲目》等中医著作，只能辨认出几种，这使他非常苦恼。正在此时，“世业负囊医治”的江西南昌人李旭来到福州。周天章闻讯后，专门找到李旭，请他协助辨认琉球草药。李旭欣然答应，特地留在福州，不仅和周天章一起研究那些草药，而且还“向采药者相为验看，亦更与制药人商议”。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辨识出九种药材，并且认为其中有一种被琉球人称为“铁色箭”的草药就是石蒜。第二年，远在琉球的吴继志收到由琉球游学生从中国各地带回的鉴定意见。对于周天章和李旭所辨认的石蒜，福建名医潘贞蔚、石家辰以及太医潘岳溪都持同样的看法，只有一位名叫陆澍（字雨庄）的福州官员认为这种草药不是石蒜，而是萱花（俗称“金针菜”），其功效是“安神定志、清心明目”。尽管绝大多数中国医生都认为这是石蒜，但吴继志并没有因此而轻易地将此作为定论，而是高度重视陆澍的异议。1785年，吴继志不仅委托琉球游学生将“铁色箭”标本再次带给陆澍，而且还专门附上琉球人所说的“萱花”标本及图画，请他继续辨认。当琉球游学生带着标本兴冲冲地来到福州时，陆澍早已离开此地回松江老家去了。但琉球游学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最后找到一位对医药研究颇深的中国官员陈倬，请他进行辨识。陈倬经过深入的比较研究，最后认定，琉球人所说的“铁色箭”确实是石蒜，而琉球人所说的萱花，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萱花。一种草药，前后经过三年的认真考辨，才得以确定，可见中琉两国的医生学者是多么的认真、严谨。这不仅反映了中琉两国医生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更反映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经过反复质询以及订正之后，吴继志的《质问本草》“内篇”共收录确证无疑的草药四十一种，“外篇”共收录存疑草药九十七种，此外，在“附录”中收录了二十二类既可食用又可入药的植物。值得一提的是，在《质问本草》中，每一种草药不仅都有配图，而且全都是彩色的，其中有的图质量很高。还是以上文所说的石蒜为例。这幅石蒜图选自日本冲绳县图书馆所藏的琉球彩绘本《本草质问》（即《质问本草》），上面抄录着中国医生的各种辨认意见，其中包括潘贞蔚、石家辰、周天章等人认定为石蒜的结论，陆澍所下的“萱花，俗名金针菜”的意见，还有陈文锦等人“其茎根实难条辨，不知何物”的注文。在这些辨认意见旁边，就是彩色的石蒜图画。绿色的叶子，白色的根须，红色的花朵，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甚至连根茎上细微的泛红都被描绘出来了。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图上的花朵实际上呈不同的状态。作为图画主体的两朵红花正昂首怒放。不过，这两朵鲜花的色彩略有差异，一朵较深，另一朵略浅。红花的右下方，是两朵下垂的黑色枯花，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这些姿态各异的花朵表明，吴继志在绘图时，并不是简单地照实临摹原物，而是精心设计，刻意布局，以便观察者能够了解石蒜花朵在不同生命时期的形态。从这幅石蒜图中就可以管窥到，在《质问本草》中，吴继志倾注了多少心血。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医生在辨认草药时，都以明代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为主要依据，但《本草纲目》中的插图却是黑白水墨画，许多细节并没有表现出来，更没有表现出花卉在不同生命时期的不同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继志《质问本草》中的图画要胜于《本草纲目》。
吴继志在编写《质问本草》时，心中有一个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要把琉球的“山产海错”以及“南地北山”的各种药物都绘成图册，然后请中国医生鉴定辨认。遗憾的是，这一宏大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就不幸辞世了。后来，他的儿子吴承成继承其父遗志，经过多年努力，编写《续质问本草》若干卷，可惜此书的详细情况并不清楚。
《质问本草》中的石蒜吴继志在世时，曾在日本萨摩藩暂住过，并且同萨摩藩的一些名医有过交往。《质问本草》编成后，很快传入了萨摩藩及日本其他地方。我们知道，古代日本医药长期受中国的深刻影响，日本医生也是根据中国医药著作上的图画来鉴别日本草药的。但中国医药著作上所画的是中国所产的各种药物，日本人根据这些中国药物图来辨认日本药物，自然容易出现错误。1834年，日本人菅原利保在为即将刊印的《质问本草》作序时，对于日本人这种按图认药的方法有过如下评论：“吾邦赭鞭者流，大率考诸华人所录，征诸其所图，以识其为某物，隔靴搔痒，抑亦远矣。”相比之下，《质问本草》所收录的是琉球本土所产草药，而且是经过中国医生严格鉴定过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所以日本人对《质问本草》非常重视。萨摩藩藩主岛津重豪甚至将其深藏在帷帐内，唯恐被别人偷走。同时，《质问本草》也在日本文人医士之间相互传抄。现在收藏在日本鹿儿岛大学图书馆的彩绘本《质问本草》，就是日本人于1785年根据吴继志当时已收集整理的材料选编而成的。随着《质问本草》在日本的流传，萨摩藩世子麟洲君（也就是后来幕末四贤侯之一的岛津齐彬）担心，手工传抄很容易出现讹误，特别是有的传抄者可能还会在传抄过程中加以发挥或曲解，这样就会造成“辗转迷谬，莫之是正”。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麟洲君下令组织力量将《质问本草》进行刻版印行，并于1837年完成了这项工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部琉球医药典籍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其中一部刻本，目前就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中。
琉球医生吴继志不辞艰辛，广泛搜集本地草药；中国医生一丝不苟，严谨辨认异国草药，无私奉献自己的知识。所以，《质问本草》实际上是由中琉两国医生共同完成的，是中琉两国医药交流的结晶。这部医药典籍有力地见证了中琉两国密切的文化联系，见证了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本文主要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质问本草》刻本，收录于高津孝、陈捷主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二十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