诋诃文章，掎摭利病

曹植《与杨德祖书》收在《文选》卷四十二“书”类，杨修《答临淄侯笺》收在《文选》卷四十“笺”类，又见《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裴注等。曹植信称：“仆少好词赋，迄至于今二十五年矣。”此言有生之年，而非好赋之年。由此推断，两封书信写于建安二十一年（216）。这年四月，曹操进位为魏王，曹植信说“吾王”设天网笼络天下才子，则信又写在这年四月之后。杨修回信称“《暑赋》弥日而不献”，李善注：“植为《鹖鸟赋》，亦命修为之，而修辞让。又作《大暑赋》，而修亦作之，竟日不敢献。”据此还可以把曹植信的写作时间确定在这一年暑月前后，具体说来在建安二十一年五、六月间。

（一）
    曹植在信中，谈及自己对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看法，如为人与为文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标准、关于民间文学的评价等问题。信曰：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忘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开头几句，就像老朋友聊天，非常率直：“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随后说自己喜欢欣赏并写作文章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因此有资格品评建安诸子文章的长短优劣。他特别拈出六位，一是王粲（仲宣），二是陈琳（孔璋），三是徐干（伟长），四是刘桢（公干），五是应玚（德琏），六是杨修（德祖）：“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王粲曾在荆州依附刘表，故曰“汉南”。陈琳曾在冀州袁绍幕下，故曰“河朔”。徐干世居青州，故曰“青土”。刘桢为东平宁阳人，离齐地海边不远，故曰“海隅”。应玚南顿人，地接魏都，故曰“此魏”（一作大魏）。至于杨修，乃是太尉杨彪之子，世居京城，故曰“上京”。所谓独步、鹰扬、擅名、振藻、发迹、高视，意思都是一样的，即名扬一时。所以说“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即隋侯之珠，荆山之玉即和氏之玉，都是举世珍宝。这里用于比喻各位才华如玉，文章雄视天下。“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吾王指曹操，当时称魏王。顿，犹整。八纮，天地之间的广大地区。《淮南子》曰：“九州岛之外，是有八泽。八泽之外，乃有八纮。”天网，弥天之网。崔寔《本论》曰：“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雄。”这两句是说曹操能延揽天下英才而用之，悉集兹国，即汇集京都。这是褒奖各位。

随后笔锋一转：“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飞轩绝迹，即文章还不能达到极致，也就是说还有所不足。他特别以陈琳为例，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陈琳的辞赋不是强项，但是他反而自比司马相如。作者嘲笑他画虎不成反类犬，评价很低。“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曹植此前曾有书信嘲讽陈琳的辞赋，陈琳不解，反而认为是赞美他。钟子期知音，听必不失，至今人们称赞他。作者由此感叹说：“吾亦不能忘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忘叹，或作“妄叹”，即不敢信口开河。这里有知音难觅的感慨。

是他不理解别人，还是别人不理解他？从下文看，作者以知文自居，是担心别人对他有误解。他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他的好友丁廙（字敬礼）常常叫自己为他润色文字，曹植多次推脱。丁廙说：“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文之佳恶”，五臣本作“文之佳丽”。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认为“佳丽”为是：“言吾自得润饰之益，后世读者，孰知吾文赖改定耶？”黄侃《文选平点》卷五则力主“佳恶”。他说：“恶，《魏志》作‘丽’。然此不误。意言子定吾文，吾可以自得其佳恶。后世既与吾不相知，亦焉贵定吾文耶？其旨如此，非欲假力子建以欺后世也。”

“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这是《史记》的记载。孔子的文辞，或许可以彼此互用。至于孔子所修《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作者引此，改“赞”为“措”，措，更改。过此，除此。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只有孔子的《春秋》，弟子不能改动一个字。除此之外，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言下之意，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间。但是由谁来品评修改，还是有一定讲究的。“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南威，古代美女。《战国策》载，晋平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龙泉，宝剑名。作者这样写，无外乎是想说，只有南威这样的美女才能说得上美艳，只有龙泉这样的宝剑，才能谈得上锋利。还有一句话，作者没有说，即只有像作者这样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品评文章。刘表的儿子刘季绪曾著诗赋颂六篇，论才能不及上述各位作者，却“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诋诃，毁谤、斥责。掎摭利病，指摘毛病。作者认为这样做不自量力。战国时，齐国的诡辩家田巴常常口出狂言，随意评说三皇五帝以及春秋五霸，让很多人佩服。鲁仲连对他提出指责，说敌军压境，国家处在存亡之秋，先生的议论并不能救国家之急于万一，不如闭嘴不说。田巴从此果然闭口不言。刘季绪的论辩功夫显然还不及田巴，当今像鲁仲连这样的人应当很多，像刘季绪这样的论辩应当停止了吧！当然，作者又退一步讲，就是文章的好坏，也没有一定之规。就像“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人们都喜欢鲜花的芳香，但是海边就是有人喜欢臭鱼的味道。相传黄帝乐叫《咸池》，颛顼乐叫《六茎》，后世看来都是圣人的音乐，所以大家都喜欢，只有墨翟著《非乐篇》表示异议。所以对于文章好坏的评价，相去甚远。

尽管文学批评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批评者要有一定的创作实践才应是基本要求。为此，作者寄出新近撰写的辞赋，希望得到杨修的品评：“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街谈巷说，击辕之歌，乃市井俗说、野人之歌。作者自谦虽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匹夫之思，亦未可轻易放弃。更何况，这些创作终究属于“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由此看来，作者并非是真心贬抑文学，而是自谦所作肤浅。东方朔《答客难》说自己“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官位很小。扬雄自幼以文学名世，但是后来著《法言》，说这些少作乃“雕虫篆刻，壮士不为也”。曹植以东方朔、扬雄自比，说：“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韩愈《答崔立之书》“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吾以发吾之狂言”，亦本此而来。他们都是以立德立功为目标。如果选择立言，曹植也愿意做一个“采庶官之实录”的史学家，或者是“辩时俗之得失”的思想家，依然没有文学的位置。这是因为，史学家、思想家可以“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这里用了几个典故，一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立下的誓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目的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二是用张衡与人书中的话：“其言之不惭，恃鲍子之知我”，以管仲和鲍叔相知自比。三是用庄子与惠施的友情自比：“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惠子，即惠施，战国时魏国著名的刑名家，与庄子为至交，常互相辩难。惠子死后，庄子过其墓，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也，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庄子称没有论辩的对手了。作者这里以惠施喻杨修，以庄子自比，说明两人相知很深，故敢于如此大言不惭。
    （二）

杨德祖，即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弘农杨氏，三世公卿。杨修又为袁术外甥，博学多才，聪慧机智，与曹植关系甚为密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立曹丕为太子，视杨修为后患，借故将其处死。为此，曹操还作《与太尉书论刑杨修》，称：“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之累，便令刑之。”杨彪亦作《答曹公书》，表现出惊人的平静。曹植的母亲卞夫人也曾《与杨太尉夫人袁氏书》，袁氏亦有《答书》论杨修被刑，称杨修“始立之年毕命”（这几封书信，并见于《古文苑》卷十。又见《殷芸小说》，文字略有异同）。从蔡邕《杨赐碑》中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始终较有骨气。《三国志》裴注引《典略》载，杨修临刑时对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因为他知道，自己实际受到曹植的牵连。“修死后百馀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从这个背景看，杨修应当说是一个具有才华又非常自负的人。信曰：

修死罪死罪。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于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鹖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增其貌者也。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贤圣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諐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辄受所惠，窃备蒙瞍诵咏而已，敢望恵施，以忝庄氏？季绪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

杨修信的开头亦如曹植，比较率直，说“不侍数日，若弥年载”。侍，指侍奉左右。几天未见，就好像隔了好几年。当然是由于对我多所爱顾，一往情深所致。不仅如此，还“损辱嘉命，蔚矣其文”。曹植地位高，其致信给杨修，实在有所“损辱嘉命”。其文章格高，近似《诗经》中的《雅》《颂》。认为曹植对于王粲、陈琳、徐干、刘桢的评价非常准确。曹植说：“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回信一一对应：“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于对自己的赞美，作者回信说有所不安：“至于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曹植说“足下高视于上京”，回信说：“目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家语》载孔子曰：“出乎四门，周章远望。”周章，惶遽，谓无暇顾及远望上京。然后作者笔锋一转，便把颂扬送给了曹植：“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君侯，指曹植。发、旦，为周武王、周公之名。圣善，用《诗经》“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母氏圣善，我无令人”之意，谓其有母教之善。五臣注谓圣善指父教，这样的理解有点牵强。“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徳，光赞大业而已”。这几句针对曹植文章最后一段话而言。曹植谓自己“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杨修则认为曹植独秉承美德，能够光赞大业。至于其文学业绩，虽然不是刻意追寻，业已“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王，王粲。陈，陈琳。言君之才，皆包含众人，度越于其外。“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这是说曹植的才能是上天赋予的，无人企及。这种才能，是自己亲眼所见，每次写作，似乎“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其才能之高，如日月高悬，难以逾越。杨修自称只有仰望的份儿。曹植作《鹖鸟赋》，命杨修同题而作，杨修辞不应命。曹植作《大暑赋》（陈琳、刘桢亦有《大暑赋》，见《艺文类聚》《初学记》《韵补》等书节引），杨修虽然亦有和作，但是多日不敢拿出。“见西施之容，归增其貌者也”。增，集注本、九条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日古抄五臣注本《文选》并作“憎”，当是。就像见过西施的容貌，就会自嫌其丑了。来信叫杨修勘定文章，这叫杨修不安。故曰：“猥受顾锡。”猥，顿。锡，赐。

曹植信说孔子修《春秋》，弟子不敢赞一辞。杨修回复说：“《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将其放在咸阳城上，有增改一字者予以千金。又说：“《淮南》，字直千金”，《文选钞》：“《淮南》成，亦悬视，能改一字，赏五百金。”从目前文献记载看，似乎没有人提出修订意见。原因何在？“贤圣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卓荦，高大状。这是说曹植的论著超越群伦。至于诗赋，不经过孔子的删改，即与《风》《雅》相近。

然后说到自家扬雄：“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少作”是什么呢？扬子《法言》曰：“或问吾子少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原来，少作多指辞赋。而老来著述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作者说：“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諐邪！”諐，过失。仲山，指仲山甫。周旦，指周公。《毛诗序》曰：“《七月》，周公遭变，陈王业之艰难。”然《诗》无仲山甫作者，而尹吉甫美仲山父之德，未详德祖何以言之。五臣张铣注：“周公作《鸱鸮诗》，仲山甫作《周颂》，此二人是古之圣贤，各有诗颂，如所君侯引子云之说，则皆为过阙也，不得复贤圣。”所以杨修说，曹植叫他润色文稿，实在是忘记了前贤的功业，只是记住了杨家子云的话，还是深思不足故也。

至于经国大美，千载名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应当与文章相辅而行，彼此不相妨害。他说自己读到这些文稿，就像蒙瞍一样，只能咏诵而已，亦不能赞一辞。曹植书信最后引《庄子》典故，把自己与杨修的关系比作庄子与惠施一样，这里作者愧不敢当，回复说：“敢望惠施，以忝庄氏？”忝，辱也。至于说到“季绪璅璅，何足以云”，指刘季绪才情浅陋，不足挂齿。璅璅，小器。这也是回应曹植所说“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最后几句“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能改斋漫录》说书尾“不宣”，始见于此。
    （三）

综上所述，曹植较多自己的观点，杨修的文字很美，却比较空泛。

第一，对建安诸子的评价。与曹丕不同，曹植在信中只提到六位作家，即王粲（仲宣）、陈琳（孔璋）、徐干（伟长）、刘桢（公干）、应玚（德琏）、杨修（德祖），没有孔融和阮瑀，因为二人分别在建安十三年和建安十七年即已离世，故不论。总体来看，虽然都很优秀，但依然未能“飞轩绝迹“，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极致，还有所不足。这里，他指出陈琳的不足，说他“不闲于辞赋”，却以司马相如自比，作者嘲笑他画虎不成反类犬，评价很低。这一点与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说，人多“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一点，杨修也表示赞同。

第二，关于文学批评问题。《史记》记载说，孔子作《春秋》，弟子不能赞一辞。在作者看来，只有孔子的《春秋》，别人不能改一字。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著作不能改动。他就很欣赏丁廙（字敬礼），多次叫他修改润色文字，作者认为，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必要的，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间。

问题是谁来批评，持什么样的标准来批评。刘表的儿子刘季绪曾著诗赋颂六篇，论才能，远不及上述各位作者，却“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作者认为这样做不自量力，没有资格批评别人。这里的潜台词是说，只有像他这样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品评文章。这就涉及到批评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不管怎么说，有一定的创作经验，对于批评者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作者也承认，文章的好坏，并没有一定之规，批评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当然，如何做好文学批评，作者并没有展开讨论，后来的《文心雕龙·知音篇》才有系统的论述。

第三，关于民间文化的价值。曹植信中说，街谈巷说，击辕之歌，乃市井俗说、野人之歌虽是“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这个观点也很重要。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充分吸收民间创作的经验。我曾在《曹植创作“情兼雅怨”说略》（《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日）一文指出，曹植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下层文化色彩，这与曹氏家族“三世立贱”特殊家族背景密切相关，也与东汉后期文化重心下移密切相关（参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才为出身寒微的曹氏家族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反过来，曹植家族当政后又为这种“风衰俗怨”的潮流推波助澜，逐渐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